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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般车夫的生活水平来说,他们离普通的舒适生活也不是望尘莫及,但离可怕的贫穷线却只有一步之遥。这全部取决于每天的跑车次数、报酬多寡和家里有几张嘴等着他来喂。稍有不济就可能毁掉车夫和他的家庭。社会研究者曲直生发现,车夫家庭十分贫穷,以至于全家只能睡在没有床具的脏地板上,家徒四壁,屋里只有成打的当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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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决定与坏运气或能招致灾难。192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一名警察在巡逻时穿过靠近护城河的冰窖胡同。他向昏暗的胡同看去,看见一位年轻车夫正准备用腰带自缢。面对巡警的质问,这位名叫姚英瑞的年轻人瘫在地上泣不成声。姚和他母亲还有三个弟弟住在鼓楼北面的一个区。其中一个弟弟严重智障,另外两个还只是孩子。他们已经欠了六个月的房租,穷得实在不行了,只能让姚穿上他母亲唯一的一条裤子冒着酷寒出来干活。这天早些时候姚英瑞的生意还不错,他给自己买了点吃的,留了些钱准备带回家。但是在他去公厕解手的时候,有人把钱从车里偷走了。他过了好久才发现自己被偷。现在他连份子钱都付不出,而且根本没脸回家,所以决定轻生。这名巡警把他送回家,并保证如果他所说的属实,警局会为他的家庭提供救助。(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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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长期住在北京的居民描述了姚英瑞极力想逃避的那种令人作呕的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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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里的小孩,谁都面黄身小,骨瘦如柴,一点没有活泼的气象。大多数面上身上都有些疮疤疔疖;许多还露出大头、眇视、歪嘴、缺鼻等残废的形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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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贫困家庭,包括车夫的,常常卖子求生。(28)另外一些则涌向临时救济处,有时警察会在那用棍子驱赶“数以千计的衣衫褴褛、冻得直哆嗦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他们已经饿得不行了”(29)。冬季时,每个月因寒冷和饥饿而死亡的人达到500之多。(30)夏季时,这一数字降至80到90。因为警方会为穷人支付棺材钱,所以他们把人头数得很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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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每天须竭力避免突然落得一贫如洗的惨境,车夫们对长远经济前景的不安全感也是与日俱增。在行会干活,至少还有往上爬的可能,从学徒到熟练工或工头,最终成为师傅。(31)而车夫的职业生涯却形同抛物线,从起步时就开始走下坡路,一旦年老体衰,便直线下滑。像祥子那样的车夫,也有着拥有自己的车厂或者存够钱去当个小贩或小店老板的梦想(图7)。但是研究者通过调查,发现只有极少数车夫能从收入中攒下一小部分。(32)大约只有5%的车夫能存够钱让他们在别的行当立足。(33)如果一位车夫不能通过干活攒下足够的钱或靠借钱来做些小生意,也没能养儿防老,一旦拉不了车,那么他能做的就是季工或临工,过更加不稳定的生活。像其他旅居者那样,农村来的车夫可以在中年或老年时回老家。但是大多数车夫都是城里人,必然也只懂得在熟悉的城市中生财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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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街头食(34)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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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买卖对于积累了一些小本钱的劳动者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北京警方估计,有2.5万余人靠街头摆摊卖瓜乃至卖棺材谋生。因为价格便宜,人力车夫常在这种小食摊用餐。美国国会图书馆惠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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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70300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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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大杂院中的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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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杂院和店铺(对车夫来说就是车厂)是北京工人能找到的最基本的两种住处。和姚英瑞一样,五分之三的城市车夫和他们的家人一起住在大杂院或其他条件很差的住房里。(35)剩下的人中大部分通常是单身,住在车厂的宿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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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忍受没有现代卫生设施和暖气供应,大杂院四壁能够阻隔外界的嘈杂和视线,(36)四周是住房,当中是开放的院子,也差强人意。北京最漂亮的住宅其实都是由一系列院落相连而成的。有着对外界的封闭性,同时便于商贩朋友进出、街坊邻居家短里长串门聊天,以及采光良好的开放性,这种精巧设计对于居民和小贩可谓各得其宜。(37)就连严肃的社会评论家陶孟和也承认：“即平常之住宅,亦较多而精美……北平居民之房屋,固优于任何都市者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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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住处很容易人满为患。在大杂院里,这些房间原来是为一个大家庭所设计,现在却分别租给个人或一个家庭。(39)老舍借祥子之口,道出了对这些拥挤的“平行”杂院生活条件的严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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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想起马上就去娶亲……可是凭着拉车怎能养家呢?他晓得大杂院中的苦哥儿们,男的拉车,女的缝穷,孩子们捡煤核,夏天在土堆上拾西瓜皮啃,冬天全去赶粥厂。(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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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作品中,老舍暗示了正是这种对空间和收入的残酷竞争毒害了大杂院的生活,营造一种无名愤怒和绝望的气氛。在他的小说《柳家大院》中,叙述者说道：“在院子里走道总得小心点;一慌,不定踩在谁的身上呢。踩了谁也得闹一场气。大人全别着一肚子委屈,可不就抓个碴儿吵一阵吧。”(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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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各处都有贫穷地带,穷人,包括车夫,都集中在这些靠近城墙和城门外的地方。(42)除了外城天桥区,其他穷人聚集区都演变成了贫民窟或者人尽皆知的劳工阶层居住区。从住所来看,主要的阶层分割并不是富人区和贫民区鲜明的界限,而是街区中树立的大杂院。20年代之初,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Sydney Gamble)注意到“北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贫民窟,(43)人们可以发现富人和穷人在几乎任何地区都住得很近”(44)。到了20年代末,阶层区隔才初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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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本无贫民窟,尚不见现代化城市贫富区域对峙之显著现象,但近年以来,贫民在经济压迫之下,已逐渐移居于城厢及城内街道偏僻房屋破坏之区域矣。(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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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夜夜,轮班的车夫从内外城贫穷偏僻之地涌入市中心寻找客源,这种现象反映了阶层分离的形成。这些日常人口流动揭示了阶层与都市空间之间的新关系。但是人力车夫在北京街道上的出现不同于集体涌现的劳工社区和星罗棋布的贫民窟。相反,他们的存在证明了贫穷是深深扎根于整座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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