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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两个乡长个案所反映的情形，在当时的乡镇长群体中是否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尚需援引更多的例证。表13-8、13-9有关乡镇长年龄、学历及有关行为动态的材料，系检阅“新县制”时期湖北省民政厅视察员的各类视察报告，并加以综合整理而成，借此可以进一步明了“新县制”下乡镇长的群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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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8 湖北恩施等14县乡镇长年龄学历结构（1941～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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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9 湖北省县以下基层行政人员能力品行动态表（1939～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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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9 湖北省县以下基层行政人员能力品行动态表（1939～1948年）-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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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9 湖北省县以下基层行政人员能力品行动态表（1939～1948年）-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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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9 湖北省县以下基层行政人员能力品行动态表（1939～1948年）-续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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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0年代湖北14县乡镇长的群体结构和27县乡镇长的能力品行动态材料中，大致可以获得以下几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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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这个时期湖北乡镇长的年龄大多在30～40岁之间，学历多为中小学文化程度，在当时中国乡村社会中，中小学毕业已属难得。但是，那时的中小学教育水准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尤其是那时的乡村小学，大多是变相的私塾，教授的内容，有不少仍然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一所小学往往只有一名教师兼校长，甚或“仅有校长而无学生，或仅有招牌而无校长”。小学师资更是滥竽充数。抗战时期，兵役法规定，小学教师可以缓役，“于是各地土劣和绅粮子弟为逃避兵役，不惜以大量的钞票贿买一个校长位置”，校长教员中，流氓地痞，无所不有。[66]在湖北，直至抗战胜利后，尚有和尚、道士充当小学教师者。[67]小学如此，中学的质量亦不难想见。所以，这个时期乡镇长的学历并不能真正代表其受教育的程度，更不能以今天的教育水准去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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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这个时期湖北乡镇长的家庭经济地位，大多为地主富农。如宣恩县乡长中，有全县第一富户和第二富户；房县有一乡长为世家豪门，自称出任乡长全系为名；远安县有一乡长上任两个月，贴款7000余元，视察员称颂其廉洁可取，但其富力亦可见一斑。乡镇长的经济地位，从其学历结构也可反映出来。以1930年代的华中地区为例，家有良田30亩，才能供给两个子弟入初小；家有良田50亩，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进城读高小；家有良田200亩以上，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读中学。[68]故乡村有中小学学历者，其家庭多是地主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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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国民党“新县制”对基层行政人员资格的规定，亦为土豪劣绅侵夺国家权力提供了机会和便利。如抗战初期所颁《整理川黔两省各县保甲方案》中，规定联保主任和保甲长必须具有下列资格之一：（1）具有资产而堪以自给者；（2）中小学校长教职员；（3）私塾先生；（4）商店店主或职员；（5）技术工人及自耕农之粗识文字者。[69]以此而言，真正的农民是没有资格担任基层行政人员职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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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新县制”所规定的乡镇长资格：（1）经训练及格者；（2）普通考试及格者；（3）曾任委任职以上者；（4）师范学校或初中以上学校毕业者；（5）曾办地方公益事务著有成绩者。[70]这些资格均与农民无缘，而土豪劣绅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捞到其中一项或几项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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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选拔干部注重对党的意识形态的忠诚和信仰。国共的异途，在于共产党将真正的农民通过严格的意识形态的塑造而转化为广大乡村社会的管理者和基层干部，而国民党却着力将原有的基层社会权势合法化、官僚化。到1940年代，所有基层行政人员都收容入党，其结果只是为土豪劣绅增添一重政治履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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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新县制”下，乡镇长滥用权力成为普遍现象。有的拥枪自雄，豪霸一方，对上抗衡，对下作恶；有的徇私舞弊，贪污诈骗，包庇烟赌，卖放壮丁，浮征滥派；还有的援引派系，甘做傀儡，滥竽充数，胡作非为。当时湖北省民政厅视察员即深有感触地说，县以下的地方基层政治，完全是“土劣政治”。笔者从湖北省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中，查阅到一首“童谣”。“童谣”描述了这样一位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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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长是赵翼，包赌又包戏，本身责任全放弃，专心谋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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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竹瓦乡，民众受灾殃，到差不久三筹款，他说买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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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大半年，银洋花几千，机枪至今还未见，贪污地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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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自设法庭，遇事用非刑，一打二罚三陪酒，冤从何处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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