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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那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那可能是向社会公开，认真吸取相关党员和群众意见后形成的决策吗？一哄而起的、后来多数被撤销的“开发区”［2］、互相攀比的超标超豪华型的办公楼、培训中心、休闲中心以及不顾客观条件的大广场、大草坪等，有多少是“民心工程”？决策失误和腐败是怎么产生的？糟蹋了多少国家和社会财富、人民的血汗、纳税人的钱？没有民主，能有正确的、科学的决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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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行政开支占财政开支的比重远比其他很多国家为高？［3］“公务”用车、公款“招待”、出国“考察”的“三公消费”为何长期居高不降？“公仆”们怎么花钱，作为“主人”的广大民众何从知晓？这是一个普遍性的体制性问题。由此引起的是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的投入严重不足。“三公消费”高估的是9000亿，一般估计是6000亿。不唱高调，一年省2000亿是完全可以做到的。2000亿是什么概念？浩大的三峡工程自开工建设至2009年，总投资也就是1863亿元。按一年省2000亿计算，省5年可以抵上1993—2003年全国财政对教育的欠账——9391亿元；省4年就相当于2009—2011年3年的医改的投入（预计为8500亿元）；省1年就够全国农村1亿老人3年的养老金（每人每年660元）！民主监督对民生、廉政意义何等重大。而没有民主监督，一些“公仆”就会成为败家子，“主人”则只能当破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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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党员和民众难以履行民主权利？关键是党务政务的公开性和可见度仍然不高，腐败者往往是专权者，习惯于独断专行，暗箱操作，垄断信息，惧怕阳光，拒绝提高政务可见度。一些“问题官员”正是在不透气、不透光的舞台上干着不光明正大、不敢示人的坏事，步步走向犯罪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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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先后指出的，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以上情况说明，腐败得不到有效遏制，一个主要原因是广大党员和民众的知情权、选举权、参与权、监督权没有得到充分切实的保障，这正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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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上述腐败问题越来越警觉，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遏制腐败。但反腐倡廉本身就是一场长期的剧烈的斗争，不是一帆风顺的。最为突出的是：得到广大民众支持的、在国外被当成最有效的反腐倡廉武器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在中国受到相当一部分官员的质疑和抵制而难以实施。这不能不使人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前景深深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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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更加坚决积极地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来遏制腐败，逐步消除特权，就会重蹈苏联共产党变质、国家制度改变性质的覆辙，那真是“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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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什么东西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呢？这就是腐败。所以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指出，“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4］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强调，反腐倡廉“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必须把它“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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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黄立茀：《苏联人为何“不珍惜”苏联》，《南风窗》2008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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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截至2005年，开发区70%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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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3年日本行政开支占财政开支为2.38%，美国比较高，也只是9.9%，我国是19.03%。此后大约在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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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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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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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93．科学发展观与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有何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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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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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理论创新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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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说到底是为了国家富强、广大民众的幸福安康。因此，在取得政权以后，执政的共产党探索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寻求正确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就成了贯穿社会主义建设史的一条主线。在这个探索过程中，付出了不少代价，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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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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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是不同于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新的社会制度，当时世界上的被压迫者对这个新制度寄予很大希望，希望这个新型国家能够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完成了工业化，把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是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主力，赢得了世界性的威望，战后许多国家效仿苏联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在与资本主义进行的长期竞赛中，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新技术革命时代之后，苏联明显落后了，其经济发展速度呈下降趋势，而到了80年代末出现了负增长，苏联人民的生活与其超级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不仅落后于许多欧美国家，还落后于韩国等亚洲国家，人民花费排队买食品的时间越来越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和谐的发展？为什么苏联获得的强国地位不能持久？这与苏联的发展观念和战略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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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模式发展观和发展战略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苏联，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这个发展观，可以概括为“八重八轻”：重政治轻经济，重工轻农，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用轻民用，重计划轻市场，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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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发展观念和战略？苏联是一个在比较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斯大林认为，“落后就要挨打”，为此，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强国防建设；通过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用行政的力量，在短期内赶上资本主义强国；这样一来，重速度、重积累、重国家利益就成为必然的了，而忽视农业、轻工业、民用工业的发展，轻视市场作用，轻视经济效益，不重视个人利益、不重视人民的消费也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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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应该看到，这里的“重”与“轻”是相对的。比如说，重政治轻经济并不是说苏联不搞经济，而是说，在对待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时，夸大了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甚至有些本末倒置，把巩固政治权力当成搞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经济建设变成为政治和军事目的服务，而不是真正的中心任务。问题在于是否“适度”。任何观念和发展战略正确与否，都要视其时间、地点、条件论定；过度了，绝对化了就要出问题、出差错。苏联一直坚持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发展观，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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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想按照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与分配，朝着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方向安排国家的经济生活，其方案是：“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可以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1］但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失败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危机表明，这种做法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符合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要求。于是，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从着重生产关系的变革转入重视生产力的提高。在这一政策下，农民获得了支配土地及其劳动成果的自由，个体工商业主获得了经营的自由，随之市场也活跃起来了，很快克服了经济危机。看到这些变化，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先锋队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生产力已经开始提高了，而这正是现在无论如何都必须马上做的事。”［2］列宁号召共产党员学做文明商人，要求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从发展生产和改善群众生活出发制定政策，让民众感觉生活在苏维埃制度下比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好，从而自觉自愿地建设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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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列宁的转变并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和经济基础不是在人间创造“天堂”，使大家心满意足，“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藉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3］也就是把生产关系的变革放在第一位。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相信军事共产主义的方针和方法是正确的。1928年在苏联发生粮食销售危机后，斯大林便把本是价格不合理造成的农民不愿种粮卖粮的问题归结为个体农民的生产性质造成的，于是，从1929年开始了政策大转变，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消灭了个体农民。这样，组织起来的集体农庄成了受国家支配的经济单位，把完成国家的粮食收购计划当成了第一要务，国家从集体农庄得到了为了积累工业化资金所需要的粮食，1932—1933年，在农村人口大量被饿死的情况下，苏联仍然在国际市场上廉价出售粮食，以换取外汇购买机器设备，完成工业化。在集体农庄体制下，农民没有积极性，苏联的农业长期停滞不前，1963年以后开始从国外进口粮食，其数量逐年增加，到苏联解体前夕出现了严重的食品危机。农业的长期落后制约着苏联整个社会的进步，由此引发的危机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苏联的实践证明不顾生产力水平盲目变革生产关系的做法是不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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