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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利用廖案排胡，在一批国民党“老同志”中激起波澜。《邵元冲日记》载：廖案发生后，在上海的戴季陶、孙科、叶楚伧、刘芦隐和邵元冲等人均对汪精卫的做法及其为人甚表愤慨，认为“此次之大狱，实系精卫欲掊去展堂（汉民），故罗织种种罪名而成之，以便自代，其阴贼险狠，振古所希，季陶痛人心之狡刻，为之大恸，同座相对，俱为唏嘘”。随后几天内，邵元冲又获悉广州方面对林森、邹鲁、谢持、许崇智等亦有排挤倾向。他在日记中感喟道：“粤中相煎益急，始作俑者其责任将如何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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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聚集在上海的国民党“老同志”有谢持、叶楚伧、茅祖权、邵元冲、沈定一、戴季陶、覃振、孙科等人。这批人之汇聚，除对“联俄容共”政策持有异议外，共同对汪精卫不满，是他们结盟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对汪氏不满，并非因汪氏如何“左倾”，而更多是从“友道信义”上指责汪氏人品。如戴季陶致广州通电中，大谈“友道信义”，认为汪精卫“不应苛遇展堂”，谴责汪氏为人“狡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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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汪、胡两人在国民党内的口碑，一“长厚”，一“刻薄”，对比十分鲜明。孰意廖案之后，形象完全颠覆。其实谴汪者未必均“同情”胡，内中难免存有一己之私。以邹鲁为例，其时刘震寰与杨希闵的滇桂军控制广州的财税，邹主持广东大学，依靠与刘的私谊而分得几项税捐。国民政府成立后，力图统一财政，广东大学所包办的税捐也被一并收归财政部。邹因此而对汪精卫深怀不满，四处散发言论攻击汪，汪乃免去邹的校长职务。两人于是交恶日深。[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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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案后不久，许崇智又被蒋介石逼迫离粤。此事本来与汪精卫没有直接关系，但许崇智在痛恨蒋介石的同时，对汪精卫似乎更不能原谅。在许氏看来，汪之当选国府主席，他立有“拥戴”殊勋，而蒋之敢于驱许，势必先得汪之同意。[15]汪不仅没有制止，反而投井下石，因而对汪极为愤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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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满汪精卫的人，很快聚集起来，并于1925年11月下旬集会北京西山，形成所谓“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的诉求主要有三：一是对汪精卫个人不满；二是对“联俄容共”政策不满；三是对中政会的“僭越”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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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民党改组后的新党章规定，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孙中山有意削减中执会内一批保守的国民党“老同志”的掣肘，于1924年7月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中政会”）。中政会在国民党党章中缺乏法理依据。孙中山在世时，党内虽有人对中政会的设立有所质疑，但因是孙中山亲自主持，质疑者不敢公开反对。孙中山逝世后，中政会实际成为党的最高权力中心。随着中政会集权的强化，中执会的权力大受侵蚀。一批受到冷落的“老同志”尤其心怀不满。反对中政会的声音亦随之而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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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山会议派以“分共”相号召，以往学术界对西山会议派的认知，多专注其“分共”“反共”的面向，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和遮蔽了国民党内权力斗争的一面。西山会议除决议取消共产派在国民党之党籍外，还决议取消中央政治委员会、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弹劾汪精卫。其中指责鲍罗廷与汪精卫的主要“罪状”，是“利用政治委员会而驾驭中央执行委员会”；[18]鲍罗廷在政治委员会内大权独揽，汪精卫则遇事听命于鲍，以致“不见了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见了国民政府，只见鲍罗廷所包揽的政治委员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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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集会的名义，是另行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议案，宣布与共产派实行分离，取消共产党员之国民党党籍；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迁移中央党部于上海；开除汪精卫党籍6个月，解除其中执委职务；解雇鲍罗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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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央获悉“西山会议”的消息后，立即通电国民党各级党部，宣布西山召开之“一届四中全会”为“非法”，其组成分子为“反动派”。西山会议派亦不甘示弱，于1925年12月14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央党部机关。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的举动，造成了国民党改组以后的第一次正式分裂。一时间，广州、上海两个“中央”互争“正统”，相互指摘对方为“非法”，为“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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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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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1～20日，广州中央举行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民党历史上，广州“二大”具有其独特的地位。一是此次大会由汪精卫主持；二是鲍罗廷在幕后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三是中共党人在此次大会上甚为活跃。此次大会是国民党历史上最为激进的一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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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二大”前后，是汪精卫在党内之黄金时代。作为广州中央的领袖人物，此时汪精卫的左倾化程度亦达到了鼎盛。而鲍罗廷则可以说是整个大会的幕后指挥。广州“二大”通过的宣言和决议案明显受到了苏俄和中共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从语言和修辞上都可看出其影响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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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席大会的265名代表中，[21]究竟有多少共产党员，各种说法不一，有的说有150多人，有的说有八九十人，亦有的说六七十人，还有的说四五十人。[22]各种说法虽出入甚大，但都肯定中共党人在大会上扮演了令人瞩目的角色。大会秘书长由共产党员吴玉章担任。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邓泽如、林祖涵、林森、毛泽东、谭平山5人组成，内中林森不在广州，实际未参与，另外4人中有3人是中共党员。大会报告中，林祖涵、董必武、吴玉章分别报告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准备工作、与会代表资格审查工作及大会秘书处的筹备工作；另外在有关政治、军事、财政及北方政治情况的4项主要报告中，共产党员担任了其中1项报告；在有关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的7项报告中，有4项的报告人为共产党员；14个省市的党务报告中，有6个省市的报告人为共产党员；就连12个海外党务的报告人中，共产党员也占了3个。大会指定了若干委员会审查大会的各种报告，其中审查中央组织部报告的委员会委员16人中，有10人为共产党员；在闭幕式上有9人演讲，其中5人为共产党员。[23]参加大会的共产党员通过“党团”组织，统一部署在大会上的言论和行动，令纯粹的国民党代表为之不安和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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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二大”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委80人，其中中央执行委员36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4人，中央监察委员12名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8人。内中共产党员有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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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2月10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维经斯基这样评估中共在国民党中的影响，他说：“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以致我们时而自问，我们在国民党中的影响是不是太大了。从那里来的同志都强调说，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24]维经斯基的说法可能有所夸张，但中共在国民党中的影响确实大大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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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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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二大”召开之后不久，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也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3月29日～4月10日），另行产生出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二届中委”总计76人，其中中执委25人，候补中执委39人，中监委7人，候补中监委5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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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广州“二大”浓烈的左倾气氛相比，上海“二大”则是另一番景象。张继在大会开幕词中强调：“中国国民党的主张是全国人民起来救中华民国的。换言之，是国民革命，而非阶级战斗；中国革命是国民建国问题，并非与世界各国宣战，除得各弱小民族赞助外，亦须得非侵略主义的各民族的同情。换言之，是中华民国建国运动，并非世界革命，亦非国际革命。”[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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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会议派一开始即由于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不足法定人数而深受党统合法性的困扰。上海“二大”又因比广州“二大”晚开而更居下风。既无军队，又无地盘，也无财源，由一群失意文人政客集结而成的上海中央显然无法与广州中央相抗衡，甚至连维持日常机构运作的党务经费都难以筹措。在西山会议派内部又缺少一位“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领军人物，其组成分子又十分复杂，参加者猎取权位之心重于主义之信仰，有些人只是以“反共”“分共”做幌子，希望谋取相当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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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西山会议派反汪拥胡，但胡汉民对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的行为并不认同。胡的党性和党统观念极强，当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国民党时，他毫不犹豫地站在广州中央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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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二大”与上海“二大”的同时召开，是国民党左右两翼因“容共”“反共”之政策歧见以及派系权力之争而导致“党统”分裂的表征。在此后一年半内，这种分歧与纷争更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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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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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一大”时，蒋介石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二大”上，蒋介石首次当选为中委，随后又相继兼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监。当时“在一般代表的心目中，他与汪精卫是两个重心，前者是军事的，后者是政治的。有些人已经觉得汪蒋之间能否合作无间是有疑问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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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后，蒋因“高处不胜寒”而自我危惧。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以其校长座舰“中山舰”出现“异动”迹象，疑心并误断为有一个汪精卫、苏俄顾问季山嘉与中共联手的倒蒋阴谋，于是宣布紧急戒严，是为有名的“中山舰事件”。[28]事件发生后，汪精卫一度准备组织反蒋同盟反击，但由于得不到苏联顾问的支持，竟负气出走海外。蒋介石轻而易举地掌控广州中央。4月16日，蒋介石接替汪精卫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5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6日，蒋介石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常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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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流行的看法，蒋介石19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乃蒋介石“崛起”的标志。黄埔军校确是蒋介石事业的奠基点，也是他后来“崛起”的重要凭借。但黄埔军校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力，是在一两年以后才逐渐形成的。19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时，蒋介石还称不上已真正“崛起”。中华革命党时期，辅佐总理的核心干部是五部部长，蒋不在其列；中国国民党时期，1923年1月，辅助总理的参议有21人，蒋不在其列；1923年10月，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共计19人，蒋不在其列；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共计51人，蒋不在其列；1924年7月，孙中山成立更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初指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邵元冲、谭平山5人为委员，蒋不在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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