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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后，陈独秀亦发表了《偶像破坏论》等文章，明确提出“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17]更激进如恽代英则直呼“国家是离间人与人的恶魔”。[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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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五四爱国运动，其爱国主义诉求也并非得到全体一致的肯定。许德珩回忆说，1918年5月，北京高校的学生为反对中日军事协定举行了一次游行请愿运动，运动之后，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最初的名称是“学生爱国会”，但当时很多学生以为“爱国”是落后的思想，乃将其改为“学生救国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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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独秀看来，爱国主义、国家主义不仅落后，而且浅薄、自私，不合天理人情。他说：“中国古代的学者和现代心地忠厚坦白的老百姓，都只有‘世界’或‘天下’底观念，不懂得什么国家不国家。如今只有一班半通不通自命为新学家底人，开口一个国家，闭口一个爱国；这种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乃是一班日本留学生贩来底劣货……有的人说：国家是一个较统一较完备的社会，国家是一个防止弱肉强食、调剂利害感情冲突、保护生命财产底最高社会；这都是日本教习讲义上底一片鬼话，是不合天理人情底鬼话，我们断乎不可听这种恶魔底诱惑。全人类……本来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天然界限，就因为国家这个名儿，才把全人类互相亲善底心情上，挖了一道深沟，又砌上一层障壁，叫大家无故地猜忌起来，张爱张底国，李爱李底国，你爱过来，我爱过去，只爱得头破血流，杀人遍地；我看他的成绩，对内只是一个挑拨利害感情、鼓吹弱肉强食、牺牲弱者生命财产、保护强者生命财产底总机关，对外只是一个挑拨利害感情、鼓吹弱肉强食、牺牲弱者生命财产、保护强者生命财产底分机关。我们只看见他杀人流血，未曾看见他做过一件合乎公理正义底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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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言论十分夸张地表达了对“国家”的厌弃。陈独秀这篇文字发表于1920年1月，虽是针对五四爱国运动而发，而更深层的思考仍是欧战，认为欧战所表现出来的人类自相残杀和分裂，正是“国家”意识所导致。或者可以说，陈独秀等人对“国家”观念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参与欧战的西方列强的。批判别人的“国家主义”，自然也难免兼及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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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虽然没有直接批评爱国主义，但他也认为五四运动的真精神、真价值，并不表现在爱国。他说：“当‘五四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在高叫‘爱国’、‘卖国’的声浪，我就以为我们‘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并不在此。”他认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众自决的精神才是五四的实在价值。[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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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也有几乎同样的看法。他公开声称“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他的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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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和罗家伦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由国家转向社会。五四前夕，傅斯年在《新潮》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只有“群众”，没有“社会”。群众只是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而社会则是一个有组织的有机体。[23]五四刚过，他立即发表文章，申言中国算有了“社会”，算有了“真社会运动”，算把处置社会的“真方法”觉悟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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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检阅傅斯年在五四前后的已刊与未刊文章后指出，在五四前后将近一年间，傅斯年频频讨论到“社会”，而且他在这个时期提到社会时，常加引号，以表示他不是在表达一种泛泛的概念。[25]傅斯年将海通以来中国人的“觉悟”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力的觉悟”，第二阶段是“政治的觉悟”，第三阶段是“文化的觉悟”，第四阶段是“社会的觉悟”。在傅斯年看来，新文化运动尚处于第三阶段，而“社会的觉悟”是最后、最高的觉悟，以社会手段进行社会改革是中国必定要走的路。[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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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五四新文化人对“社会”的强烈关注，堪称是一种群体性的，时间可能还要更早一点。1917年陶履恭发表《社会》一文，开篇就有这样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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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社会，此近来最时髦之口头禅，以之解释万有现象。冠诸成语之首者也，曰社会教育，曰社会卫生，曰社会道德，曰社会习惯。政治之龌龊，则归咎于社会；教育之不进，则溯源于社会；文学之堕落，则社会负其责；风俗之浇漓，则社会蒙其诟。要之，无往而非社会。嘻！社会，社会，人间几多罪孽尽托汝之名而归于消灭。[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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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考证，戊戌前后用“社会”一词翻译society已从日本传入中国，但当时士大夫多用“群”而不用“社会”来指涉society。从“群”到“社会”用词的转变，大致发生在1901～1904年间。1905年后“社会”一词“高度普及”。[28]王汎森也指出，甲午到义和团之间是“群”的流行时期；此后一段时间，“群”与“社会”交迭使用；大致要到辛亥前四五年，“社会”一词才“渐流行”。[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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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王看法大体相似。略异之处，金称1905年后“社会”一词“高度普及”，王则谨慎地表述为“渐流行”。而1917年陶履恭言“社会”乃“最时髦的口头禅”，显然又与民国初年的政治现状密切相关。1915年梁启超自述“以二十年来几度之阅历，吾深觉政治之基础恒在社会”，[30]明显比《新民说》时代更加强调“社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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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深觉政治的基础在社会，也难免将政治的黑暗乃至一切“不良”统统归咎于社会。于是“社会改造”迅速汇为一种时代思潮。“社会改造”思潮的勃兴，与国家思想的衰落相交替。这一转折，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1920年《改造》杂志有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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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战争，既非联合国战胜德国，亦非如中央公园石牌坊上所刻公理战胜强权，实乃社会的思想战胜国家的思想。夫在此次大战争未勃发以前，高谈军国主义及国家主义者，岂只几位之闭眼留学生？即自命为睁开眼睛洞达时务之人，孰不主张侵略政策？孰不愿当资本主义的奴隶？今也何如？侵略政策即失败矣，资本主义即陷于末运矣！蒸蒸之民，群知社会非为国家而生存者；国家的思想已为社会的思想战胜；是国家经此次大战争之洗练，已经无形的改造一次，故时至今日，徒能探听社会改造之呼声……直到此次大战争后，一般人始打破国家万能之迷信，从国家的思想进而社会的思想；凡一举一措，都减少国家的彩色，而增加社会的性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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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从国家思想向社会思想演进，“社会改造”迅速成为思潮主流，“个人解放”则喑然失声。[32]1919年12月《新青年》杂志发表《本志宣言》，亦适时地宣称“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33]1920年《解放与改造》杂志改名为《改造》。这一改名似乎也寓有放弃“个人解放”而专言“社会改造”之意。在杂志改名的同时并有文指出：“夫社会改造之声浪，在今日新思潮中，已占全体十之七八。”并分析说：“今日中国高谭社会改造之人，约而分之，可得三种：第一，为感于自身所处环境之不良，因誓志发愿，欲从根本上改造社会，或建立新村者；第二，则为一知半解之人，偶读罗素所著《社会改造原理》之译本，或竟仅知其名，因以时髦自居，而大唱其改造社会者；第三，则为一般政治的野心家，思凭藉社会改造之美名，以为彼辈利用之武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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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美名”还是“时髦”，也无论是空谈、被利用，或付诸实践，都意味着“社会改造”已成为一种难以抗拒的时代潮流。连田汉的戏曲剧本中，亦有“二十年前讲革命排满也就和今日讲甚么社会改造一个样的新”这样的对白。[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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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二 社会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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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2月，张东荪指出：“当欧战未终以前，中国人没有一个讲社会主义的；欧战完了，忽然大家都讲起社会主义来了。”[36]在当时人的言说中，社会主义是“社会改造”思潮之一种，或社会主义即是一种社会改造运动。[37]“一提起‘社会主义’便觉得他是一种改造社会的主义”。[38]或说社会主义就是有关“社会”的主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模糊的认知，“高到安那其布尔塞维克，低到安福系王揖唐所称道，都有些可以合于通行所谓社会主义的意义。”[39]这种“大家都讲社会主义”的态势，其实与当时知识界热衷“社会”和“社会改造”密不可分。以往学界列举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兴起的众多因素，却很少关注社会主义流行与“社会”思潮背景及其价值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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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恽代英撰写《论社会主义》一文，正是从“社会”角度阐述“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学理上的根据，以为人类是共存的，社会是联带的。我们要求个人的幸福，必不可不求全人类的幸福。那便是说，只有人群，只有社会，是唯一的自然的实在，亦只有他配得上做宇宙间一切事物的中心。”不难发现，恽代英所举的社会主义的学理根据，正是陈独秀、胡适所倡导的“社会不朽论”。而恽代英将以这种学理为依据的社会主义，称做“理性的社会主义”，而将“受掠夺者的阶级因为得了许多不堪忍受的物质的痛苦，遂认识了地主资本家的罪恶”的社会主义，称做“浅见的感情的社会主义”。不仅如此，恽代英还将社会主义区分为以个人为本位、以国家为本位和以社会为本位三种。他说：“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都几乎是以个人为本位的，都只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他将新村运动和“阶级革命运动”都归为“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他进一步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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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说阶级革命是个人主义的呢？因为现在所通行的阶级革命学说，都只注意唤起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的嫌怨，使劳动阶级为他个体的利益，联合，抗拒，奋斗。我信阶级革命的必要，与新村的必要一样真实。但我信这样的福音，只可从社会主义上宣传，不可从个人主义上宣传。我信人类的共存，社会的联带，本是无上真实的事。那便与其提倡争存的道理，不如提倡互助的道理。因为人类只有知道人群的真意义，才能为社会福利去求社会的改进。这才可盼望是社会上长治久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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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代英认为社会主义应以追求社会福利为目标，而不应以追求个人福利和国家福利为目标。国家没有永久的价值，个人只是人种绵延的一个阶段，个人离开社会便没有生存的意义，只有人群社会在宇宙中才有真实的地位。所以他不主张阶级竞争，而主张社会互助。因为人类生活是互助共存的，不是独立自给的，个人主义已经破产，社会主义是必然的。“世界的未来，不应归于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乃应归于共存互助的社会主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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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社会为本位，提倡共存互助的社会主义，可能更暗合五四前后知识界多数人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诉求。这种“社会主义”思潮，主要是相对“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而立论，或基于对个人、国家与社会三者关系的理解，亦与五四前陈独秀胡适等人以社会为本位的群体意识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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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1919年7月发表了一篇名为《阶级竞争与互助》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也明确表示，互助、协合与友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人类的进化，是由个人主义走向协合与平等的一个长程。李大钊特别强调，人们对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存有误解。马克思并不认为人类的过去和未来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阶级竞争说只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一段”，互助当开辟人类“真历史”的新纪元。[41]此前两个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其实表达过类似观点：“与其说他的阶级竞争说是他的唯物史观的要素，不如说是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马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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