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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月，李大钊又在《少年中国》发表文章，对“自由与秩序”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个人主义重视个人自由，社会主义重视社会秩序：“极端主张发展个性权能者，尽量要求自由，减少社会及于个人的限制；极端主张扩张社会权能者，极力重视秩序，限制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可以代表前说；‘社会主义’Socialism可以代表后说。”但他认为“离于个人，无所谓社会；离于社会，亦无所谓个人。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43]这样的逻辑推论，几乎将个人主义视为有关个人的主义，将社会主义视同有关社会的主义。尤其认为社会主义“极力重视秩序”的说法亦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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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后，正在巴黎留学的向警予亦申言：“廿世纪的新人生观，是以社会主义的互助协进来替代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这是可以深信无疑的。”[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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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对“自由竞争”的厌弃，对“互助协进”价值的追求，以及从“互助”、“秩序”角度阐释“社会主义”的倾向，亦见于同期张东荪的言说中。1919年9月《解放与改造》杂志创刊，张东荪以《第三种文明》为题发表“社论”，称有史以来，人类文明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习惯与迷信的文明，是宗教的文明；第二期，自由与竞争的文明，是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文明；第三期，互助与协同的文明，是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张氏认为不应再提倡第二种文明，而应该培养第三种文明。张既是从“互助与协同”的意义上来理解社会主义，也因此对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予以彻底否定。他说：“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因为资本主义存在一天，那阶级的悬隔愈大一天，结果没有不发生社会的爆裂的。国家主义存在一天，那武力的增加愈甚一天，结果没有不发生民族间的惨剧的。”在张看来，不仅造成社会爆裂的资本主义和引发民族间惨剧的国家主义到了末日，提倡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也要抛弃。因为“自由与竞争是相连的，有了自由，竞争必随伴而来。在一方面，个人因自由而竞争，就生了资本制度佣工制度及其他附属的制度，在他方面因为竞争而有国家的富强，就生了国家主义殖民制度及其他附属制度，总之，在这种文明底下，道德上是个人主义，制度上是国家主义，经济上是竞争主义，思想上是唯物主义，社会的组织是有阶级的悬隔，民族间是战争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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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知识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予以了高度的关注，并进行过深刻的反省。很多思想言说都与观察和反思欧战有关。《少年中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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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战以前，达尔文的学说，遍行世界，于是弱肉强食，生存竞争种种名词，一一灌输于人的脑中。所以作事，对人与人而言，只顾有己，不知有人；对国与国而言，只图本国的权利，不管他国的尊严。俄国学者克洛东金，虽极力提倡互助，但是那有人听……孰知到欧战以后，我们看见协约各国，互相扶助，遂操胜算，德国虽强，孤立无辅，终归失败。然后深切觉悟，物竞天择，固是生存不易之理，互助共济，亦是战胜唯一之因。大家才把克洛泡金的书，取来细看，研究其理，然后知道兼弱攻昧是大乱之因，博爱互助是大同之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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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人也提到，克鲁巴特金的《互助论》出版于1902年；欧战时候，协约国要鼓吹协力，盛行翻印，余波也流到中国（先前少数人有过介绍），才都知道天下有互助这件事，以为此说驳倒了达尔文，从此可以从生存竞争里救出，是一种有益社会的学说。[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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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建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系统的危机，促使五四知识分子放弃了“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而转向“互助协同”的社会主义。这样一种观念之转变，其实仍是建立在中国国情亦即救亡图存的现实考量之上。在他们的观念中，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即是“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社会主义则与“互助”、“平等”画上了等号。[48]而这一切又均是以国际关系以及中国的国际处境为考量的前提。无论“自由竞争”还是“平等互助”均是针对国与国，而非针对人与人。大多数中国民众对俄国革命的深切感受，与其说是来自布尔什维克的主义，不如说是俄罗斯劳农政府对中国宣布放弃旧俄各项权利和赔款的通告。正是这一通告使中国人切实体会到社会主义的“平等”与“互助”。[49]1923年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的民意测验显示，赞成“友俄”与赞成“友美”的比例约为5∶1。而赞成“友俄”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因其为社会主义国家，以不侵略为原则”。[50]“不侵略”成了社会主义的代码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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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民意测验还显示，“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占被调查人数的47%，居第一位。不过调查者特意声明：“此地之所谓社会主义，包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及马克思国际共产主义……等而言，阅者不可不知也”。同年，北京中国大学也举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赞成社会主义的人，占被调查人数的76%。调查者也附言：“作者从事统计时，发现有人赞成社会主义，同时又欢迎资本主义者，此种票数颇不少，惜未及统计，此种矛盾心理大有玩味之价值。”[51]这一方面说明社会主义在当时知识界的热烈反响，同时亦可见五四前后“社会主义”之庞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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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可以断言，“互助”、“不侵略”是五四前后多数“相信”“社会主义”者所认同的核心价值。那时无政府主义也被视为“社会主义”之一。而无政府主义之一度流行，也与“平等”“互助”的理念密不可分。无政府主义中，有“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和“互助的无政府主义”。五四前后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多是“互助的无政府主义”。[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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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陈启天鉴于“闹了新文化运动已有一两年，说明新文化是甚么的却很少”，乃撰写《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他认为，“由竞争的人生到互助的人生”即是“新文化真精神”的重要表征之一。[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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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三 社会运动：群众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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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知识界厌弃政治、政党、国家主义，转而对“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改造”投注热忱。与之相随，新文化运动逐渐分化为“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两途，而且重心日趋于“社会运动”。五四周年纪念之际，罗家伦拟具“将来应取的方针”时，“想来想去，就只‘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两种”。[54]实际上，五四以后，社会运动很快盖过了文化运动，并一直持续到北伐前夕还不见衰减。1926年12月，许仕廉在《现代评论》撰文指出：“救中国，一定要从社会改造入手；这是国人近年来所得的新觉悟。于是五年以来，国内的社会运动，蜂起云涌，种类甚多。”[55]在此期间，虽然有过“好人政治”、“好人政府”主张，但只是少数人的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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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胡适等老师辈寄望于“自上而下”的“好人政治”，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学生辈很不以为然：“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才算有彻底的觉悟了。”[56]傅斯年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好人政治”发言，但其社会改造的立场是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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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关“社会改造”的言说中，大体可分“改”、“造”两途。前者认为中国社会百弊丛生，需要改良；后者则根本不承认中国有“社会”，必须新造。前说甚多，无须列举。后说中国无“社会”，并非指没有形成与政府对抗的“公共空间”，乃指缺乏有良好组织的社会有机体。如傅斯年指出：“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大多数的社会，不过是群众罢了。凡名称其实的社会——有能力的社会，有机体的社会——总要有个密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若果仅仅散沙一盘，只好说是‘乌合之众’。”[57]“一盘散沙”、“乌合之众”是当时知识界对中国社会最常用的描述词语。陈独秀即称：“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58]青年毛泽东也说：“人民只是散的，一盘散沙，实在形容得真冤枉，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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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不仅有过类似的表述，而且将其归咎于中国人“自由太多”。他说：“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片散沙呢？由于什么东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个个有自由和人人有自由，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所以中国人现在所受的病不是欠缺自由，如果一片散沙是中国人的本质，中国人的自由老早是很充分了。”孙中山还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即是中国先民的自由歌。“由这个自由歌看起来，便知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孙中山还说，由于中国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国革命的目的，和欧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狠坚固的团体。像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外国革命的方法是争自由，中国革命便不能说是争自由。如果说争自由，便更成一片散沙，不能成大团体，我们的革命目的便永远不能成功。”孙中山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为国家争自由。而要实现国家的自由，便要牺牲个人的自由。[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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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一致认为中国人“一盘散沙”，当务之急自然是要“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新造一个有机体的“社会”。具体如何“造”？孙中山主张用革命主义将四万万中国人集结成一个大团体，如同将士敏土参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傅斯年则主张自下而上，“无中生有造社会”，一面养成“社会责任心”，一面加强“个人间的粘结性”。[61]同样，毛泽东针对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现状，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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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7月，当大家的目光还一致关注青年学生如何“爱国”时，青年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民众联合”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毛指出：国家坏到了极点，人类苦到了极点，社会黑暗到了极点，而补救和改造的“根本”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他认为中外历史上的改革或反抗运动，无不是人群“联合”的产物。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毛充分认识到民众联合的力量。他申言只要民众联合起来，世界上的事情都“极易为”。在毛看来，辛亥革命只是留学生、会党、新军等所为，与“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还算不上是一种“民众的联合”。清末民初的各种学会、同业会、同乡会、校友会，是一种民众的“小联合”。而五四运动则产生了全国民众“大联合”的动向和趋势。[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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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得到了罗家伦的积极呼应。1920年5月，罗家伦撰文反思和总结五四学生运动，充分肯定“社会组织”层面的演进，是五四运动一个“绝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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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前中国的社会，可以说是一点没有组织。从前这个学校的学生和那个学校的学生是一点没有联络的，所有的不过是无聊的校友会，部落的同乡会；现在居然各县各省的学生都有联合会。从前这个学校的教职员和那个学校的教职员也一点没有联络的，所有的不过是尸居余气的教育会，穷极无聊的恳亲会；现在居然有好几省已经组织成了什么教职员公会。从前工界是一点组织没有的，自从五四以来，有工人的地方，如上海等处也添了许多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种种机关。从前商界也是一点组织没有的；所有的商人，不过仰官僚机关的商务总会底鼻息，现在如天津等处的商人有同业公会的组织，而上海等处商人有各马路联合会的组织。[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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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在文中特意提示：“若是大家参看毛泽东君的《全国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一定更要明白。”毛泽东、罗家伦、傅斯年这一代五四知识青年一致重视民众组织和民众联合，并以此作为“无中生有造社会”的要途，且都充分肯定五四在中国“社会”建设史上的开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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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要组织和联合民众，势必要“到民间去”，唤起民众，动员民众。但他们对“群众”和“群众运动”既怀期待，又存疑虑。罗家伦指出：“群众是有惰性的。他们必定要认为只须一举手一投足就能成功的事，方才肯做。”并称在中国做群众运动，首先要“养成群众”。而“养成群众”的秘诀，是“养猴子的人，必须自己变成猴子”。至少“必须身上蒙上猴子的皮，这些猴子才会相信他”。[64]陈独秀也认为：“有群众便有群众心理……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这是心理学说及我们眼见的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65]清末流行的“上流社会”/“上等社会”、“下流社会”/“下等社会”等说法，已很少见五四新知识界提及，不过此时知识分子仍高居于群众之上，将群众比做“猴子”，自比“养猴人”，显然自我感觉良好。[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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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民众，启蒙民众，是五四后部分激进知识分子自任的一大使命。唤醒、启蒙虽然仍是居高临下的姿态，但要组织动员群众，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从文化运动走向社会运动。而要从学理走向行动，实在是“知易行难”。一部分人却步，一部分人继续向前。他们虽然认识到联合才有力量，但五四时期成立的众多社团都未能维持多久。要维持长久，不仅需要“主义”认同，更需要新的组织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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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康白情著《团结论》，申言“不想有事于社会则已，若想有事于社会，就要团结。不要团结则已，若要团结，就得明白组织团体的条件”；“团体有组织的为优，无组织的为劣；组织得好的为优，组织得不好的为劣。”“组织不厌其缜密，联合关系不厌其繁杂。”并称：“团体的荣枯，系乎制度；制度之是否有效，视乎首领之能否运用制度。故不可不慎选首领，尤不可不服从首领。”“在团体一日，即当一日以团体的主义为主义。要以主义为第二生命。团体为主义之所托，即为第二生命之所托。要效忠要爱团体如命！”[67]康白情的理想目标已经相当明晰。民国初年的议会政党体制已为五四知识分子所厌弃。列宁主义政党模式正好迎合了这一时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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