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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力车为农村移民和城市贫民提供了向上或横向的发展途径,那么它同时也是落魄市民谋生之路上的一根救命稻草。随着北京作为行政中心的地位不断下降,破产的政府再也无力支付官员和职员的全额工资。一些部门和公办学校办不下去了,只能让员工们在当地自谋出路。(66)人们能在车夫中发现小学教师、政府职员甚至清朝将军们的身影,他们通过拉车来赚外快,或仅仅是因为早已耗尽积蓄而不得不赖此为生。(67)某位北京的评论家,写过关于人力车问题的文章,他提醒读者,“北平的洋车夫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出身低贱,全是不识字和由乡下进到城里来的;有的是北京时代的政客,与前清的秀才举人,以及旗人的公子哥儿,为生活所迫,干起这一行的”(68)。当然,这些昔日的天潢贵胄,在一般车夫群体中并不典型,通常情况下车夫都是些农民、普通旗人或是手艺人。但是他们的存在,却体现了车夫作为一个阶层所拥有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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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清的皇亲国戚、“大人、老爷”或者大学教授穷困到去拉车,总让人觉得可怜可惨。(69)陈西滢在决定离家赴京时,曾描写过他内心的顾虑。一位亲戚曾建议他不要这么做,就算去,别当读书人。“我曾在报上看见北京的教员有的穷到晚上拉街车。在远地方拿不到钱不是玩的。拉车我们又没那力气。”(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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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夫们让知识分子良心不安,因为他们的工作有点太落后,太不人道。然而他们的存在却无情地提醒着人们,民国时期个人地位变幻莫测的程度。一位教师,同时也是北京一家报社颇有名气的专栏的兼职撰稿人,曾批评过一位熟人,他不想想,因世事沧桑亲戚朋友也会落到不同的阶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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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某教员,因受了人力车夫的气,大骂畜类不止。我说：“你不要骂他畜类,他有拉车的一技之长。要知我们若不能教书了,我们欲当畜类,还没有拉车的力量呢。生在这变化不定、七乱八糟的时代,谁知将来升降到什么地步。我的老友陆军中将某师的参谋长某君,已摆了卦摊卖卜为生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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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就算知识分子们无法预见他们沦为车夫的未来,他们也会陷于围绕着车夫而产生的争论之中,因为,作为中产阶级的一员,他们坐得起人力车。当乘坐人力车出入工作场所、社交聚会和政治会议时,他们会发现自己正面对着汗流浃背的车夫的背影。1919年,就在五四运动数周之后,有人给《新中国》杂志投稿,指出了当一位有现代价值观的人雇佣一位人力车夫时所产生的道德矛盾：“人类去干那牛马的生活,在人道上实在讲不过去。你看那拉车的喘着气,拼着命的跑,坐车的却踏着铃还要催快!”(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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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为一份北京改良派日报撰文的作者,在一个名叫“改变你的话题”的专栏里,承认汽车和人力车正作为北京社会最突出的问题而困扰着自己。由汽车造成的人身伤害和人力车引起的道德和社会难题,给他敲响了警钟。他觉得自己无法无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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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人力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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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间歇地拉了17公里到达颐和园后人力车夫与乘客的合影。车夫是典型的劳动者装束：长裤、衬衫和布鞋。他们的人力车也是一流的,专门用来招徕外国游客。美国国会图书馆惠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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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们想到北京社会的现状,汽车和人力车就自然而然地浮现于我们的脑海中。每当我们批评这种现状时,也很难避开这两个问题。但是每当我写专栏时,总有人对我说,“你就不能换个话题么?”可每当我试着换个话题时,汽车喇叭的嚣叫声和车夫们的喘气声总萦绕在我耳边。(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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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之后,正如他之前承认的,他写了另外一篇《奋斗的权力》,文中他用人力车夫的骂街来象征中国政治局势的混乱。这位专栏作家暗示道,中国人就像人力车夫一样,整天为了揽客与人拌嘴斗舌,面对一点点冒犯都会大发雷霆。结果便是内战和两败俱伤。不过看到巡警和士兵时,车夫们“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简直和中国人遇到列强侵略时一个模样。(75)另一位评论者用更加直白的措辞表达了每次只要他“见西人踞坐人力车上,一华人为之奴”,就会有无名之火。(图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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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人力车十分成功地成了一种出行模式和体现身份的手段,致使其在当时的政论及文坛上获得了显著地位。对一种现代发明来说,人力车确实有其特别之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代表了科技进步,因为拉车比起抬轿子要轻松许多。跑短途的话,人力车要快于其他传统车辆,比如华北地区常见的笨重缓慢的骡车。但与此同时,人力车不仅是简单地用机械装置替换畜力或者人力,更强化了体力上的付出。缓步行走的车夫只是让乘客不必亲自动脚,快步流星的车夫则为他们节省了时间。只有跑得最快最持久的人才能在这一行出人头地,因此我们才能看到穷人们含辛茹苦地为中产阶级客户拉车的奇景。人力车不仅成为北京、上海和汉口等城市常见的交通工具;(78)这种人拉人的景象也成了落后和剥削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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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劳伦斯·哈蒙德(J. L. Hammond)(79)及其夫人芭芭拉·哈蒙德(Barbara Hammond)等西方的工业化批评家,认为在重塑个体使其适应工业生产秩序的过程中,“人畜”(human animals)正在被“机畜”(machine animals)牵着鼻子走。然而人力车,却通过让车夫——也就是“人形大马”——拖着他后面的机器和剥削者,令人毛骨悚然地颠倒了这种关系。在中国,不光知识分子,就连赶骡车的,都觉得这种行为不堪入目,况且儒教对仁义的重视以及把人当牲口所带来的耻辱,更加深了人们对此的厌恶感。五四时期的革命家们在报刊上谴责拉人力车是“一种不生产的劳动,无意义的生活”,与其他像汽车之类更加一目了然的现代化发明比起来,显得更像是一种“畸形发达的现象”(80)。因此,人力车曾被视为中国物质文明落后的确凿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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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知识分子受制于大环境和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做了些有点良心不安的事,因此觉得有义务为乘客与车夫做点沟通的事。在一次有关北京人力车夫工作和生活条件的社会问题新发现的讨论中,陈西滢叙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次跨阶级、跨语言界限沟通的失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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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懂统计学的……所以也从来不想在车夫身上去搜集社会调查的资料。不过我也曾经想同他们谈谈话,问问他们对于许多事物的观念。可是我的京话实在太糟了。我们中间总隔开了一堵墙。我偶然问一句话,也许得反复的申说了几遍才懂得一点,那自然使我灰心而默然了,也许他们以为我是在责难的申斥,登时现出难看的颜色!在他们的生活中,责难固然是家常便饭呵!那使我更加灰心而默然了。因此,虽然同我曾经有过关系的洋车夫至少有几百,我实在不曾看见他们的心。他们是有心的,我并不疑惑。(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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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知识分子和街上车夫近在咫尺,再加上穿长衫和洋服的乘客高高在上所暗示的象征含义,(82)为人们把人力车视作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断层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力车夫被描写成这种形象,他们被社会压力所压迫,与乘客一起身陷于不那么合理的现代化进程所导致的社会难题中,作家们借助描写人力车夫们的生活来表现并解释这种压力和进程是怎样产生的。这种表现性、诊断性的功能,有助于解释民国时期不计其数的书籍和报刊上出现的真实或者虚构故事中的观点和深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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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车夫通常老套地被描写成毫无心机的普通人,或者腐朽的无辜者。在漫长的1920年代里,北京的车夫们,和其他之前被排除在公共和政治生活之外的人群一样,慢慢变得有了心计,甚至有了一点政治觉悟。人力车夫作为民国时期社会问题的代表人物被放到了公共舞台的中央,有时在那些不如陈西滢能说会道的知识分子帮助下,他们试图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政治方向感,摸索着走自己的路。把人力车夫和人力车放到问题的中心,我们可以此为切入口,走进纷扰动荡的民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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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ichard Gilman将由标准、正常和典型的成就“下滑或坠落”作为衰败的核心含义。Gilman, Decadence： The Strange Life of an Epithe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9),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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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个粗略的计算人力车夫收费数量的方法是比较有轨电车和人力车的生意。我们可以确定1926年有轨电车的平均费用,这一年人力车夫生意的较好数据由此也就可以得到了：=平均运费=$0.03(来源：H.O. Kung, “Tramways in Shanghai, Tientsin, and Peiping”, Far Eastern Review [February 1937])。根据1926年人力车大约每里4文运费的标准(虽然会有相当大的差异),乘坐人力车的费用是有轨电车的两倍。人力车和有轨电车的比例依据的是《(实用)北京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第6编第16页。忽略人力车的车程,就平均值而言,这个数据在有轨电车车程方面有点欠缺(因为有轨电车比人力车速度更快、路程更长),人力车的平均费用是6分。以此为基础计算,一个人力车夫平均每天挣的总收入估计在4角7分[“Economic Study of the Peking Ricsha Puller”, Chinese Economic Monthly 3：6 (June 1962)： 256],或5角4分 [L. K. T’ao(陶孟和,原名履恭), Livelihood in Peking (Beijing：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1928), p.124],以及6角6分[Sidney Gamble, How Chinese Families Live in Peiping (New York： Funk and Wagnalls, 1933), p.32]。假定6万人力车夫一年工作331天 (“Economic Study of the Peking Ricsha Puller”, p.256), 那么年总收入分别是940、1070和1310 万元。每天的总收入分别达到429,223、488,584和598,173元。这些数据表明每个人力车夫一天的开支在7分至1角之间。每个车夫平均每天实际拉车营运的时间在四五个小时。李景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社会学杂志》第2卷第4期(1925年4月)。该文估算每乘平均为三四十分钟,约为二三英里的路程,不无道理地给出了北京一带的平均出行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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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景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