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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莫洛托夫做过所谓“第二书记”吧，但自1930年12月莫洛托夫挂上总理名义以后，他这个第二把手的地位就正式没有了。此后由卡冈诺维奇担任此职。莫洛托夫自己也说：“我被任命当了人民委员会主席后，我便要求解除我担任的中央委员会书记一职……斯大林说：‘那好吧。’于是便由卡冈诺维奇担任第二书记。总之，卡冈诺维奇在中央书记处成了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我已到人民委员会去了。”（《莫洛托夫访谈录》第313—314页。按：本文以下的引文，凡引自该书的，均省略书名。）要说在斯大林手下，有三四年时间曾出现过一个近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铁腕人物的话，那么这个人物不是莫洛托夫，而是卡冈诺维奇。1934年苏共十七大后，就大体上由日丹诺夫在党内以更明确的方式来掌握这个位置达十三四年之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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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45个国家代表与会。中共代表董必武出席会议。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开始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图为会议开幕时英、美、苏、中四国首席代表在一起交谈。左起：艾登、斯退丁纽斯、莫洛托夫、宋子文。（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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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莫洛托夫，在苏联领导人中，似乎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下，始终保留了他在新闻版面上第二名的地位。但在1949年斯大林70寿辰发表的全体政治局委员联名祝词中，马林科夫就正式名列首位，莫洛托夫在等待被捕的形势下仍摆在第二名的位置上。二战后，莫洛托夫挂着部长会议副主席之名，实际上只担任外长一职。而在斯大林时期，外长一职并不重要，因为对外大权仅能掌握在斯大林一人手里。所以，实际上莫洛托夫只能以冷战骑士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起不了大作用。而且他的外长职务，在1949年3月，在他的夫人被捕之后立即被公开撤掉。这时莫洛托夫还不到60岁（莫洛托夫素以身体健壮著称），而由一个大镇压的法理与法律的首席制造者维辛斯基担任外长了。维辛斯基是有名的雄辩家，打起冷战来，当然比莫洛托夫更有用。此后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之前，莫洛托夫事实上处于赋闲状态，挂了个一生同他工作无关的、消闲无权的监察部长之职，唯有等待被捕而已。但莫洛托夫的名字在新闻版面上出现时仍然始终是第二名。在斯大林逝世前不久，即1953年1月时，莫洛托夫根本不知道也未参加的事情，报上登出来他竟然还是参加者的第二名！莫洛托夫说：“1953年1月有个……我自己也看了这张报，但实际上当时谁也没有请我出席过任何活动了，因为斯大林那时已公开讲我是右派。”（第549—550页）请读者想想，在斯大林的眼中，莫洛托夫这样的人还是右派，而斯大林要的只是“左派”，那么，斯大林要的“左派”是比莫洛托夫还要“左”多少倍才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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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非常清楚，他很多年都处在被窃听中，在家中也只能讲几句官话，准备克格勃上报用的。几十年要在家里滴水不漏地不讲半句斯大林不喜欢听的话而生活下去，这是多么痛苦的事！莫洛托夫说，“我认为，我这一辈子都受人窃听，是肃反人员告诉我的……他们直言不讳提醒我说话小心点”，“我一向清楚，了如指掌。当然，也就一向提心吊胆过日子”。但是，莫洛托夫反而替斯大林解释，说斯大林这样做是必要的。“……斯大林偏偏有时候很多疑。但他不能不多疑，不能，不能……如果你收到情报，说是……难就难在这里，是啊，难。”（第377页）这就是说，斯大林窃听全国任何人都是千该万该的，因为人人都可能是外国特务！说到这里，想起了苏联常唱的一首歌中的歌词：“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这是多大的讽刺啊！同时也说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的几十年中，在全国的专政机器中甚至在广大人民中早已不知道什么叫法治、人权这些概念了。莫洛托夫本人比谁都清楚，斯大林在最后几年是根本不信任他的。斯大林终生相对信任的可能只有马林科夫一人，所以才决定把大权交给他（日丹诺夫临终前，看来在对遗传学的毁灭性的批判上同斯大林大概是有大分歧了）。莫洛托夫自述，他的夫人波琳娜 · 谢米诺夫娜于1949年2月被捕，罪名吓死人，莫说：“1949年逮捕她时，罪状是她图谋行刺斯大林。”斯还命令莫洛托夫与妻子离婚，斯大林对莫洛托夫说：“你应该与妻子离婚！”“……1948年底我们离婚了。1949年2月她被捕。”（第559页）斯大林亲自逼令莫洛托夫离婚一事，要不是莫洛托夫说的，又一定会说是反革命造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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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还说明，1940年苏共十八次代表会议（注意：是会议，不是大会）上曾开除过一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莫夫人波琳娜作为候补中委被开除了（按：这次李维诺夫的中央委员也被开除了，开除的一批人，当时延安每日新闻上全登了），出面说明开除理由的是日丹诺夫。（日丹诺夫只管意识形态？！）莫洛托夫说：“好像日丹诺夫就这个问题做了详细说明，说她那个单位……出了破坏分子……那里钻进了德国间谍。”（第559页）莫夫人的单位是专管化妆品的，德国人吃饱了饭没事干，要去破坏苏联的化妆品生产？！为什么这个问题要由日丹诺夫这样的“第二号人物”出来说明呢？一来开除的人多，二来日丹诺夫出来说明，就代表斯大林，不容再发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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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正式逮捕波琳娜，这明明是一个小突破口，主要问题当然还在后面。刺杀斯大林！这种事可能是一个老年妇女主谋的吗？后面必然有一群大人物在主持操纵，第一个当然就只能是莫洛托夫了，所以莫洛托夫才立刻被公开免职。波琳娜不过是一条小泥鳅，后面还有一群大鲨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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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访问者怀疑是波琳娜的被捕影响了莫洛托夫，但莫洛托夫十分清楚，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他影响了他的夫人。“是不是受波琳娜牵连？”“她受我的牵连。”“监狱里一次又一次地提审她，逼她供认我并不真心拥护党的路线。我当时的处境就是这样。”（第550页）这说明对莫洛托夫下手之事已迫在眉睫了。这不是猜测，公开爆发是在1952年10月的苏共十九大时。这次中央工作总结报告是马林科夫作的，继承人算是揭晓了。斯大林在大会上只讲了几句欢迎外国代表的应酬话。大会搞了个25人的党中央主席团，主席团候补委员11人，另有书记处成员10人，成了一个近50人的领导“核心”。不知斯大林打的什么主意，可能是实际上即取消了任何集体领导，以便马林科夫个人独裁行事。斯大林却又在25人主席团委员中，指定了10个人为常务委员，正式把莫洛托夫、米高扬二人开除了。大会闭幕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斯大林集中痛骂莫洛托夫、米高扬二人，讲话共两个小时，骂他们二人占了一大半。莫洛托夫只在访谈录中简单提了此事一下。西蒙诺夫是参加了这次会的，在他的回忆录（《我这代人的见证》）中详述了此事。莫洛托夫、米高扬二人估计死期到了，竟不顾一切当场起立为自己辩护。莫洛托夫也自揣，斯大林如再活一二年，他必死无疑。莫说：“我想，如果他（指斯大林——引者注）再活上一两年，我难以保住性命。”（第336页）莫恐怕是太乐观了一点。克里姆林宫大批医学家被捕和判决已在眼前。（有些书说原定于宣布斯大林死讯的1953年3月5日那天开始公审。）判决医生们之前，远胜于30年代的12级台风似的宣传攻势早已展开，一旦开庭，难道真为了只审判这几个医生？医生，引子而已，不知道当场又要创造出多少个上层人物的“间谍中心”出来。谁能肯定这当中没有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等人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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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莫洛托夫的头脑是十分异于常人的（莫洛托夫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苏联类似的人还多得不可胜数），即使无缘无故地被斯大林把他作为“外国间谍”杀了，他似乎也是死得其所。莫洛托夫说：“尽管这类事（指被捕、被杀等——引者注）已出现在我身边，尽管他再活几年我也许保不住性命，但……他完成的艰巨任务是我们任何人，是当时党内任何人都担负不起的。”特别无法理解的，是莫洛托夫竟认为被领袖作为“外国间谍”处死，同死于沙皇屠刀之下（按：沙皇是基本上不屠杀政治犯的），似乎没有什么区别，都很光荣似的。有一个同丘耶夫一起去访问莫洛托夫的人向莫提出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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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曾设想过您的处境：一个跟党走过漫长道路、为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献出身心的人，忽然间竟被关进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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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又有什么呢？噢，上帝！我是从革命观点来看这一切的”，莫洛托夫很镇静地回答，“这些年来，无论是革命前还是革命后，我不止一次死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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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耶夫指出，这次同莫洛托夫谈话的这个人，“客气点说，既不同情斯大林，也不同情莫洛托夫”。这个人还说，“莫洛托夫竟然如此，那斯大林又该是什么样呢……”（第563、564页）这就是说，莫洛托夫的铁石心肠既然是如此，那么，斯大林又该是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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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切勿以为莫洛托夫是党性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不，他坚持的是“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是绝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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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至死都百分之百地支持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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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斯大林就要对他下手了，也丝毫不改变对斯大林的愚忠。为了抬高斯大林，莫洛托夫甚至不惜诽谤列宁。莫洛托夫在访谈录中虽在个别词句中把列宁捧到天上，他说过一次“除了依靠列宁，我们别无所倚”（第575页）。这话也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可究竟还是推崇列宁的，但从全书来看，他根本不是这么想的。莫洛托夫说列宁是神经质的，他说，“列宁的晚年是复杂的，神经质”（第289页）。这问题不重要，列宁晚年多重病，情绪、性格有时不正常，不可避免，可以不论。但他甚至说，“列宁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一些可疑的人”（第286页）。这就纯粹是为斯大林尽杀列宁友人作纯诬蔑性的造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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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强调，列宁信任斯大林，他说：“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成为更坚强的政治家。列宁认为斯大林是可以信赖的最可靠的人，但也批评过他。”（第289页）又说：“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非常密切……是把他当成自己在中央的支柱。他信任斯大林。”（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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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比谁都清楚，他是在硬撑，全然不符合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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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的列宁“遗嘱”问题，苏方已全部公布，由中国人编辑的、1987年出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这一总标题下，发表了列宁口授的1922年12月23日、24日、25日、26日、29日及1923年1月4日等6次信件记录稿。其中，涉及俄共（布）中央领导人的，是1922年12月24日、25日、1923年1月4日的三次口授信。信中涉及俄共（布）中央领导人共6人，即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作者按：6人中的斯大林后来把其他5人都杀了。）列宁对6人都有批评，但批评最重的是对斯大林，列宁对托洛茨基、布哈林两人有突出的赞美，其中对托洛茨基的赞美最高，批评也最轻；对斯大林则没有什么赞美，只有不满与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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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托洛茨基，列宁说：“托洛茨基同志……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但是他又过于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1］看来，是指托氏有点命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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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斯大林，曾和托洛茨基并列被列宁称为“现时中央两位杰出的领袖”之一，但列宁在“遗嘱”中多处提出了党的最大的“分裂”危险问题。列宁在12月24日口授中说：“现时中央两位杰出的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会突然来临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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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毛病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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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3］过了10天以后，即1923年1月4日，列宁专对斯大林又加了大段语气很重的口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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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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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莫洛托夫全知道，因为列宁的这些“遗嘱”在列宁逝世后不久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分小组宣读过了，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二人为了集中力量反对托洛茨基，他们彻底违背了列宁那么严重的警告，二人耍了手腕，硬把斯大林抬过了关，继续担任总书记，同时也为未来的大镇压奠定了基础。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列宁的态度很明显，他是要保托洛茨基，而公开要斯大林下台。白纸黑字，谁能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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