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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390 在此前后,陈独秀亦发表了《偶像破坏论》等文章,明确提出“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17]更激进如恽代英则直呼“国家是离间人与人的恶魔”。[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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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392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五四爱国运动,其爱国主义诉求也并非得到全体一致的肯定。许德珩回忆说,1918年5月,北京高校的学生为反对中日军事协定举行了一次游行请愿运动,运动之后,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最初的名称是“学生爱国会”,但当时很多学生以为“爱国”是落后的思想,乃将其改为“学生救国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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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394 在陈独秀看来,爱国主义、国家主义不仅落后,而且浅薄、自私,不合天理人情。他说:“中国古代的学者和现代心地忠厚坦白的老百姓,都只有‘世界’或‘天下’底观念,不懂得什么国家不国家。如今只有一班半通不通自命为新学家底人,开口一个国家,闭口一个爱国;这种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乃是一班日本留学生贩来底劣货……有的人说:国家是一个较统一较完备的社会,国家是一个防止弱肉强食、调剂利害感情冲突、保护生命财产底最高社会;这都是日本教习讲义上底一片鬼话,是不合天理人情底鬼话,我们断乎不可听这种恶魔底诱惑。全人类……本来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天然界限,就因为国家这个名儿,才把全人类互相亲善底心情上,挖了一道深沟,又砌上一层障壁,叫大家无故地猜忌起来,张爱张底国,李爱李底国,你爱过来,我爱过去,只爱得头破血流,杀人遍地;我看他的成绩,对内只是一个挑拨利害感情、鼓吹弱肉强食、牺牲弱者生命财产、保护强者生命财产底总机关,对外只是一个挑拨利害感情、鼓吹弱肉强食、牺牲弱者生命财产、保护强者生命财产底分机关。我们只看见他杀人流血,未曾看见他做过一件合乎公理正义底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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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396 陈独秀的言论十分夸张地表达了对“国家”的厌弃。陈独秀这篇文字发表于1920年1月,虽是针对五四爱国运动而发,而更深层的思考仍是欧战,认为欧战所表现出来的人类自相残杀和分裂,正是“国家”意识所导致。或者可以说,陈独秀等人对“国家”观念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参与欧战的西方列强的。批判别人的“国家主义”,自然也难免兼及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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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398 罗家伦虽然没有直接批评爱国主义,但他也认为五四运动的真精神、真价值,并不表现在爱国。他说:“当‘五四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在高叫‘爱国’、‘卖国’的声浪,我就以为我们‘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并不在此。”他认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众自决的精神才是五四的实在价值。[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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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400 傅斯年也有几乎同样的看法。他公开声称“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他的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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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402 傅斯年和罗家伦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由国家转向社会。五四前夕,傅斯年在《新潮》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只有“群众”,没有“社会”。群众只是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而社会则是一个有组织的有机体。[23]五四刚过,他立即发表文章,申言中国算有了“社会”,算有了“真社会运动”,算把处置社会的“真方法”觉悟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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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404 王汎森检阅傅斯年在五四前后的已刊与未刊文章后指出,在五四前后将近一年间,傅斯年频频讨论到“社会”,而且他在这个时期提到社会时,常加引号,以表示他不是在表达一种泛泛的概念。[25]傅斯年将海通以来中国人的“觉悟”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力的觉悟”,第二阶段是“政治的觉悟”,第三阶段是“文化的觉悟”,第四阶段是“社会的觉悟”。在傅斯年看来,新文化运动尚处于第三阶段,而“社会的觉悟”是最后、最高的觉悟,以社会手段进行社会改革是中国必定要走的路。[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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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406 其实五四新文化人对“社会”的强烈关注,堪称是一种群体性的,时间可能还要更早一点。1917年陶履恭发表《社会》一文,开篇就有这样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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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408 社会,社会,此近来最时髦之口头禅,以之解释万有现象。冠诸成语之首者也,曰社会教育,曰社会卫生,曰社会道德,曰社会习惯。政治之龌龊,则归咎于社会;教育之不进,则溯源于社会;文学之堕落,则社会负其责;风俗之浇漓,则社会蒙其诟。要之,无往而非社会。嘻!社会,社会,人间几多罪孽尽托汝之名而归于消灭。[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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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410 金观涛考证,戊戌前后用“社会”一词翻译society已从日本传入中国,但当时士大夫多用“群”而不用“社会”来指涉society。从“群”到“社会”用词的转变,大致发生在1901~1904年间。1905年后“社会”一词“高度普及”。[28]王汎森也指出,甲午到义和团之间是“群”的流行时期;此后一段时间,“群”与“社会”交迭使用;大致要到辛亥前四五年,“社会”一词才“渐流行”。[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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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412 金、王看法大体相似。略异之处,金称1905年后“社会”一词“高度普及”,王则谨慎地表述为“渐流行”。而1917年陶履恭言“社会”乃“最时髦的口头禅”,显然又与民国初年的政治现状密切相关。1915年梁启超自述“以二十年来几度之阅历,吾深觉政治之基础恒在社会”,[30]明显比《新民说》时代更加强调“社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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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414 正因为深觉政治的基础在社会,也难免将政治的黑暗乃至一切“不良”统统归咎于社会。于是“社会改造”迅速汇为一种时代思潮。“社会改造”思潮的勃兴,与国家思想的衰落相交替。这一转折,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1920年《改造》杂志有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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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416 此次战争,既非联合国战胜德国,亦非如中央公园石牌坊上所刻公理战胜强权,实乃社会的思想战胜国家的思想。夫在此次大战争未勃发以前,高谈军国主义及国家主义者,岂只几位之闭眼留学生?即自命为睁开眼睛洞达时务之人,孰不主张侵略政策?孰不愿当资本主义的奴隶?今也何如?侵略政策即失败矣,资本主义即陷于末运矣!蒸蒸之民,群知社会非为国家而生存者;国家的思想已为社会的思想战胜;是国家经此次大战争之洗练,已经无形的改造一次,故时至今日,徒能探听社会改造之呼声……直到此次大战争后,一般人始打破国家万能之迷信,从国家的思想进而社会的思想;凡一举一措,都减少国家的彩色,而增加社会的性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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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418 随着从国家思想向社会思想演进,“社会改造”迅速成为思潮主流,“个人解放”则喑然失声。[32]1919年12月《新青年》杂志发表《本志宣言》,亦适时地宣称“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33]1920年《解放与改造》杂志改名为《改造》。这一改名似乎也寓有放弃“个人解放”而专言“社会改造”之意。在杂志改名的同时并有文指出:“夫社会改造之声浪,在今日新思潮中,已占全体十之七八。”并分析说:“今日中国高谭社会改造之人,约而分之,可得三种:第一,为感于自身所处环境之不良,因誓志发愿,欲从根本上改造社会,或建立新村者;第二,则为一知半解之人,偶读罗素所著《社会改造原理》之译本,或竟仅知其名,因以时髦自居,而大唱其改造社会者;第三,则为一般政治的野心家,思凭藉社会改造之美名,以为彼辈利用之武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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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420 无论是“美名”还是“时髦”,也无论是空谈、被利用,或付诸实践,都意味着“社会改造”已成为一种难以抗拒的时代潮流。连田汉的戏曲剧本中,亦有“二十年前讲革命排满也就和今日讲甚么社会改造一个样的新”这样的对白。[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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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425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1703000703]
1703001426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二 社会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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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428 1919年12月,张东荪指出:“当欧战未终以前,中国人没有一个讲社会主义的;欧战完了,忽然大家都讲起社会主义来了。”[36]在当时人的言说中,社会主义是“社会改造”思潮之一种,或社会主义即是一种社会改造运动。[37]“一提起‘社会主义’便觉得他是一种改造社会的主义”。[38]或说社会主义就是有关“社会”的主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模糊的认知,“高到安那其布尔塞维克,低到安福系王揖唐所称道,都有些可以合于通行所谓社会主义的意义。”[39]这种“大家都讲社会主义”的态势,其实与当时知识界热衷“社会”和“社会改造”密不可分。以往学界列举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兴起的众多因素,却很少关注社会主义流行与“社会”思潮背景及其价值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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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430 1920年恽代英撰写《论社会主义》一文,正是从“社会”角度阐述“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学理上的根据,以为人类是共存的,社会是联带的。我们要求个人的幸福,必不可不求全人类的幸福。那便是说,只有人群,只有社会,是唯一的自然的实在,亦只有他配得上做宇宙间一切事物的中心。”不难发现,恽代英所举的社会主义的学理根据,正是陈独秀、胡适所倡导的“社会不朽论”。而恽代英将以这种学理为依据的社会主义,称做“理性的社会主义”,而将“受掠夺者的阶级因为得了许多不堪忍受的物质的痛苦,遂认识了地主资本家的罪恶”的社会主义,称做“浅见的感情的社会主义”。不仅如此,恽代英还将社会主义区分为以个人为本位、以国家为本位和以社会为本位三种。他说:“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都几乎是以个人为本位的,都只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他将新村运动和“阶级革命运动”都归为“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他进一步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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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432 怎样说阶级革命是个人主义的呢?因为现在所通行的阶级革命学说,都只注意唤起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的嫌怨,使劳动阶级为他个体的利益,联合,抗拒,奋斗。我信阶级革命的必要,与新村的必要一样真实。但我信这样的福音,只可从社会主义上宣传,不可从个人主义上宣传。我信人类的共存,社会的联带,本是无上真实的事。那便与其提倡争存的道理,不如提倡互助的道理。因为人类只有知道人群的真意义,才能为社会福利去求社会的改进。这才可盼望是社会上长治久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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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434 恽代英认为社会主义应以追求社会福利为目标,而不应以追求个人福利和国家福利为目标。国家没有永久的价值,个人只是人种绵延的一个阶段,个人离开社会便没有生存的意义,只有人群社会在宇宙中才有真实的地位。所以他不主张阶级竞争,而主张社会互助。因为人类生活是互助共存的,不是独立自给的,个人主义已经破产,社会主义是必然的。“世界的未来,不应归于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乃应归于共存互助的社会主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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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436 这种以社会为本位,提倡共存互助的社会主义,可能更暗合五四前后知识界多数人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诉求。这种“社会主义”思潮,主要是相对“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而立论,或基于对个人、国家与社会三者关系的理解,亦与五四前陈独秀胡适等人以社会为本位的群体意识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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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1438 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1919年7月发表了一篇名为《阶级竞争与互助》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也明确表示,互助、协合与友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人类的进化,是由个人主义走向协合与平等的一个长程。李大钊特别强调,人们对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存有误解。马克思并不认为人类的过去和未来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阶级竞争说只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一段”,互助当开辟人类“真历史”的新纪元。[41]此前两个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其实表达过类似观点:“与其说他的阶级竞争说是他的唯物史观的要素,不如说是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马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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