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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车时,车夫们就在警察指定的路边休息或其他地点等着,这些地方一般容易接到生意(图8)。老舍发现,人们可以根据车夫们的工作地点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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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人力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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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官方指定的人力车站,充满着车夫招呼乘客的嘈杂。空车上的绣花垫也是乘坐本车舒适的广告。警察有时惩处违规的人力车,就是把车上的垫子扔到街上。采自Heinz v. Perckhammer, Peking (Berlin： Albertus⁃Verlag,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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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归类。(103)例如,住在内城西北角西直门外的车夫,擅长跑海淀(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所在地)和颐和园。有些则主要跑八大胡同和使馆区。(104)跑外国使馆区的车夫都有正式执照,且非正式地隶属于某个大使馆。在20年代中期,苏联使馆人员企图解散在他们大院门口安营扎寨的车夫,这些车夫奋起抗议,最后苏联使馆只能不了了之。(105)在使馆区外,成群结队的车夫总能想尽各种办法占据有利地点拉客。为了巩固地盘,车夫得赶走觊觎自己地盘的同行,还要反抗或者躲开视该行为违法的警察。(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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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市场力量使得车夫们互相竞争,要么单枪匹马,要么拉帮结伙,但是当遭遇不幸时,他们还是会向同行求助。吴印秀是镶蓝旗人,他独自养活年迈的母亲和几个年幼的兄弟姐妹,因为他当游缉分队长的饷银不够生计,就找了份车夫的差事。1923年8月,一名士兵和一个伙夫雇了吴和另外一个车夫拉他们去火车站。但是他们错过了火车,于是两名军人命令他们把自己拉回兵营。回去的路上,吴筋疲力尽,被一块石头绊了一跤,把当兵的摔在了地上。士兵连同伙夫对着吴就打了起来。边上的车夫见状,想来劝阻,但是当兵的骂骂咧咧不准他们插手。于是车夫们把士兵团团围住,紧紧相逼,一直追到他跳到护城河里。(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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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内稍有地位的车夫遇事更易动怒。就在吴印秀和两名军人发生口角一个月前,10位从八大胡同来的车夫决定在他们接妓女生意的地方附近找家茶馆歇歇脚。这家茶馆地处天桥,边上就是嫖客们经常光顾的天坛公园。一行人穿着光鲜,坐定之后,每人点了杯上好茶。他们付过钱之后,老板告诉店小二,就算车夫有钱,他们店也不做车夫生意。他叫店里伙计把车夫们赶出去。几个车夫自然不会忍气吞声,纵身而起准备大干一场。一位维持治安的官员恰巧也在店里喝茶,就出面调停,止住了一场争吵。(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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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703007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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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集体行动：前兆与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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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洋车夫们个个好斗而且对外还特别团结,因而名声在外,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想摆脱同样言之凿凿的软弱可欺的名声。1910年代至20年代早期,随着车夫队伍的不断壮大,当局和时评人曾公开猜疑车夫们是否会因对境况不满而造反。知识分子们在乘坐人力车时感到愧疚的同时,也开始担心车夫们是否还会心甘情愿地屈居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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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西滢谈到了一位五六十岁的车夫对同伴说的话,“拉车的有拉车的命,坐车的先生有坐车的命。我坐了车,我的头就得晕”。(110)可这位专栏作者怀疑并不是所有的车夫都这么想。他觉得嫉妒和愤怒要比宿命论更具有代表性。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一位北京知识分子在他的文章里写到,北京的车夫再也不能承受这种“悲惨境地”了。(111)通过引证上海车夫的骚乱,他推测将来发生的危险真正“不堪设想”。“外国已经有面包革命,中国将来有没有窝窝头革命,实在不敢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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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洲其他城市的车夫相比,北京车夫的行动和组织的速度很缓慢。在日本与朝鲜的劳工史上,人力车夫是第一批罢工的人。(112)在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里,车夫们形成了如历史学家谢诺所称的“骚动不安的军队”,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举行罢工和抗议活动。(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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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低廉的租金稍许化解了车厂主和车夫之间的紧张关系。(114)小规模的店铺式车厂经营模式把矛盾局限在个人层面,使得大规模的冲突不可能发生。如武光随后指出的,小规模经营使得组织他们共同斗争难上加难。(115)车夫数量之大以及他们在城市里分布范围之广,(116)亦使得全市规模的组织或行动举步维艰。况且,他们行踪不定,虽然外界对此充满遐想,却是动员工作的巨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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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车夫只能靠传统的商会出面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就连那些没有所属行会的工人,也能把自己置于受业主控制的团体的保护之下。可不幸的是,就连车厂主们自己都不能在行动时步调一致,而且当车夫们确实联合起来后,他们比庇护人更不可靠。1913年,车厂主组成了一个“京师人力车联合会”,但没多久就无形解散了。(117)1924年,各车厂主,联合人力车制造厂、骡车经营者和自行车店老板,成功组成一个车业联合会,并且试图阻止了警察想用银子而不是减色的铜元来增加车捐的计划。(118)在车夫们也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之后,警察让步了。根据报道,“成千上万的车夫听说了(收税政策),他们聚集起来”反对它。(119)虽然只有少部分自己有车的车夫受车捐的直接影响,但是其他车夫认识到,车捐增加实际上会通过租金上涨或用银子交租而影响到他们自己。(120)车夫的骚乱持续了一个月之久,于是警察不得不屈服了。(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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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厂主和车夫很少能像这样打一场共同的胜仗,特别是当车厂主自己要求提高租金或把支付手段从铜元变成银子时。4月间,西城一家拥有30辆车的车厂主陈士和,决定提高租金并希望其他车厂主效仿。(122)厂里的车夫闻讯之后,立刻与陈见面,劝他不要这么做。但是调解会迅速演变为愤怒的对峙。据报道,陈的提议没有得到同行的广泛支持。三个月后,另一伙车厂主试图强迫车夫用银子或其等价物交租。(123)因为担心车夫们难以确定的抗议活动,警方否决了这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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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厂主的行会帮不了车夫大忙,(124)因为这个团体很弱小(北京大约900家车厂只有10%加入),也因为车厂主会不择手段迫使车夫让步。(125)恩庇侍从关系和某些厂主的菩萨心肠并非行会通行的规矩,大部分车厂主也没本事管住手下的车夫,让他们在街上约束自己的行为。车夫有机会接近行会组织,也熟悉它的某些特点,但是他们并不受其直接管辖。因此,人力车夫相比其他工人更加自由、独立。不过他们也失去了通往城市政治领域上层的机会和优势,搬水工、木匠、泥瓦匠、盲说书人、运粪工以及其他店员、手艺人和营业员等则各有其行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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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车夫往往显得没什么规矩,给人的印象也不好,但是他们却总能找到人听他们诉苦。他们工作场所就在大街上。与封闭的大杂院、行会的繁文缛节,以及商店、工厂和包工团伙中的恩庇侍从与规矩相比,街道就显得更加自由,而且谁也说不准会发生什么。在其他市民同胞饶有兴趣并充满关切的目光下,车夫有着数不胜数的机会,保持或者改变自己在人们面前逆来顺受、作奸犯科和软弱无助的形象,也可使这种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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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居住在北京的乔治·盖茨说道：“对于一个非正式的公开法庭来说,在中国总会有‘芸芸众生’时刻准备着下判决书。”(126)在街头和其他公共场合,人们“总爱凑热闹,毫无顾忌地使用特权;对公共场合发生的事情口无遮拦”地评论。而车夫们总能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的委屈,在公共场所的“非正式公开法庭”上诉说成冤情。正如老舍所言：“在洋车夫里,个人的委屈与困难是公众的话料,‘车口儿’上,小茶馆中,大杂院里,每人叙说着、形容着或吵嚷着自己的事,而后这些事成为大家的财产,像民歌似的由一处传到一处。”(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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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夫们想要开展有效的政治行动,面临着重重困难。(128)但是他们与北京居民,与公私权力机构以及互相之间,却可零距离接触。在白天的商业活动中,夜晚的饭局、看戏,以及政治集会时,他们就成了人群之中的另一群人。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中的弱势,使他们对城市社会政治团体的管理方式和人们参与政治的途径十分敏感。他们在养成桀骜不驯的习惯和不时在街头上演同仇敌忾的时候,就已经打下了更广泛、更激烈的政治基石。他们所需要的就是把这些自我意识和组织管理的要素集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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