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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主义者播种，伊斯兰主义者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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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快就忘却了，西方曾将本·阿里统治下的突尼斯视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典范，特别是它还继承了“至高无上的战士”布尔吉巴留下的世俗制度和妇女社会地位。本·阿里政府对政治生活及部分公共自由进行了限制，但其开花结果似乎只是时间问题。在等待的过程中，社会习俗日趋自由，旅游者前来享受日光，欧洲的退休人士来购买别墅，外国投资者投资了许多第二、三产业。突尼斯以热情好客和宽容闻名于世，它保证游客的安全，吸引了大量国际文化艺术展览。人们可以在这里找到阳光、生活乐趣，还可以享受热情的接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掌声中，突尼斯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直到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这一切戛然而止。当“茉莉花革命”突然到来，这种“革命”的乐观情绪更加高涨，因为“民主”已经传播到埃及，“革命”已迅速向其他阿拉伯国家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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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2011年10月的突尼斯制宪选举让复兴运动党掌握了权力，历史也因此改变了方向。这个戏剧性的变化让突尼斯世俗运动本身震惊不已，它严重低估了国内宗教极端势力的能量。的确，由于本·阿里政府的查禁，宗教极端势力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近些年，由于再伊斯兰化运动急速发展，突尼斯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进程与伊斯兰世界的发展同步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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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阿里独裁政权按照佛朗哥政权的模式，在严厉镇压反对派的同时，也致力于经济现代化和发展壮大中产阶级。在现代专制君主的阴影下，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而他们想谋求政治权利时却遭到拒绝。在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推行议会民主，中产阶级的诉求得到了满足。政权交替波澜不惊。胡安·卡洛斯国王以其超凡的智慧和魄力避免了军事政变，建立了保障新生民主的君主立宪政体，但最主要的是经济因素。当时西班牙经济奇迹[1]的背景是繁荣的欧洲，世界经济也处于上升势头。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缓和了西班牙国内政治紧张局势。同样，在柏林墙倒塌后，幸运地遇到世界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东欧国家也顺利地完成了民主转型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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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则相反，它是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所激发的。经济上的失败是各国“革命”的导火索。由于经济危机，现代君主失去了对经济的掌控权，但世俗精英没有能力处理这场经济危机。主张世俗制度的政治人物、知识分子、记者向西方寻求贷款与投资，以支持“阿拉伯之春”后的民主进程，控制伊斯兰主义的扩张。这些诉求听上去非常哀婉动人，但是西方领导人和经济学家面对世界经济危机已然乱作一团，分身乏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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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多年以来一直为埃及提供援助，但在持续援助方面越发吃力，而且情况将越来越糟糕。相比之下，反对佛朗哥民主派的西班牙是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掌握政权，给人民带来了美好的希望，而世俗的阿拉伯民主派摆脱暴君枷锁的时候，天空中却布满了世界经济危机的乌云。他们保证要恢复国家的经济，但这些承诺在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没有任何可信度。同世界许多决策者一样，他们并非不了解危机的原因和严重性，甚至连民众也感觉到世界经济已经成为一艘没有舵手的航船。相反，海湾国家由于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有能力对阿拉伯国家进行投资，但是它们特别偏爱伊斯兰主义者。于是，这个时期的伊斯兰主义者依靠海湾君主国提供的石油美元发展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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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济环境，还有一个因素有利于西班牙及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而阿拉伯“革命”国家并不具备——共同的价值观：在妇女着装、妇女在两性中的角色以及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角色等问题上不存在冲突；在饮食和娱乐方式上也不存在任何争议；在宗教地位、多教派、宗教仪式及其与艺术的关系方面也不存在争议；在宗教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宗教要倾听国家的意见，即使在天主教色彩浓厚的波兰，也实行世俗制度并尊重信仰其他宗教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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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西班牙后佛朗哥时代的民主派内部，及东欧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民主派内部，均不存在文明的冲突。阿拉伯国家，却因为世俗派与伊斯兰主义者的价值观严重对立而存在冲突。因此，2011年10月23日就突尼斯制宪选举而进行的竞选活动，竞选缺乏对经济因素的关注，主要围绕世俗派的民主价值观和伊斯兰民主价值观而展开，一部分突尼斯民众选择了西方民主，另一部分则想保留穆斯林文明。但文明的冲突已经成为伊斯兰国家的中心议题，俨然成为建立世俗民主制度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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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萨拉菲派将国家搅得一团糟，反对政府经济政策的罢工此起彼伏之际，全国制宪大会制定新宪法的日程被推迟了。2012年8月13日，哈比卜·科赫德（复兴运动党人）曾指出，2013年2月，全国制宪大会将出台新宪法。目前为止，政府已经将2012年10月23日，作为实行新宪法的最后期限，并预告大选将在2013年3月举行。突尼斯各主要政党有一年的时间回顾2011年10月23日的制宪选举，以修订新的基本大法并替换“革命”后管理国家的临时法规。这些工作是没有尽头的，因为复兴运动党的伊斯兰主义者要求实行纯粹的议会制度，而其他政党希望国家元首拥有重要特权。第一份草案很可能在2012年7月底公布，一份“初稿”有望很快出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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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的过程中，突尼斯陷入混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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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朗·阿尔图·杜普莱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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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班牙经济在佛朗哥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西班牙成了当时世界上仅次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第二快的国家，这被称为“西班牙经济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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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4年1月26日晚（当地时间），突尼斯制宪会议通过了新宪法。次日，新宪法正式签署。2014年11月23日，采用新宪法后的第一次正规总统选举举行，世俗派政党突尼斯呼声候选人贝吉·卡伊德·埃塞卜西当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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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利比亚：前途未卜——对利比亚交战各方的评估报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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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恐怖主义研究与受害者援助中心（CIRET-AVT）、法国情报研究中心在地中海和平论坛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国际代表团。该代表团先后对的黎波里（2011年3月31日至4月6日）、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班加西和昔兰尼加（2011年4月19日至25日）进行访问，并与各方代表举行会谈，其目的是以完全独立和中立的立场评估利比亚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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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代表团成员包括：萨伊达·本哈比莱斯（阿尔及利亚人），前团结部长，前参议员，CIRET-AVT创始成员，联合国支持公民社会奖获得者；伊夫·博内（法国人），荣誉省长，国民议会前议员，领土监护局（DST）前局长，CIRET-AVT主席；德克·博格斯（比利时人），独立专家；埃里克·德纳塞（法国人），法国情报研究中心主任；安德烈·勒梅尼昂（法国人），独立专家，CIRET-AVT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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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代表团的行动遵循以下原则：采用民主原则——尊重自由、人权，抵制违反联合国准则及决议的行为；保障平民的安全；在冲突中采取中立；禁止促进民族利益；反对一切违反国际法或与联合国宪章相抵触的，以所谓干涉权为基础的外国军事介入；陈述事实而不加以评判；采取批判的观点。关于最后一点，我需要强调的是，该代表团对危机局势及各种信息进行了分析和解读，最终做出一份有分量的鉴定。在整个任务期间，在需要通过调停而不是军事手段解决的冲突中，代表团一直对会谈方被操纵的风险保持高度警惕，与反政府武装和的黎波里方面均保持一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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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9年以来，穆阿迈尔·卡扎菲将独裁政权强加给他的国民。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强调该政权广受批评的属性，面对这样的情况，向往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才最具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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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实研究表明，利比亚“革命”既非民主的，也非自发的，而是一次由利比亚东部发动的，以报复和分离为主旨的武装起义。它试图以“阿拉伯之春”的方式出现，实际上对此却并无贡献。因此，利比亚运动无法与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众“革命”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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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各方面情况显示，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只是一个无法协调各方利益的反政府联盟。其中，真正的民主派只占少数，他们必须同卡扎菲以前的亲信、前政府复辟分子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拥趸共事。由于联盟中其他派别坚持按各自的意愿来引导委员会前进的方向，尽管民主派意志坚定，但全国过渡委员会仍无法提供任何对未来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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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爆发“阿拉伯之春”的国家中，只有利比亚的伊斯兰风险不断上升。在阿拉伯世界中，昔兰尼加是派遣“圣战者”同驻伊拉克美军作战最多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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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大国卷入这场危机似乎显示了极端冒险主义。反抗力量纯属乌合之众，本应轻松获得的胜利几乎变成了一次失败。起义者陷入两难困境，只能屈辱地撤退，或者将冲突扩大，尤其是投入更多地面联合力量。西方的介入，使得利比亚地区产生更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很可能将整个北非地区、萨赫勒、中东地区陷入动荡，可能导致伊斯兰极端势力甚至恐怖主义在昔兰尼加再度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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