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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车夫与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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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对乘客收取车费价码的严格规定,从激烈的议价升级到唇枪舌剑、恶语相加、拳打脚踢乃至遍体鳞伤的事情屡见不鲜。(71)若是被乘客骗了,车夫可以向警察求助。警察会拘捕并关押只因奔跑速度不合意就肆意殴打车夫的乘客。(72)警察还帮助调停乘客纠纷。(73)车夫们有时也会找到警察或警局来登记指控或者提起诉讼。(74)有一次,一个名叫张春的年轻车夫撞了一位叫陆宇的70岁老车夫,两人先吵后打,陆宇的脸上挨了一拳。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出来劝架,把他俩劝开。但当陆宇回家时,发现整个脸肿得不行,胡子也开始往下掉。他怒气冲冲地找到张春,把他拽到警局对他提出指控。(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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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警察很想帮车夫摆脱麻烦,但北京人都觉得车夫讨厌警察,警察也看不起车夫。(76)武光在他的自传里提到,人力车夫常被警察“训斥”“痛打”。“遇有顾客同洋车夫发生争执,警察往往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先将洋车夫劈头盖脸训斥一番。洋车夫如若申辩,立刻就会遭到一顿痛打。……时间长了,洋车夫们的怨恨越积越深,同警察的矛盾也越加尖锐。”(77)一家报纸的评论员亦有同感,称“车夫有时误入禁地,岗警先赐一当头棒喝再讲话”(78)。一首北京民谣把警察描写为车夫的眼中钉、肉中刺。(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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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夫和警察难解难分,他们之间有着一种时而对立时而合作的关系。北京现代化警察官僚体系的发展与人力车行业的兴隆形影相随。前者通常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计划的发展,而后者则是无秩序的市场力量的驱动。双方都把城市新铺设的大道作为自己的活动地盘,而且都是从劳苦贫民中招募成员。正如老舍所言,巡警和洋车是“大城里头给苦人们安好的两条火车道”(80)。大字不识而什么手艺也没有的,只好去拉车。“识几个字而好体面的”,就去当巡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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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3年,警局就明文规定了街上洋车夫的行为和着装。(81)首先,凡是低于18岁或超过50岁者、身体孱弱者、患传染病或有不良习惯者、长发者、酷暑严冬不戴帽者、赤膊赤脚者,都不准拉车。车夫在拥挤的街道和拐弯时不准跑快车。夜里拉车必须挂上灯笼。车夫只能在指定的地点,而不得在车行道和交叉口停车揽客。(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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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的规定是用来保护车夫和乘客以及道路畅通的。但是把车夫限制在指定地点,试图把他们从公园、剧院和其他公共场所的入口等这些最能赚车钱的地方赶走,简直是和捧着生意经的车夫对着干。(83)由于这一不得人心的停车规定,激烈的斗争接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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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阶层背景和职业培训,使警察多少会对车夫产生些同情心或责任感。但是警察也必须遵循那些管制、改善和贬低车夫的法律以及习俗的指示。他们执着地觉得自己的职业是更有出息的那条“火车道”,并相信是那点微不足道的文化教育背景上的差异使得他们在社会和职业地位上高于车夫。一位报社记者讲述了自己偶尔听到的两位车夫之间的谈话。其中一位认出了另外一位,发现他白天当警察而晚上则兼职做车夫。后者有一大家子要养活,但是他的工资还拖欠着。那位全职车夫情不自禁地开始调侃他：“想不到你们专打拉车的人也拉车了。你们打车夫的威风,到什么地方去啦?”警察说道：“二哥别取笑啦,这不是时势所迫么?……别瞧我此时没有管车夫的权利,我要换上那件衣服,照旧打你。”(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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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车夫,在街上摸爬滚打多年,自然会挑战警察权威。在《骆驼祥子》的结尾,老舍笔下的主人公就成了一个这样的无赖,因蔑视警察而蹲几天班房,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85)警察也了解这些“车痞”。人们把这一绰号授予那些目无法纪的车夫,其中有一位名叫张树德。(86)张“年轻气盛”,专在“红灯区”“八大胡同”接妓女的生意。盛夏的一个下午,就在他奔跑时,车轮子压着了正在街上站岗的警察徐连忠的脚。徐追上去一把抓住他,命令他停下来。张慢慢悠悠放下车把手,走向徐,不费吹灰之力抓着他的领子,就把这个倒霉的警察举了起来,还挑衅地说,“看老子怎么收拾你”。幸好这时一名警佐看到了他的窘境,冲上前来逮捕了张。他被带到警局,并被处以15天的最高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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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无权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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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有些车夫为人正直,也相信警察会主持公道,这些人在危难前,往往会祈求有人伸出援手。有这么一位车夫,在他身处绝望境地时,幸得有位善人出手相救,为此他致信北京的一家报社鸣谢。(88)他说,他被一辆汽车撞了,人受了伤,人力车也毁了。深知“自己无权无势”,若不是一位农商部的官员出面制止,那司机肯定头也不回就把车开走了。这位官员叫来了警察,确保了他能得到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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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夫们分散在城市各处的大杂院和车厂宿舍,被迫互相竞争拉客,深谙恃强凌弱或以柔克刚之道,他们很容易发现自己“毫无权势”。车夫们在北京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正是这样的弱势群体。他们觉得,干些微不足道的作奸犯科,只不过是对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一种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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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座充满围墙、凉棚和旮旮旯旯的城市,人力车夫无遮无蔽,便难有机会躲避对手和敌手的威胁。虽然洋车夫作为一种职业群体并非处于城市社会最底层,但是也不难将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上显而易见的弱势,与其社会经济地位联系起来。武光写道,城里的车夫“为人当牛作马,被人瞧不起”(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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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车夫可能对别人对他的地位和能力的成见十分不满,也会用欺骗或者暴力来弥补他卑贱的生活处境。整天面对警察的三令五申,有些车夫也开始对法律和他们应得的权利有所了解。1921年春天,在前门外大栅栏商业街,一名车夫不慎撞到了一位行人,造成轻伤。伤者情绪激动,(90)一把夺走了车夫的帽子。前来处理的警察让行人(带着帽子)离开,并把车夫羁押了起来。在辖区警察局里,车夫承认自己撞了人,可不是故意的。再说,要是有人偷了别人的帽子该怎么惩罚他?他宣称这是一种“侵占罪”。他要求警察允许他提出正式控诉。车夫机灵地运用法律术语,让这位负责问话的警官一时间瞠目结舌。(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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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数车夫有城市出生背景,更助长了这种街头混混般的油腔滑调。而且许多车夫也多少认些字。黄公度调查了100位车夫,发现其中61人识一些字,2人能写信,另有2人读过“四书”(92)。问卷调查的其他回复表明,车夫们经常会受到各种书面或口头的文学和文化形式的耳濡目染,包括小报、京剧、评书,还有政治标语和演说。(93)谈及北京洋车夫时,记者陈西滢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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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许多人读书认字都没问题。除了少数喜欢在工作闲暇时赌博、吹牛的,大部分人还是喜欢读读小报。人们经常会看见车夫把车停在街边或巷子里,悠闲甚至有些优雅地坐在他们的车里读着报纸打发时间。(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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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西滢意味深长地说：“这才对得起北京‘文化之都’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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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夫们经常光顾剧院看戏或其他表演,也是酒馆、妓院和茶馆的常客。(95)在这些娱乐活动的过程中,车夫们对城市文化有了基本的了解。有些车夫由于经常为北京中上层人士效劳,有机会经常出入北京一些晚宴和宴会圈子。如果车夫的客户或者“老爷”受邀参加宴会,那么东道主通常会给车夫一顿饭钱,这样他就能和其他客人的车夫一起用餐了。因为北京吃喝玩乐场所都有高中低档次的饭店、茶馆、妓院,(96)车夫们也能和他们的雇主一样,享受一系列的娱乐活动,虽然没那么优雅别致,但一样可以寻欢作乐。一些车夫总在车里备着一套逢场作乐时穿的行头,改良派对这些主要是私家车夫的花天酒地感到十分惊讶。(97)有时下人和主人各自寻花问柳,却可能产生交集。在《骆驼祥子》里,祥子从一个年轻太太那儿感染了性病,而这女人正是曾经雇过他的官员的情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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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较高的车夫自有其优越感,他们通过穿着、饮食的习惯以及在公共场合的言谈举止,将这种高人一等的心态表现得一览无遗。这些车夫主要是年轻人,他们上工时聚集在茶馆喝茶、吃点心。他们能够承担得起花点钱在简单的娱乐活动上,比如在惬意的环境里和与他地位相同的伙伴一起品茶。祥子在拼命存钱买新车的时候,也总在这群人边上晃悠,总怕自己也会浪费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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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茶馆里,像他那么体面的车夫,在飞跑一气以后,讲究喝十个子儿一包的茶叶,加上两包白糖,为是补气散火。当他跑得顺“耳唇”往下滴汗,胸口觉得有点发辣,他真想也这么办。这绝对不是习气、作派,而是真需要这么两碗茶压一压。这也不过是个念头,他还是喝那一个子儿一包的碎末。(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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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老舍所说,一般车夫并不像祥子那样,他们还是愿意出一两个子儿来买碗茶和兄弟们一起喝的。尽管大多数车夫都是个体户,但他们也常常会一起干活。跑远路的车夫会叫上一个同伴,在精疲力竭的时候换班,从自己的车钱里分一些给他。(99)陈西滢注意到,在车夫们公认的“许多不成文的规则”里,有一条就是如何正确地超过慢车而不会无礼,也不会挑起一决胜负的竞赛。(100)同时运送一大批客人时,车夫们都会放慢脚步配合跑得最慢的那一个。(101)像祥子那样毫无顾忌地抢活,会遭到同伴的挤兑。(102)不过,从车夫间为了争客而发生争吵的频率来看,上文提及的逼迫车夫们越跑越快的买方市场,似乎也在侵蚀这一约定俗成的规矩。残酷的竞争,对共有情感及利益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两者在车夫的社会中艰难地并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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