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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遗嘱”有两大用意：首先是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撤下来；其次，列宁指出了6个人的缺点，由于这些人声望特高，斯大林之外的5个人也都有某种可能继任总书记，列宁的“遗嘱”实际上就是认为斯大林连同这5个人也都不适于任总书记。一般很难明白列宁为什么要特别提到皮达可夫。莫洛托夫在另一处偶然提及皮达可夫时，有这么几句话，他说：“皮达可夫是一个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在所有年轻人当中，似乎列宁只看中了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而很少看得起我们。”（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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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同斯大林之间是做了交易的。大会前即商妥，列宁逝世后不久的俄共（布）十三大上的中央工作总报告不由斯大林作，而由季诺维也夫作。于是，季诺维也夫隐隐然代替了列宁似的。再加上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季诺维也夫便一直是它的主席，这当然也是列宁的意见。所以，斯大林这回非退让一下不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可能还以为是自己得到了胜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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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宁、斯大林的关系问题上，莫洛托夫是什么都清楚的，但为了无条件维护斯大林，他不惜信口开河地乱说一通。他甚至同列宁大唱反调，全力歌颂斯大林的粗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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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粗鲁，当然，他太出格了，非常生硬。然而，如果没有这生硬态度（引者按：应当读为‘大镇压’），我倒不知道能有多少好处。我想，这种生硬是必要的，否则犹豫不决、左右摇摆的人会更多。”（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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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公然不顾白纸黑字的文献资料，说列宁“最肯定”斯大林而最警惕托洛茨基的“非常危险”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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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遗嘱当然基本上对斯大林是有利的——纵观各种评价，斯大林是最受肯定的（！！！——引者）……他想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非常危险的人，所以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并列——好吧，你们挑一个吧。关于斯大林，他公开的评价较少，但只有正面的。到后期他也说过斯大林的某些缺点。”（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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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列宁最后两三年，在苏联成立的问题上，他反对斯大林的以俄罗斯为全联盟名称的大俄罗斯主义；反对斯大林关于南高加索三国无权以独立共和国名义加入苏联；对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以及坚决反对削弱对外贸易垄断制等，列宁的主要批评对象都是斯大林，大量文献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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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还对斯大林的缺点采取回避的态度。当访问者问及斯大林有哪些缺点时，莫回答说：“‘缺点？我从来没有给自己提过这样的问题。’……大家都很喜欢他，我不愿意回忆他的短处。”（第364页）在别处，莫洛托夫又强调大家都很怕斯大林，甚至说这是苏联得以生存的一个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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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洛托夫看来，苏联的一切都依靠斯大林。没有了斯大林，也就没有了苏联。莫说：“只要把斯大林杀了，再加上二三个人，一切就可能全完了。”（第361页）原来苏联的一亿几千万人民，都是靠了斯大林的保佑才能活命的。至于其他的二三个人是谁，莫洛托夫没有说，照全书看，当然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三剑客了。其实斯大林下面的真正掌权者是另外的三剑客，即马林科夫、日丹诺夫、贝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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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莫洛托夫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世事似乎什么也不知道。他乐观得很，但是也主观得出奇，他信心十足地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在俄国史上会得以恢复名誉，莫斯科将建一个斯大林博物馆。一定会这样！人们一定会提出这个要求。”（第364页）不过，莫洛托夫也还是说了一点对于斯大林神话不那么很美妙的东西，后文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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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至死拥护并完全肯定他亲自参加的历次大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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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明确认为大镇压不需要任何证据，他认为大镇压还很不彻底，列宁的朋友都很可疑，赫鲁晓夫、米高扬、李维诺夫等人早就该杀了。他至死反对给任何人平反，也反对从监狱和集中营释放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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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大镇压的首要对象是老干部、老领导人，尤其是同列宁有过交往的人们。为了说明这么做的正确，莫洛托夫公开说：“列宁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一些可疑的人。”（第286页）列宁的朋友既然全是坏人，当然就该都杀了。为了拥护斯大林，莫洛托夫不惜如此诬蔑列宁，诬蔑党，诬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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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也承认，肃来肃去的结果，老布尔什维克已经所剩无几了。他说：“我们党排除万难，坚持了既定路线，粉碎了托派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虽说有缺点，虽说可靠的共产党人所剩无几，但……（下面意指斯大林和莫这样的人留下了，就取得了一切胜利）。”（第640页）这就是说：老党员几乎全杀了，所剩无几。在莫洛托夫说这些话时，他既不惭愧，也不悲伤。难道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应该是这样以杀尽自己的同志为职责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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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莫洛托夫看来，苏联的大屠杀还很不够。他明白指出，赫鲁晓夫、米高扬等没有被杀掉，就证明“大清洗”很不彻底。他尤其痛恨李维诺夫，说李维诺夫未被杀，纯属偶然，其实早该杀了。（莫洛托夫竟未看出斯大林为何要留下这张闲牌，在必要时可以打出去。）卫国战争爆发后，有一天，斯大林把李维诺夫叫来，没头没脑问他的外交礼服还在不在，李答还在。斯大林叫他立刻动身到美国去当大使，礼服是现成的，立刻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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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奇妙地提出，是列宁笔下提到的极少数共产党人挽救了布尔什维克。这就更奇了。他指的当然是斯和莫本人等。这是睁眼说瞎话。列宁多次提到斯大林，有时提到莫洛托夫，可是尖锐批评的时候多，表扬的时候很少。最好的证明之一是，斯大林、日丹诺夫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没有怎么引用过列宁表扬斯大林的话（列宁比较重视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长文可能引用了），如果有，而且很多的话，能够不引用吗？列宁真正郑重其事地提到的，是在遗嘱中道及的6个人。这便是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其中批评最尖锐、最严厉的是对斯大林，直至提出要撤去他担任还不到一年的总书记职务。总书记，是中国人几十年来把它神化了，其实就是办公室主任、秘书主任，至多是秘书长这一类的意思，是事务性的，同领袖根本上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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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是：对党内有任何不同意见的同志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开手地予以消灭，而斯大林就是这么做的伟大英雄。莫洛托夫毫不知羞耻地夸奖他自己也是一个“内战内行”的大专家。他说：“列宁在世时，就有那么多不协调的、形形色色的反对派……总要有人放开手脚（！！！——引者）进行镇压。于是，斯大林就实际地承担起这种难题并加以解决。我以为，斯大林对此事的处理基本上是正确的（杀人也有‘基本上’正确之说！？——引者）。我们全力支持他，我是其中一个主要支持者，而且我对此至今不悔。”（第472页）郭沫若在《韩非子批判》中，曾说过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正确话，他说韩非的政治主张是那么的残忍，使人感到韩非的神经似乎是钢丝制成的一般。这是根据上世纪40年代读郭文时的记忆，确否未再查原文。现在看了莫洛托夫的谈话，又感到韩非算什么呢？比起莫洛托夫的神经来，韩非还软弱得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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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无缘无故地、毫无根据地、反反复复地强调，1937年前后的苏联，似乎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如果不反复地大规模推行大逮捕、大屠杀政策，苏联就要立刻完蛋。“狼来了，狼来了！”狼是谁呢！不是希特勒，而是全国的党政军干部和老百姓。但是，在实际上正好相反，1935、1936年时，人们以为要赶上1928年的时期了（即“全盘集体化”的前一年），人民在经济生活上，至少在大城市，多少有了一点能够喘一口气的感觉。再加上苏联于1934年加入国际联盟，他们的天才外交家、一脸和气的老布尔什维克李维诺夫（他的作风同以后几十年由斯大林培养起来的外长莫洛托夫、维辛斯基、葛罗米柯这些顽石般的人物的作风根本不同），在国际联盟会议上，成年累月地呼吁推行“集体安全”政策，大国一致联合起来制止法西斯德国的侵略危险等等。那时苏联在全世界的威信真是高极了：全世界都“左”倾了！同情和拥护苏联的力量在全世界大大地增强了。中国也完全是如此，1935—1937年，苏联在中国开明知识分子中的威望可谓达到了顶点。1936年，主要由布哈林起草的新宪法通过了（拉狄克也参与修改。通过宪法后，这两个人都相继被公开镇压了），在当时不明真相的世界进步人民面前真是耳目为之一新：人类的新曙光又一次照耀全世界了！可是，正在这个时期，苏联却忽然在全国，对上中下层的领导人和干部（包括驻外与援助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一切人员）都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运动。按西方新闻界的说法，整个苏联成了一部大绞肉机，日日夜夜在开足马力地工作。但是，莫洛托夫对此人类内部屠杀的空前惨剧却赞不绝口。此事历史上找不到先例，希特勒的爱将隆美尔元帅参加了推翻希特勒的运动，希掌握了确证，令其自尽，但不宣布真相、然后予以国葬。莫洛托夫说，如果那时不大捕大杀，苏联就生存不下去了：“没有1937年的肃反（引者按：1937年是习惯语，泛指斯大林时期的‘肃反’），我们也生存不下去……不对凶恶的敌人采取严酷措施，是不行的。”（第512页）莫洛托夫认为那时苏联已惶惶不可终日，国家已“危急之至”，如不大杀，就要“垮台”了：“如果不采取严厉措施，就会有更大危险，就会在艰难时刻使国家四分五裂。那时候，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牺牲要大得多，要付出千百万人的牺牲，以至于垮台，无论如何，危急之至。”（第517页）全是废话、空话、骗人骗己的话，这些就是开足绞肉机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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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更莫名其妙地说，只有大捕大杀才是“救国救民”、“挽救革命”的唯一办法：“想想看，这一政策（按：指大规模镇压的政策）是挽救人民，挽救革命的唯一政策，是符合列宁主义及其基本原则的唯一政策。”1935—1939年这一特大镇压时期，怎么会突然出现要以开足绞肉机的马力来“挽救人民”、“挽救革命”的怪事呢？而对于外敌——希特勒德国的生死威胁则一字不提，枪口完全对内，莫洛托夫竟还称之为“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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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上述类似的话，充满全书。事实是，这时的外敌问题，无论德、日两个方向都还未达到立即就要爆发大战的程度，不存在箭在弦上的外敌压境的大危机。这时期的唯一任务，就是加强团结，增强内部各方面的力量，准备迎接德、日两个法西斯侵略国的进攻。强调抵抗德、日的人，如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布哈林[1934年在联共（布）十七大上他作了主要强调准备回击德国和日本侵略者的发言]等，均相继被杀了。但是，照莫洛托夫的说法，苏联的天就要塌下来了，而坍塌的原因，不是外敌，而是来自国内种种“可能”的敌人。因此，当时“挽救危亡”的唯一方法就是加强内部大规模的盲目镇压，把党政军的中老干部都杀得近乎精光。军队中层（团）以上军官损失尤为惨重，几乎连锅端了。朱可夫1939年夏在蒙古同日寇作战（诺门罕事件）中，发现尉级军官当师长，太误事了，华西列夫斯基在1939—1940年的苏联攻打芬兰的战争中也发现大量师长是尉官，因为“校”级军官几乎都杀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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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那些被杀、被流放的人真有罪并有丝毫的罪证吗？答案是完全没有，莫洛托夫也承认他们没有什么谋反及通敌罪证。他们唯一的罪，就是被硬说为“信不过”、“不可靠”，“可能”在将来干坏事！莫洛托夫说：“1937年的肃反是必要的，应当看到，十月革命后，我们虽左右开弓，大开杀戒，取得了胜利。但是，多种残余敌对势力还存在，法西斯侵略大敌当前，他们可能（！）纠集起来。我们幸亏于1937年搞了肃反，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引者按：第五纵队是1936—1939年西班牙反抗德、意法西斯假手国内叛军首领佛朗哥作乱时，敌方自称其派往共和军内部的奸细及内部的反对派是他们的“第五纵队”。）即便在布尔什维克当中也有这样一些人：“当一切顺利时，党和国家尚未面临威胁时，他们是好的，是忠诚的，而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动摇，会投敌。”（第465页）这是斯大林式的典型理论：即人人都可能是“特务”，人人都可能要投敌。救治之法，就是先把他们通通杀光。问题是：按此理论，苏联已无可信之人，国家已无可用之兵，人人都可能是未来的叛国犯！唯一救治之道，就是提前把他们先杀光！这话是从莫洛托夫口中老实讲出的苏联领导人长期关门大屠杀的根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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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中，究竟哪些人信得过，哪些人信不过？莫洛托夫说，凡“执行路线不坚定”的人，均在捕杀之列：“受到镇压的不仅有死硬的右派分子（注意：苏联在1938年初公开杀了布哈林以后，就始终把‘右派’放在了托派之上，一直成为打击的重点对象，莫洛托夫在此也是如此。——引者注）或托洛茨基分子（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还有许多动摇分子，这些人执行路线不坚定，当然也就无法相信他们在困难时刻不会叛变投敌。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之流还是蒙混过关，米高扬之流还是躲了过去，还有一些人……”（第466页）可见，莫洛托夫恨的是没有都杀光。其实，一个该举的例子他却没有提到，就是苏联的一个集团军司令弗拉索夫中将确实在战时投敌了，成为伪军“俄罗斯解放军”的总司令。照莫洛托夫的理论，为避免发生弗拉索夫事件，就要在战前把苏军的排长以上的军官都杀光，才不会出现弗拉索夫这样的叛军司令！按照莫洛托夫的荒唐逻辑（谁都知道莫洛托夫并不是这个荒唐逻辑的发明人），就不能不把苏联人都杀光，这样才能保证在将来不出一个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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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论点不是推测，而是莫洛托夫明确而强调地讲出来的。莫洛托夫的访问者（包括有时同去访问的其他几人），从根本上说，都是与莫洛托夫同调的。（不然他们怎么能有139次之多呢？）有一次访问者对莫洛托夫的“肃反”功勋表示感激时，就出现了这么两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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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进行了斗争，对你们无可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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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指责斗争得不力，没有把坏蛋通通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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