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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集中领导经济的效力，加强中央在实现党的经济战略的基本目标方面，确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比例、国民经济的平衡方面的作用。同时应当结束中央干预下级经济部门业务活动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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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扩大联合公司和企业的独立自主性的范围，提高联合公司和企业取得最大的最终成果所负的责任。为此，要使它们转向真正的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和自筹资金，使各集体的收入水平直接取决于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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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国民经济部门改用经济领导方法，为此要改变物质技术供应工作，完善价格形成、拨款与信贷制度，制定有效的反浪费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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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管理工作具有现代化组织结构，并考虑到生产的集约化、专业化与协作化趋势。这指的是建立相关部门的综合体、跨部门科学技术中心、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公司、地区——生产联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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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将部门的经济管理同地区的经济管理合理地结合起来，使各共和国和地区得到综合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安排合理的跨部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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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管理的全面民主化，提高劳动集体在管理中的作用，加强自下而上的监督，加强经济机关工作中的报告制度和公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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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报告中还指出：苏联处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最重大的改组时期。这种改组已经开始进行。工业企业主要向两级管理制度过渡。从1986年开始，经济试验的新的经营方法在企业和联合公司中采用，这些企业和联合公司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一半。他还强调，对以前的改革试验虽一直在进行，但苏联的改革是刚刚起步。［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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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七大后，围绕扩大企业权限，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继续推行1984年安德罗波夫执政时已开始的改革试验，同时根据二十七大确定的改革方针，对试验的内容加以完善、充实和提高，并积极着手准备完整的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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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七大还通过了关于《苏联1986年至1990年和至200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的决定。在这一决定中，专门有一部分论述“完善国民经济的管理”的内容，并要求：“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所有经济部门都要改行新的经营方法。”［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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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对改革进行大讨论和再动员。会议的主题是改革、民主和干部问题，要集中解决的问题是：苏联究竟要不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并提出要实现根本改革就要依靠民主化和排除来自干部方面的阻力。这里人们会问：根本改革的方针已在1986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七大的决议中通过，为什么时隔不到一年又重新讨论这个问题？主要原因是：二十七大后，一方面改革逐步取得进展，改革的试验工作在进行；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不少改革阻力，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党内外各阶层特别是干部对改革的认识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不少人对改革持“等待”态度，有人“公开阻挠”改革。所以，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指出：“向好的方面的转变进展缓慢，改革工作比预想的更困难，社会中积存的问题的根源比原来预想的更深。”不少人对改革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常常问：“转变是否太急了？”［31］针对这种情况，对根本改革的方针，必须再次进行大讨论，重新分析苏共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之前党和苏联社会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搞清产生消极趋势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统一认识，以便使已经开始的改革变得不可逆转，并且还需要指出改革的具体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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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全会上，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民主的重要性。指出“民主不单纯是个口号，而是改革的实质”。［32］强调民主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民主化来排除改革的各种阻力，发展改革形势；二是通过民主化，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以此来推动和实现改革。戈尔巴乔夫在提出民主这一重要性的同时，还强调发展人民自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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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全会上，还首次正式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一是苏联社会正在积聚危机因素；二是由于过去政策的失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形成了“阻碍机制”。［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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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一月全会主要讨论究竟要不要进行根本改革问题的话，那么六月全会主要解决如何进行根本改革的问题，要提出改革具体原则和方案。戈尔巴乔夫在这次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党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的报告。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天我们将讨论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这指的是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即经营机制的体制的质变。”［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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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月全会上，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和《苏联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以下简称《基本原则》和《企业法》）两个重要文件。接着，1987年7月17日，苏联又通过了有关计划、价格、财政、银行、物资技术供应体制改革等11个决议。这样就与实施《企业法》相配套，形成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完整的综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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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7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方案形成之后，逐渐进入经济体制改革具体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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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改革的实践证明，从1987年下半年到1990年具体实施改革方案过程中，苏联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局面，发生了不少重要事件，使得经济改革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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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1月，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和美国哈泼罗公司分别用俄文和英文出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一时轰动国际社会，对苏联的改革与对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按戈尔巴乔夫的说法，此书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宣传性论著，但“是以一定的价值观念和理论前提为依据的。这多半是对改革，对我们面临的问题，对变革的规模，对我们时代的复杂性、责任和独特性的评述和思索”。从改革角度讲，戈尔巴乔夫说，要回答的问题有：“何谓改革？为何需要改革？改革的实质和目的何在？改革摈弃什么和创造什么？改革进行得如何？它会给苏联和国际社会带来哪些后果？”［35］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有个形成过程，它是把此书出版前，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和当今世界的各种想法、思考和观点加以系统归纳，并提出了总的看法。如果对新思维的最主要内容作一个非常简要的归纳，大体上说，包括以下含义：从国内来讲，提出对原有的体制必须进行刻不容缓的根本性改革，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改革“将发生第二次飞跃”，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有个新的面貌；从对外关系来讲，“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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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要指出的是，如果在1986年至1987年党内斗争主要表现为叶利钦与利加乔夫之间的话，那么，后来，叶利钦把戈尔巴乔夫视为斗争的目标，斗争的主要内容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但最后发展到如何对待苏共和苏联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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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6月28日—7月1日，苏共举行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在会上戈尔巴乔夫作了《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从报告内容来看，提出了不少重要问题和有关社会主义与改革的理论。一直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由于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这样苏联从这次会议之后，只搞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搞经济体制改革了。实际上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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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们可从这次会议的目的来分析。戈尔巴乔夫在会上的报告，首先是总结了从1987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情况，一方面指出，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的进展，“已成功地阻止了国家滑向经济、社会和精神领域的危机”。另一方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到处都在全速地出现好转和革命性改造已经不可逆转，“还未消除造成障碍的深刻原因”。戈尔巴乔夫明确地指出：“今天我们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但它们之中哪个是关键问题呢？苏共中央认为，改革我们政治体制就是这样的问题。”他还讲：“今天，改革的根本问题——经济改革、发展社会主义领域、教育人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对待我国发生的一切——所遇到的障碍正是僵化的权力体制，这个体制的行政强制结构。”“如果我们不改革政治体制，我们所有的创举，所有业已开创的大规模的事业将会停滞。”“我们在精神领域做了许多工作，并且无论有多大困难都将进行根本的经济改革。但是，如果我们不改革政治体制，那么所有这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仅从上述所引用的论述，可以十分清楚地说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之所以提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目的就是要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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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政治体制改革要实现的基本任务和最终目的来看，它与经济体制改革要达到的目标也是相辅相成的。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要达到塑造社会新形象的目的，使最终达到的目标与社会主义理想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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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把社会主义新形象最后归为是一种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概念。［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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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并不只是从保证经济体制改革出发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而且还专门讨论了经济体制改革下一步如何推行问题。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谈及此问题时，用的标题是：“始终如一地实行根本的经济改革”。他认为，应特别突出讨论“怎样实现根本的经济改革”，并提出：“考虑到已经积累的经验，我们应当精心准备从1989年初开始完成物质生产领域各企业向新的经营条件的过渡。”［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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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面的分析，主要是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目的，不是让经济体制改革停下来，而是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扫除障碍。但后来由于政治斗争的激烈，政治过热，经济体制改革受到很大冲击，这也是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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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7月2—13日，苏共召开了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苏联政治、经济形势十分尖锐、复杂，党内产生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总结了苏共二十七大以来苏联进行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存在的问题，确定了在社会主义选择范围内进行体制改革与更新整个社会的政治方针，这指的是改革指导思想转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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