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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3日，普京在同俄罗斯网民对话时坦率地承认，对斯大林的活动“无法作出总体评价”。他说，“你说是‘肯定的’，一些人将会不满意，你说‘是否定的’，另一些人则会不满意。”所以，一方面，普京指出：“显然，从1924年起至1953年，那时由斯大林领导的国家发生了根本变化：它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我们赢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任何人现在都不应该诽谤那些组织和领导这场胜利的人，因为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战争，后果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将更为惨重，甚至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普京又说，“所有这些积极的东西无疑是存在的，然而这却是以不可接受的代价获得的。不管怎样，发生了镇压的情况，这是事实。我们数百万同胞遭到了镇压。这样的管理国家和取得成就的方式是不能接受的。这样做是不可以的。毫无疑问，在这段时期里我们遇到了不单单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对自己人民的大规模犯法行为。这也是事实。对此我们也不应忘记。”［2］普京这种刻意保持平衡的回答显然是顾及俄罗斯社会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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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之前梅德韦杰夫总统对斯大林直率的评价则引起了轩然大波。2009年10月30日，这一天是俄罗斯的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日，梅德韦杰夫发表了题为“对民族悲剧的纪念如同对胜利的纪念一样神圣”的视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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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我相信，对民族悲剧的纪念如同对胜利的纪念一样神圣。极其重要的是，年轻人不仅要有历史知识，而且要有公民的情感。要能够共同去感受俄罗斯历史上最为悲剧性的一段事情。而这里所有一切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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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去想象我们所有民族所遭受的恐怖的规模。恐怖的高潮是在1937—1938年。A．索尔仁尼琴称当时的不尽的‘被镇压的人流’是‘人民痛苦的伏尔加河’。在战前的20年里，我国人民中的整个阶层和整个专业界遭到毁灭。哥萨克人实际上都被消灭了。农民们被‘剥夺了生产手段和土地’，变得毫无生气。知识分子、工人和军人都遭到了政治迫害。所有的宗教界代表都遭到了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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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沉重地说，“我们只要想一想：几百万人死于恐怖和不实指控——那是几百万人。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甚至人应有的安葬权都被剥夺了，而长期以来他们的名字就从历史上勾销了。”他强调，“国家的任何发展、国家的任何成就和理想，都不能以人的苦难和损失为代价来取得和实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高于人的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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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韦杰夫在讲话中以不同于普京的方式触及了俄罗斯社会最为敏感的“斯大林神经”。他强调了人民的历史作用：“确实，斯大林的罪行不能贬低人民的功绩，是人民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人民使我们国家成为强大的工业国。人民使我们的工业、科学和文化达到了世界水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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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梅德韦杰夫自己所预料的，他的这篇视频博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博客发表后，赞扬和批评接踵而至。他后来在同记者谈话中回顾说：“我们有5000万人使用因特网。在总统网站上，对我所说的话有几千份评论。有人写道，国家领导人终于直率地说出了他对镇压时期和对斯大林的看法了。给出了所有的评价，那就是被我称作罪行的东西。有人写道，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斯大林使国家达到了很高的发展水平，我们有了发达的工业，有很先进的社会部门，那里许多产品是免费的，社会几乎没有犯罪。据说，俄罗斯当代领导人也必须取得这样的成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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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为“格奥尔吉”的评论者甚至在总统网站上的跟帖中质疑总统所说的镇压受害者数字的准确性。他写道：“尊敬的梅德韦杰夫总统，我看了您的讲话，我有重要的异议。第一，（镇压的）规模。您说，数百万人死于政治镇压。官方的资料是：在整个斯大林执政时期被枪决的是80万—90万人……第二，所有被镇压者真的是无辜的吗？他们中包括：弗拉索夫分子和‘大恐怖’的组织者叶若夫……第三，为何把主要责任加诸斯大林？斯大林撤销了叶若夫的内务人民委员职务，任命了贝利亚。贝利亚逮捕了叶若夫，并且至少为10万人平反（按照另一些资料约为80万人）。叶若夫等其他许多人有意损害斯大林政策的信誉。我还认为，不能忘记和剥夺斯大林的功绩；而有关镇压问题，必须进行新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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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伊利努尔”对总统说：“您谴责了所谓的‘斯大林政治镇压’。在我看来，这个结论是草率的，必须考虑苏维埃国家生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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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署名“瓦莱里”的网民则发表了相反的意见：“一些评论者歇斯底里发作了。都安静吧。总统并没有触动您的偶像。他是评价那个时代和那些方法……为何只是必须计算被枪决的人？不要算几百万经历过强迫劳动制度的人？难道把他们计算到疗养院里休养者当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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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包括斯大林问题在内的苏联历史问题的辩论和争论既频频见诸大众媒体，更全面地反映在各类历史书籍特别是历史教科书里。任何一位作者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在触及苏联时期重大问题时，都势必引起观点不同的社会集团和人士的争论和非议。譬如，在苏联时期的“政治镇压”或“大恐怖”问题上，自由主义作者在教科书里严厉谴责斯大林乱杀无辜和草菅人命，而斯大林主义者或民族主义作者则认定它是国家治理的一种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合理性。大凡苏联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对立双方几乎一点妥协的余地都没有。因而具有不同观点的历史教科书出版后，几乎必定受到对立方面的口诛笔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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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原因紧密相关的是，俄罗斯国内不同政治集团和力量以历史问题为背’景在现今发展和未来方向问题上的争论和斗争，特别是俄罗斯政府通过规范历史教科书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试图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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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俄罗斯政府特别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前后两位总统而言，出于治国安邦的需要，他们非常希望通过历史证明现在和寻找未来，因而他们对历史问题、历史教育乃至历史教科书极为重视和关注。从普京的历史观来看，他倾向于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苏联历史，强调历史教育特别是历史教科书要培养公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公民爱国主义情感、对自己国家历史的自豪感，因而他主张撰写积极的和正面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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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在正式就任总统和就任初期的时候，曾经是充满历史批判精神和民主理念的。在1999年底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普京对苏联历史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他说，“或许主要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昌盛、社会快速发展和人民获得自由。而且，用意识形态的方法处理经济使我们国家注定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是那么痛苦，但是，几乎在70年时期里，我们一直行走在脱离人类文明康庄大道的死胡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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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俄罗斯未来的憧憬是：“我们只有把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同俄罗斯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指望应有的未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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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普京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如果把建设民主和自由的基本原则理解为共同的原则，那么，我认为，并且我要重申，没有这些普遍公认的原则，我们就无法建立正常的民主国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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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俄罗斯国内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乱象却让普京选择了强人治国的方法。为了整顿国内秩序、加强联邦中央权威和重建俄罗斯大国形象，普京在国内外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包括加强对媒体的控制，取消州长直选，打击经济金融寡头，加强与西方的对抗等。也就是说，在现实面前，普京开始更强调秩序和稳定，突出国家的控制和管理作用。这样的治国理念也必然让他产生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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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历史领域恰恰是关键因素之一。俄罗斯历史一直是困扰俄罗斯人头脑的一大难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先辈们走过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否正确？它对俄罗斯的现在和未来有何经验教训和借鉴意义？这些问题都是俄罗斯人在今天的发展道路上和规划未来发展方向时必须予以明辨并解决的。正如普京2005年在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开幕式讲话中所说，“……我们很清楚，我们对历史掌握得越深刻，对历史理解得越深刻，我们就越能确定自己今天的位置和为我们的孩子们构建未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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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普京及其政府对历史问题的兴趣愈益浓厚。他们评判历史不外乎两种考虑：其一，如何通过表达官方对历史问题的立场和观点来论证当局施政理念和治国方法的正确；其二，如何通过肯定先辈的业绩来树立普通民众对祖国历史的自豪感，促进民众的公民觉悟和爱国主义热情，提振民众对未来发展道路的信心。这样，普京必然要着眼于历史的正面因素和积极因素，更希望历史教科书能记载正面的历史，以此培养青年公民对祖国历史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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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普京在会见俄罗斯历史学家的时候，专门讲到了历史教学书籍的问题。他要求，在教科书里应当阐述历史事实，特别培养青年人对自己的祖国历史和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9］2007年6月，普京总统在同全俄历史教师代表会见中再次强调，教科书要培养学生对自己祖国的自豪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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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韦杰夫总统上任后，对历史问题和教科书同样非常重视。他指出，如果不了解复杂的历史，那常常就不能知道我们许多问题和今日俄罗斯困难的根源在哪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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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反对派政党和人士求助历史，也无非是试图：第一，通过批判历史特别是批判苏联时期的历史来证明当局在道路选择和施政方针上犯有与先辈相似的错误；第二，通过对历史问题的论述证明自己的政纲特别是对未来发展道路设计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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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普京总统第一个任期开始不久，反对党“亚博卢”联盟集团领导人г.亚夫林斯基就指责普京在俄罗斯建立了警察国家。政论家г · 布尔京则断言普京政权是个人专权和独裁政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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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俄罗斯《纪念》协会理事会主席A · 罗金斯基在介绍《斯大林主义历史》丛书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斯大林主义的遗迹在当今生活中是明显可见的。我们没有克服斯大林主义不是因为我们不想克服而是因为我们未能理解和认识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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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在梅德韦杰夫主持的讨论俄罗斯政治体制发展问题的国务会议上，亚博卢集团领导人米特罗欣尖锐批评了政党垄断现象。他指出，这是俄罗斯政治体制的主要和关键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就是表现在三个基本方面的垄断。第一，这是一个政党在各级政权机构和议会中的垄断，这个政党基本上代表官僚的利益并与大公司的利益相联系。垄断的第二个表现是，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中行政权占据全面的优势，它压倒了司法权和立法权。第三个是在社会上的表现——这是一个社会阶层的强制，官僚们对我们社会的其他所有集团和阶层的强制。这样，我们就得出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即，这种制度总体上是苏联制度的再生，而苏联制度的主要缺陷恰恰就是一党垄断……”［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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