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14960
1703014961
五部撤销后，国民党中央另成立“训练部”，后改名为“民众训练委员会”“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民众训练部”等，重在规训和控制民众。与之相随，“民众团体都成了衙门化，只有民众团体的招牌而无民众，只有公事往来而无工作行动，只有组织而无训练，更无运动。民众团体唯一忙碌的时候，只有在其团体改选或者办理某种选举与民众团体有关系的时候”。[36]民众团体成了点缀国民党党治的装饰物。
1703014962
1703014963
民众团体的成员构成也发生了变化。以农会为例，北伐时期农会以佃农和自耕农为主要成分，限制地主富农加入，其目的在使农会成为扶助和保护农民权益的组织。“清党”以后，国民党修改农会法，完全改变了农会的性质。如1930年12月公布的《农会法》规定，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得为农会会员：（1）有农地者；（2）耕作农地面积在10亩以上或园地面积在3亩以上之佃农；（3）中等以上学校毕业习农业者；（4）经营与农业有直接关系之事业者。[37]第一项“有农地者”，即意味着地主富农是农会的首选会员，而佃农反而有耕作面积的限制，并非都能加入农会。第三、四项资格则为一批非农分子进入并控制农会提供了合法途径。据当时学者的实地调查，“农民之组织有乡农会、有区农会，但其内部之一切都操诸地主之手，农民不过作其傀儡，任其安排耳”。[38]这是国民党新《农会法》导致的必然结果。
1703014964
1703014965
与共产党分家后，国民党何以“不要民众”？体察当时一些国民党人的心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1703014966
1703014967
第一，蒋介石认识到，共产党最擅长运动民众，国民党无法与之竞争。如果开放民众运动，势必为共产党所利用。如果国民党也搞工农运动，不管成败如何，“均逃不出共产党之掌握”，“共产党何其巧，而吾党同志何其愚乎！”[39]他甚至断言，若“共产党从新起来，三个月后，国民党便会分散”。[40]
1703014968
1703014969
第二，认为民众运动是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过去民众运动偏重一方，没有顾及全体民众的利益，如为谋求工人利益而极力压迫资本家”，为谋求农民的利益而压迫地主，违背了国民党“全民革命”和“为各阶级民众谋利益”的宗旨。[41]
1703014970
1703014971
第三，认为军政时期重“破坏”，训政时期重“建设”。适用于“破坏”时期的民众运动不再适用于“建设”时期。[42]还认为“煽动民众”“抓民众”是秘密革命党和在野党的手段，执政党则用不着。[43]执政党的民众运动的方式必须改弦更张，化“破坏”型的民众运动为“建设”型的民众运动。[44]
1703014972
1703014973
总之，国民党停止民众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共产党对立互动的结果。对国民党而言，“清党”反共以后，首先面临着如何与共产党划清界限。因为国共分家使国民党“陷于理论和行动矛盾的败局”：“谓归罪于容共者之非，则置总理联俄容共于何地？……若认为反共为有功，则吴佩孚张作霖更在吾党之前。”[45]
1703014974
1703014975
国共两党虽然阶级基础不同，终极目标有异，但由于同属“革命党”，同时“以俄为师”，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有不少相通和相似之处。国共合作时期，一些国民党中下层党员难免受到共产党理论和行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旦与共产党分家，难免感到无所依凭，无所适从。蒋介石“违教”反共以后，为了奠立反共的“合法性”基础，必须从意识形态层面与共产党彻底划清界限，最简便的办法自然是采取“共取我弃，共弃我取”的方针，其结果，势必将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体系中原有的“左”的成分全部抛弃，将那些带有社会改革和急进色彩的方针政策一股脑当作共产党“毒素”废弃掉。甚至认为发传单、贴标语、喊口号等行为方式都是共产党的手法，必须加以禁止。[46]连一些红色之物亦被当作“赤化”象征而禁用，如标语禁止用红布、红纸、红字等。
1703014976
1703014977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更在厘清之列。对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阶级基础、革命对象、革命性质和革命手段等，国民党人大体容易与共产主义区分开来。唯独对孙中山生前一再强调的“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之遗训，在分共、反共以后如何重新解释，令国民党理论家们颇费心神。其实中共对孙中山的这一说法早就不以为然。如今这一遗训更令国民党人苦恼不已，因为此问题不解决，反共在国民党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合法性”就有可能受到质疑。于是，有的辩称“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一语，是容共时总理对共产党诱掖引导之言，与联段联奉时言共同救国同一用意”。[47]更多的情况下，国民党因无法解释而干脆对民生主义避而不谈。
1703014978
1703014979
党内分歧和理论争辩
1703014980
1703014981
清共以后，民众运动究竟何去何从，国民党到底代表什么阶级？国民党内部也存有不同的看法，并展开过一场理论争锋。
1703014982
1703014983
挑起这场理论争锋的，主要是以汪精卫为旗帜，以陈公博为主角的所谓“改组派”。改组派虽然在“清党”反共问题上基本上认同以蒋介石、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的做法，但对反共以后国民党路线政策的走向，与蒋胡主流派存有不同看法。后来的事实显示，这场理论争锋其实不过是汪陈改组派为了与蒋胡主流派争权抗衡而运用的一种谋略手段，然而在当时，改组派的主张，赢得了国民党内相当一部分充满理想的中下层年轻党员的拥护。“清党”所带来的惶惑和恐惧，“清党”以后的保守倒退所引发的苦闷和不满，使这些年轻党员犹疑彷徨。值此之际，陈公博于1928年初抛出一篇题为《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出路》的长文和一本名为《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的小册子，顿时在国民党青年党员中引起强烈共鸣，也引发了国民党内一场激烈的理论争辩。陈公博后来回忆时还引为自豪地说：“我这两篇文章一出，差不多京沪和各省都震动了。”[48]其后不久，陈公博在上海创办了《革命评论》周刊，继续鼓吹他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正式成立了“改组派”。陈公博自称这次理论争辩是国民党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理论斗争。[49]
1703014984
1703014985
这场理论争锋的焦点，主要是民众运动的存废和国民党的阶级基础问题。以陈公博、王乐平等为代表的改组派认为，国民党应该致力于民众运动，虽然在方式上不必重蹈共产党“运动民众”的覆辙，但也不可害怕和停止民众运动。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所力争的就是民众运动的领导权，如果国民党自己拱手放弃民众运动，无异于予共产党以独占民众运动之机。改组派的观点大致代表了当时国民党内一批年轻党员的声音。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国民党内的一批元老派。他们极力反对民众运动，认为运动民众是在野党夺取政权的手段，而执政党则只需控制民众，无须动员民众。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王子壮对这场理论争辩有过如下一段描述：
1703014986
1703014987
犹忆十七年春，在南京召集之二届四中全会，对于民众运动有激烈之争辩，大致有两种显然不同之主张：一为办党之中委，王乐平可为代表；一为元老派，李石曾为其代表。前者主张本党应以民众为基本，干部自当领导民众作积极之奋斗，盖本党自始即为领导各界民众从事革命的斗争也，故主张设立民众运动委员会；同时元老派则反对之，其言曰，在野之党为运动民众以夺取政权，今我党既统一全国，为何还要运动民众，在此时运动，目的何在？岂能运动民众来反对自己吗？最后调和两派，成立所谓民众训练委员会。后以胡先生（汉民）前来主持党务，元老派之主张完全胜利。然吾党之一蹶不振，此其端也。[50]
1703014988
1703014989
作为一名年轻干部的王子壮，对党内元老派的主张甚为不满。他认为国民党“与共党争者，民众为一大问题，互夸己党真正代表民众、解放民众者，至此中央公然主张不要民众矣。老先生之言卒被采纳，党的基础空矣”。[51]
1703014990
1703014991
王子壮并看到“老同志”在党内有一个沉浮的过程：北伐初期，老先生们所集聚的西山会议派颇为偃旗息鼓，但国共分裂后，老同志又一度活跃起来。此时，“胡先生事实上领导党内大多数老同志，汪则较近青年（如彼所组之改组派）。蒋先生立身其间，颇欲以自己为中心，而汇合其他两方成以完整之组织，终以政治波动能达到之效果极微”。[52]在要不要民众运动问题上，最后以元老派的主张完全胜利，“党中青年由此失意以去者不知若干人”，“党的基本民众全失”。[53]
1703014992
1703014993
阶级基础
1703014994
1703014995
对于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改组派主角陈公博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有他所代表的阶级特质，国民党应该代表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并主张国民党党员成分应维持一定的阶级比例：农民占50%，工人占30%，小资产阶级占20%。但他又声明，他虽然主张有阶级，但不赞同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因为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各个阶级还未形成斗争的壁垒，故不会有阶级斗争。而且趁各阶级还未形成斗争的壁垒，可以通过“党的专政”去泯除不平的阶级。[54]陈公博的这些主张，在“清党”以后“谈农工色变”“谈阶级色变”的国民党理论界，自然令人侧目。
1703014996
1703014997
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是什么？国民党到底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这一问题在孙中山生前并未确定。本来，所谓任何政党都必须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孙中山在1924年联俄容共以前本没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国民党“一大”前后也没有明确提出阶级基础问题。国民党“一大”宣言中虽提到“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但这些语句是否意味着国民党高层当时已具有以农工为阶级基础的明确观念，尚存疑问。因为该宣言在谈到“民族主义”时，声称“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而在谈到“民权主义”时，则又称“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55]所谓“多数之民众”及“一般平民”，显然又不以农工为限。
1703014998
1703014999
国民党“一大”宣言，本来就是鲍罗廷起草的。在宣言发表前夕，孙中山曾要求取消这个宣言，代之以他本人起草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而在鲍罗廷看来，孙中山本人起草的纲领，充满了空想和空洞的词句，只笼统地提到“要满足人民吃穿住行这四个主要要求”，至于“人民”何所指，用什么办法去实现，孙的纲领中只字未提。[56]鲍还提到，在讨论宣言草案时，凡涉及“工人”“农民”之处，汪精卫等国民党人总力图用“群众”“人民”等含糊不清的术语代替。[57]在孙中山的理念中，本无阶级之分，也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他看来，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孙认为中国是“患贫，不是患不均”；没有贫富之分，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别。“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58]正因为此，孙中山生前对国民党应该以什么阶级为基础，并无明确认识，也不可能有明确认识。
1703015000
1703015001
最早讨论国民党阶级基础问题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如施存统于1926年12月所著的一本名为《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和训练》的小册子中，有专节讨论“中国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施氏认为，共产党是一阶级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国民党是多阶级的党，是农工商学几个被压迫阶级联合的党。在这个被压迫阶级联合的党中，农民是中心阶级，工人是领导阶级。施氏当时的身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其观点与当时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阶级基础的看法一致。这本小册子是施氏在中山大学担任政治训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中山大学当时的地位相当于国民党的中央党校。施氏在中大政治训育课上大谈国民党的阶级基础，课后又将讲义公开出版，其影响当不在小。
1703015002
1703015003
国共分裂后，陈公博挑起“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自是一个十分痛切而又敏感的话题，故而很快在国民党内掀起一场激烈的论辩。陈公博声称：
1703015004
1703015005
国民党过去的失败，实在缺乏基本阶级的认识，因为没有基本阶级的认识，所以没有基础的群众。辛亥革命成功，同盟会便破碎失败了；民九占有广东，中华革命党又破碎失败了；今日北伐有相当的军事结果，中国国民党又破碎而失败了。我们要党不复失败，要使三民主义有实现的一日，非先找出我们党的基本民众部队不可。我为什么要分析和联合农工和小资产阶级？我为什么在各人畏言阶级的时候而偏言阶级？实在就要先找出党的基础究竟在哪里，然后才可保证党不会再失败而不会再动摇。[59]
1703015006
1703015007
陈公博认为孙中山缺乏清晰的阶级意识，国民党缺乏基本的阶级基础。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阶级分析方法主要由共产党人所运用。曾经参与中共建党的陈公博，思想中仍存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余绪。他谈到当时国民党内“一般老同志”盲目地说中国没有阶级，惧怕“阶级”这个术语，甚至干脆将“阶级”改称作“界”，如说到农工阶级，便说农界工界，[60]颇能反映“清党”后国民党人讳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形。
1703015008
1703015009
针对陈公博提出的“中国国民党代表农工小资产阶级”的主张，国民党内主要有两派不同的意见。
[
上一页 ]
[ :1.7030149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