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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一周,根据1920年代“出逃—占领”情况下的惯例,知名的前政府官员、商人和银行家组织起治安维持会来管理城市。张作霖的北京驻军司令鲍毓麟帮助该组织维持北京治安。张作霖撤退后,他率领一支部队继续留守北京。治安维持会还协助将奉系军队的权力和平移交给国民党。6月8日清早,阎锡山手下的晋军士兵衣衫褴褛,像农民那样三三两两地走进了外城南门。(29)与此同时,事先已有准备的鲍将军和他的部队,在驻守城区数月之后,个个都看上去神采奕奕,由内城西侧的朝阳门出城。前民国总理、企业家、慈善家熊希龄代表治安维持会发表演讲,赞美鲍毓麟履行了其驻军司令的职责。北京商会也赠予鲍将军厚礼,并为其部队提供补给。他们还为纪念这次活动拍摄了集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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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从前首都易手后一样,6月和7月的北京成了胜利者们的聚集地。蒋介石及各路支持国民党北伐战争的军阀,乘坐装甲列车,汇聚北京商讨国事,同时祭告国民革命运动的发起人孙中山。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他的灵柩暂时安放在城西香山碧云寺。(30)但是这次聚会不像之前那样意在北京重组政府,国民党已经定都南京,并将北京更名为北平。(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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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把首都迁至南京,是为了实现孙中山的遗愿,他为了实现南北统一,进行了无数次劳而无功的谈判,最终因癌症去世。选择南京同样有其战略意义,因为将政权中心南迁可以避开日本来自东北的威胁。南京地处中国经济中心地带,而且离国民革命发祥地广东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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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国民党人骨子里也不喜欢北京。他们将共和国的失败部分地归咎于这座城市和它的居民,并深怕由他们自己发起的运动被这座旧都城玷污。(32)就连国民党领导人在北京发表演讲号召市民支持国民党时,也无法克制对混杂着满人、军阀和共产党人的所谓北京人的蔑视。1928年6月30日,市民聚集到中央公园(不久后更名为中山公园),在雨中耐心地听着湖南籍军官李品仙对北京作为文化古都的赞颂及对其近代历史的不满。他称北京“封建遗制及最近受军阀箝制之下,以致言论不自由,思想不发达”(33)。更糟的是,共产党人利用北京“腐化浓厚”这一事实,开始宣传其更吸引人的主张。他在总结时说道,他在去西山祭告孙中山灵柩时,曾看见一个人留着小辫,许多人还戴着前清凉帽。这些“实为革命前途之障碍”,“应厉行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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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报纸和诸如商会、旅店行会这些当地组织,北京市民对这座城市的声誉及其首都地位进行了有力的维护。(34)他们指出北京“观瞻壮丽”(35),这个国家还有其他城市拥有如此之多的宫殿和博物馆吗?南京或许称得上是内地十八省的中心,但是新疆和蒙古也在中国版图之内。恢复北京的首都地位能起到警告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作用,告诉他们大中国及其北方边境不容侵犯。为了证明北京市民民国情感之深切,北京商会通电全国,发起为在北京树立孙中山铜像的募捐,并倡议设立纪念孙中山的全国性节日。(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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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社会团体的谴责下诚惶诚恐,北京人却像是一脸无辜,作壁上观。有一份给蒋介石和他同僚的陈情书巧妙地指出,虽然谈“北京腐化之论”显得很“流行”,可自从国民党进驻之后,他们也已经在北京设立了许多政府机关。政府声明听上去依旧像皇帝诏书。那么按照国民党人自己的逻辑,这些行为不也是堕落的一种形式吗?(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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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消说,国民党对于北京居民为自己利益量身定做的说辞恼羞成怒,并更加确信对这座城市的定见并非凭空捏造。蒋介石于6月3日一早抵达北京,他对已经在站台等候他一个晚上的各界名流和社团组织的问候只是挥帽致意,说了几句“谢谢”“好好”,连个合影也没同意(38),便和他的随行匆匆前往西山拜祭孙中山了。后来,在他离开碧云寺时,一位记者问他“国都问题如何”,他答道：“当然在南京。”一年后,蒋介石返回北京,企图借助两位昔日的北方军阀盟友镇压暴动,但没有成功。数百名商人在他下榻的宾馆前示威,要求将首都移至北京。(39)蒋介石称这一要求是“无理取闹”,因为这是“国家事务”。(40)对于“故都”居民来说,(41)他们习惯于把国家事务看成地方产业。这种高高在上地位的失落和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同僚的冷嘲热讽,对他们的生计和城市自豪感构成了痛苦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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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20年代时间推移,京城之外的政治势力越来越少问津城墙内的统治,除非他们想进攻这里。虽然某些机关部门仍在运作,但是当权者已经无力支付官员哪怕是应得的微薄薪金。(42)由于充斥着领不到薪金而情绪低落的官员,政府机关也变成了无所事事的地方。(43)尽管如此,北京依然充满着行政和政治氛围。只要还有一丝机会能够在北京重新建立强有力的全国性政权,数以万计的野心家和钻营之徒就不会离开这片充满结帮拉伙、派系角力和巴结庇护的红尘。(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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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0年代,虽然北京的全国性政权趋于衰落并最终覆灭,只留下了一些档案馆和博物馆可以看到早期民国政府顶峰时期的标识,然而北京依旧保留着“浓厚的官场习气”(45)。人们毫不客气地说这座城市散发着“官僚气息”(46)。北京的旅馆、客栈、会馆、饭店、剧院、茶馆、公园和澡堂继续为政治活动提供着适宜的场所。报纸上的时政要闻也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许多经济部门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和政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从为官员政客提供住宿、餐饮、交通和娱乐的服务行业,到那些受惠较少的行业,例如为政府办公楼和私家大院跑腿的人提供代步工具的自行车买卖,无不例外。(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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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社会自然而然地追逐权力,这恰是这座城市五百年来最主要的产物和资源。民国初期继续助长了北京的这种倾向,只不过使北京人看起来有点卑贱而又虚骄。“总之,北平这一个社会,实在是衰朽不堪。……广东人生活没办法时,则铤而走险;山东人则离家乡挣扎;但北平人,尤其是皇清遗族,奋斗精神全失。”(48)写下这段讽刺意味话的人,是一位非常了解1920年代北京的社会研究者。他是说旗人在1928年北京丧失首都地位之前,就已经在个人和集体意义上尝到了失去地位的滋味。而他们才是旧体制真正的“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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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原是满人的军事单位,根据军旗上的不同颜色和图案区分。满人在17世纪征服中国之后,旗人及其户下人(49)驻防京畿和遍布帝国的战略要地。(50)在1920年代,旗人及其家眷(其中包括汉军和蒙旗,但主要是满人)仍占京城约一百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51)人们普遍认为旗人已经丧失尚武精神,只是徒有虚名。从着装、风俗和习惯来看,旗人与普通老百姓没有太大差别。他们在北京居住超过250年,理所当然地成了典型的北京人。根据身份地位,旗人有权领取津贴和口粮,然而在辛亥革命之前,津贴的金额和优待已大打折扣。(52)由于津贴时有时无和反满情绪的高涨,旗人被奚落成国家的寄生虫,还拼命地想保住他们的衰落地位。(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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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政府继续给旗人提供津贴和口粮,然而到了1920年代初,它们就像其他政府支出一样,处于拖欠状态。(54)由于生计维艰,满人开始从事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工作。当警察、士兵的数以千计,当人力车夫的不下万人。还有一些则干起了小贩、仆人、妓女、戏子和说书人的营生。(55)在这点上,人们很难断定评论家们发现的哪种情况更让人担忧孰是孰非：是满人公认的懒惰,还是他们从事显然不愿干的卑微职业,而这些职业往往需要勤奋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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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满人的地位下降与皇权的陨落被赋予相同的意义。(56)由于民国政府相对更快地衰落,人们记叙北京特色时,总免不了要把满人描述为封建残余。一位友善的南方观察者如此评价1928年后的北平：旧京城是“沉静的、消极的、乐天的、保守的、悠久的、清闲的、封建的”(57)。这座城市人们的生活方式与1920年代政府的疲软和腐化产生了共鸣。这并不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腐化,而是由于,像大多数国家的首都一样,其生计和价值以官场习气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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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相互扶持,不惜代价地抓住这衰落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以期分得一杯羹,满人和衰落的民国共同的当务之急,就是保住自己既得的政治地位。虽然1920年代中后期,北京已经失去了其可以大规模发号施令的传统地位,但这座城市依然还在迎合那些追逐权力和地位的人。北京人之热衷于政治游戏,是因为他们的生计依赖于形形色色政治行家的阔绰开销,而且因为他们似乎还热衷于玩弄权术和炫耀地位权势。作为不可自拔的戏迷和京剧爱好者,各个阶层的北京市民都对充满巧思的剧情、细腻微妙的举止情有独钟。因为官僚势力渗透到北京广泛的城市生活领域,平头百姓在许多场合也会拉虎皮作大旗,这与行政长官、军阀们的虚张声势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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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严肃而又不失诙谐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这场政治游戏是何等地复杂。1924年4月的一个早晨,在宣武门外的一条大街上,一辆载满粪便的骡车肆无忌惮地行驶在道路中央。值勤的警察将其拦下,斥责车夫虐待他的骡并违规让它在道路中央铺设过的路面上行驶。报道这一事件的报纸如是说——车夫“瞪着眼”愤怒地反驳道：“你管的着吗?”(58)两人争吵了快一个小时,引来众人围观。警察最后扬言要把他带区署严办,(59)车夫“冷笑”着说道：“我总统府的拉粪车,谅你也不敢带区。”警察不甘示弱,况且他还不完全相信车夫的话,总不能让车夫说他是谁就是谁。一些围观者试图调解冲突,不过都失败了。报道最后说：“车夫至此亦无法子,于是跟同上区,究竟车夫是否冒充总统府,那可就不得而知了。”曹锟于一年之前通过无耻地贿赂国会议员而当上总统,而自称拥有曹锟总统府粪便的车夫,显然没有那位曾在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手下把持要津的人物那么大的权势,也没有问鼎中南海的潜力。不过,虽然处在衰落之中,北京官场依然能够左右在其日趋缩小的影响范围之内的各色人等的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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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北京的名声不仅来自贪赃枉法的政治家、强取豪夺的军阀、奔竞职位的官员和沉浸于理想的学生,也来自那些彬彬有礼而又寸步不让的警察、疾言怒色的驴车夫和挑粪工、礼貌且有自知之明的店掌柜、乐于助人的电车司机以及技艺精湛的扒手。有人充满敬意地评论道,北京人“大方、从容”。不过他们也常常保持克制,因为他们对“人情”十分敏感。(60)住在中国政治中心的人常有的那种妄自尊大而又谨小慎微的心态,也使得北京人在待人接物时非常仔细谨慎。如警察和粪车夫的例子所示,市民在处理涉及地位、权力及那些带有官场气息之类不确定的事情时,总是在摸索解决之道中展现出他们坚持不懈和谨言慎行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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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无中央政府下的地方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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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北京自身的衰落过程与其作为中国首都的失落相比较,人们肯定可以找到其在本质上颓废的依据。城中的重要建筑,曾经折射出无与伦比的权力和威严,到了1920年代则成了这座城市走向衰落的鲜活证据。(61)1928年,一位记者在中南海拜访张作霖,看到这些宫殿都缺乏修缮。“彩绘和漆面都已大面积脱落,窗玻璃碎了,也没有换掉,而是用纸糊上。”(62)一名欧洲旅行者在游览紫禁城之后说道：“每走过一个拐角……都会浮现物质腐烂和死亡的念头……宫殿本身正在死去;屋檐上长满了厚厚的杂草;就连负责管理的官员都开始变卖宫里的财宝。其他历史建筑也是这样。”(63)清末民初的改革虽然留下了一些能够使城市生活更加现代的遗产,也未能扭转这种颓废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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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北京在瓦解,新北京在锈蚀。现代技术光亮的建筑物与脱落的彩绘和漆面形成的反差,只不过是颓废的异曲同工而已。中心地区的衰落表现为破败的宫殿、停电以及军事化的民事机构,这些表现形式给人留下的视觉和社会印象很容易招致西方人和国民党人的批评,甚至是绝望的评论。这些具有全球眼光的西方人总是把颓废堕落与“东方”联系起来,而那些挑剔的国民党人则把民国的腐败加诸满人的自满。如果这些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北京乃至整个中华民国的唯一希望,就只能寄托于一场道德和社会革新。而这场革新要么由自称是革命人士的国民党人着手进行,要么就是他们的对手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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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中南海、紫禁城和外国使馆区之外,还有一个更加复杂而生机勃勃的北京,这远远超出了外国人浪漫想象和激进分子猛烈抨击的范围。这座城市配备了在亚洲数一数二的警察部队,基本由被视为懒惰的旗人所组成。北京的报纸和通讯社通常是由军阀和政客创办的传声筒,但就新闻业而言,整个中国都找不出几个城市能有如此的规模和产出。虽然财政问题和政治压迫使这座城市的高等院校举步维艰,但是他们依然聘请了当时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培养了一批那个年代最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人声嘈杂的市场打破了北京作为博物馆、档案馆和腐败官僚之乡的那份恬静,这些市场发出的噪声听上去就像“刺耳的尖叫、(64)地狱的喧嚣,即便是欧洲,甚至最嘈杂的南方集市,也相形见绌”(65)。以商业、手工业和服务行业为基础而形成的诸如行会、商会和工会的当地组织,制定了能够提升行业利益和理念的经营策略。与北京官界的“政治宴会”和末日狂欢(fin de siècle entertainment)相对应的,是商、工、学界共享的生气勃勃的、政治上日益成熟的社团活动。政局动荡,在政治觉悟日益增长的市民群体中激发了无数的自我调整、回应和运动。地方政治不能填补北京政府垮台所留下的政治和文化的真空,不过旧政府机关废弃的空地和建筑很快就被画上了社会运动的涂鸦,并被新政治仪式的炮制者和派系阴谋家所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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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这座“宏伟壮丽”的舞台,增强了民国政权更替的戏剧性效果。但是一个公认的政治“中心”突然变得空空荡荡、无人关照,既不能也无力按照其愿望和价值观行事,这并不是北京特有的。中央政府的缺位、羽翼未丰或瓦解,是民国时代的主要特征。军阀主义本身就意味着中央权力被任意地分散到各个地区或省的掌权者手中。他们中有许多人期望以他们假定所代表的“人民”为基础,成为统领全国的领导人。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权力的设想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在探索这个世界从以“凯撒—教皇式”(66)的皇帝为中心转变成概念本不清晰的基于民意的政权的道路上,富有政治觉悟的中国人正面临着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化危机”(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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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商会等地方实权组织,以及形势允许而自由存在的学生会、工会等,小心翼翼甚或诚惶诚恐地建立起来,因为它们无法确定哪里将会成为或被迫成为下一个政治中心。北京的中心舞台就像中国其他城市那样,也是示威人群、全国或地方的名流会议、前来游历的军阀随行人员、(68)空想的自治政府方案以及组建新机构的框架轮番上演。政府机关风雨飘摇,当地名流以及他们的组织竭尽全力来缓解军队入侵和政权垮台所带来的冲击。就像1928年张作霖撤出北京的那段插曲一样,1920年代中期的当地名流已经把对居心叵测而身无分文的不速之客的管理当作了一门精巧的艺术。如果说中国人的治国能力长久以来就注重管理社会破坏势力,那么城市名流在缓解这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虎视眈眈的政权角逐势力方面已经得心应手。在接到市郊的店掌柜和警察的紧急通知后,商人代表和退任官员便会组成代表团,前往市郊迎接占领军,把他们的将领带进城内,在献金问题上讨价还价,而当华北平原的政治局势再度改变时,再到火车站目送他们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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