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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世时，比较看重蒋的军事才能，而没有看重蒋的政治能力，所以让他专门办军校，不让他参与党政。蒋的职位，除黄埔军校校长外，另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其时，许崇智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可以说是蒋介石的顶头上司。孙中山去世后，“革命接班人”之争，首先在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展开。论资排辈的话，至少还有廖仲恺和许崇智在其上。只有在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被流放，许崇智被逼走，汪精卫负气出走之后，蒋介石才开始掌控最高权力。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才是蒋介石“崛起”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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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胡汉民早在清末民初即已是全国知名的政治人物。而蒋介石直到20年代初还默默无闻。《申报》是当时中国最具影响的商业报纸。在《申报》报道的次数，大体可以视为社会影响力和社会知名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以此而论，蒋介石真正成为全国政治舞台上的知名人物，应是1926年以后（参见表4-1）。这也大体与“中山舰事件”之后“崛起”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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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申报》报道国民党人物次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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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是国民党内一匹异军突起的黑马。他的成功既靠谋略，也有相当的机运。从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到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为期仅一年零八天。孙中山去世时，国民党人谁也没有料到在一年之后会是蒋介石来接班，连蒋介石自己恐怕也没有预想到。蒋在孙中山死后一年间，暴得高位；又在一年之后，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并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孙中山去世时，年仅59岁。蒋介石后来遇到困境时，每每慨叹“要是总理在世……”。他没想到真要是总理在世，哪有他介石叱咤风云的机会。“乱世出英雄。”乱世政治具有不可预测性和充满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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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170301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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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二 中央特别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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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随着北伐军事的节节推进，南方革命队伍的分裂之象日趋显露。矛盾主要在国共两党之间展开，同时也牵涉到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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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言之，在北伐初期，苏俄和中共力图使国民党内的权力格局恢复到中山舰事件以前的局面，争取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重新联合执政。[29]为此，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合发动了迎汪回国复职运动，意在抑制蒋介石的权力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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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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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9月初，国民革命军相继克复汉阳、汉口，武昌也指日可下。革命势力正向长江中下游推进。武汉因其地理位置重要，有望继广州之后成为新的革命中心。蒋介石主张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但中共欲将广东建设成一个左派革命中心，趁蒋介石不在广州而对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中心施加一些影响，如国民政府北迁，则有可能失去这一基地，因而最初反对迁都。两个月以后，北伐军攻克南昌。蒋介石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设南昌。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同意国民政府北迁。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做出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北迁武汉的决议。12月13日，在武汉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并正式对外宣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以前，执行最高职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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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于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设置可能带来怎样严重的权力变局，最初并未十分在意，但很快察觉以左派为中心的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有可能在鲍罗廷操纵下架空自己。鉴此，蒋于1927年1月3日乘张静江、谭延闿等中央委员途经南昌之机，宣布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劝说与会者同意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于他所直接掌控下的南昌，迁都问题以后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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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武汉与南昌之间的对峙迅速升级。武汉一方坚持以临时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南昌一方坚持以中央政治会议行使最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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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2月21日，武汉方面决定即日结束临时联席会议，宣布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正式在武昌开始办公。武汉方面想通过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来限制蒋介石的权力，乃于3月10～17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由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势力掌控。蒋介石原来的职位如中常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军人部部长等要职，或被撤销或被替代，只保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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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汉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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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大大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但亦因此促成蒋介石大踏步走向“清党”反共。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蒋介石原拟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来确立其法理地位，无奈不足法定人数，只好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宣布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于是国民党中枢由一分为二发展为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宁、汉、沪三个中央党部和宁、汉两个国民政府相互抗衡。武汉中央拥戴刚回国的汪精卫为领袖，并与共产党合作，被视为左派。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和西山会议派主导的上海中央，则被视为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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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南京另建中枢，其做法有如一年多前的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法理上本无合法依据。因为当时国民党的“正统”中央在武汉，附从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亦未过半数。但蒋介石政权最终仍能立足南京，在很大程度上与蒋介石控扼了“党军”主力资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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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抗衡，蒋介石请出隐居上海的胡汉民与之合作，并推举胡汉民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南京国民政府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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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蒋介石尚在筹划“清党”时，上海西山会议派曾表示愿意与之合作“清党”，但蒋介石鉴于西山会议派之“反革命”声名，认为尚不宜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口号。故“四一二”上海“清党”时，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环龙路44号之中央党部亦同时被查封。直至6月6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于中央党部纪念周上正式宣布，以后不容再有“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次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决议恢复西山会议派诸人的国民党党籍。随后，宁、沪两方之中央执监委员往返相商党务统一办法，双方同意“举出同等人数筹备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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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宁、沪密商合作之际，武汉中央迫于军事经济等压力，亦于7月15日宣布“分共”。但武汉方面汪精卫在表示分共的同时，仍主张倒蒋，并坚持武汉之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为“党国之最高机关”，提议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要求南京方面服从二届四中全会，亦即坚持以武汉中央为“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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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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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方面以李宗仁为代表，联合各军事将领与武汉方面商洽合作，并逼迫蒋介石“引退”。汪精卫与李宗仁等函电往来之际，亦同时与上海西山会议派的许崇智进行商谈。汪提出汉沪合作的两点意见：一是汉沪双方开一预备会，充分交换意见；二是汉方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请西山会议派同志加入。上海西山会议派表示同意召开预备会议，但反对召开四中全会，因为召开四中全会意味着以汉方为“正统”。西山会议派主张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宁、汉、沪三方大团结。而汪精卫则表示：他只能接受西山会议派的个人，而不能接受西山会议派的整个机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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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接着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亦宣布引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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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白崇禧等将领即致电武汉，请武汉中央诸人即行来宁。汪精卫于8月17日向武汉中央政治会议提出，南京政府已经停止办公，事实上已不存在，提议迁都南京。武汉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汪的提议，并依汪的意见发表迁都宣言。迁都宣言的发表，意味着仍以武汉中央为“正统”，而不是合并于南京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