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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战前所开展的活动中，影响最著的，是在全国文化界掀起了一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1935年1月10日，CC旗下的10位大学教授（王新命、何炳松、樊仲云、萨孟武、章益、陈高佣、陶希圣、黄文山、孙寒冰、武堉干）在陈立夫的直接授意下，[67]联名在上海各大报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与此同时，他们通过上海、南京、北平、济南等地的文化协会分会分别举行座谈会，访问文化界名流，邀请各报撰写社论等，对其宣言表示声援和赞助。在他们的策划和“炒作”下，很快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颇巨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68]尽管运动发起人力图以一种超然的学人姿态来提倡建设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但其运动背后的派系运作及其党治文化统制的企图，受到当时相当一批体制外学者的质疑、抵制和批判。此外，国民党体制内也有人批评其不直截了当地揭橥三民主义本位的文化建设却引发了一场无谓的论争，反而摇动了人们对三民主义的已有信仰。[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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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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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CC系的活动从“阴”“阳”两面同时展开：一面是极端秘密的组织活动，一面是公开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往论CC系意识形态者，大多仅以陈立夫的《唯生论》为分析文本。陈之《唯生论》初版于1927年，主要从学理层面对抗共产党的“唯物论”。实际上，战前CC系办有不少报刊，宣传其理论主张。其中《政治评论》是“忠实党员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可视为这个时期CC系的舆论“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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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评论》1932年6月创刊，1935年11月停刊。据陈立夫晚年回忆，该刊由他们兄弟两人创办，由郑亦同负责经营，资本由三人共同提供。创刊目的是“促进一个理想，就是喊出‘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我们使蒋先生会成为党的名实相符的领导者，因为那时所有的麻烦就是由于这党没有真正的重心”。[70]“拥护唯一领袖”，原本即是“青白团”和“忠实党员同盟会”的中心宗旨与主要任务。《政治评论》作为其舆论阵地，自然极力鼓吹。CC系党人声称，国民党执政以来的分化和纷乱，均是由于没有唯一领袖。欲统一国民党，必须将党内“一国三公”的现状打破，确定党的唯一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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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确立哪种类型的领袖，认为“从理想上说，我们应当欢迎华盛顿；从事实上说，我们却应当欢迎莫索里尼和希特勒”。[71]“中国需要强有力的唯一领袖，来领导国民革命，复兴民族，应具有硬干、快干、苦干的精神，与高尚大公无私的人格，若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意志的希特勒。”[72]他们将当时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德意式的“领袖政治”，一类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认为中国所需要的，是德意那样强有力的“领袖政治”，而不是18世纪以来过了时的“民主政治”。[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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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他们所谓的“领袖政治”是法西斯独裁政治的别称。有的CC系党人直截了当地主张实行独裁政治，反对民主政治，其理由是：“独裁政治的兴起，替代民主政治的衰弱，是近代政治的趋势”；民主政治在民国初年的试验已经表明在中国行不通；[74]中国人民程度不够，现在不能实行民主制度，只能实行独裁；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民族民生的问题，而要解决民族民生问题，则非独裁不可。并称“在今日的中国，独裁的反面，决不是民主，而是多裁和割据；反对独裁，也决不能造成民主政治，而是造成多裁和割据”；[75]“民主政治在目前的中国固绝难成功，即使勉强做去，也是假民主，必不能达救亡图存的目的，因为假民主无论如何不如真独裁”；“真民主必须建立在真独裁完成之上”。[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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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和小组织林立，妨碍国民党自身的团结和统一，而国民党又高喊“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导致派系斗争隐秘化。鉴此，当时有学者建议国民党干脆承认派系合法化，让它们组织公开的集团，提出各自的政纲，变暗斗为明争，由各派轮流执政。CC系党人认为这样的办法行不通，而主张在“国民党现存派别中，有一派能以统一党权为己任，本大无畏的精神，不避一切艰险，采取史达林对付托洛史基，孟梭里尼对付尼蒂的手段，不惜放逐异己的别派，举一纲而打尽之”，从而实现国民党的统一。[77]不待言，CC系所寄望能肩负国民党统一大任的正是以它为基础的蒋介石主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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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C系党人极力鼓吹独裁政治的同时，国民党内另一拥蒋派系力行社亦在大肆宣扬法西斯独裁政治。不仅如此，中国学界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展开了一场民主与独裁的论战。[78]在这场论战中，由于有一批如蒋廷黻、丁文江、钱端升等过去曾信仰民主政治的名流学者转而支持独裁政治，从而使CC系和力行社感到其独裁政治的主张，获得了来自体制外并带有浓厚学理基础的支助力量，故而更加发动其所属的各种报刊大力鼓吹，营造出一股浓烈的法西斯独裁政治的舆论氛围。笔者初步统计，仅《政治评论》所发表的鼓吹独裁政治的相关文章即多达40余篇。除《政治评论》外，CC旗下的其他报刊如《晨报》《人民评论》《社会主义月刊》等在宣扬独裁政治和法西斯主义方面比《政治评论》甚至更有过之（参见表10-2）。过去人们较多地注意力行社与法西斯主义的关联，事实上，CC系在法西斯主义与独裁政治的鼓吹方面，亦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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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2 1930年代CC系旗下的部分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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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2 1930年代CC系旗下的部分报刊-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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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三 支撑与内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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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团”及其所属组织，其创立旨趣、组织形式、政治理念，均与力行社极为相似。两个组织均强调对蒋介石领袖权威的绝对拥护和服从，均崇拜法西斯主义，鼓吹独裁政治，均采取自上而下的集权主义体制和多层级的秘密组织系统，均信仰暴力和恐怖手段，分别附设有庞大而富有威慑力的特务机构（参见表10-3）。最后两个组织均于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宣布取消。1938年后，有形组织的CC系虽已不存，无形组织的CC系则一直延续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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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3 CC系与力行社的组织形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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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系和力行社的组织体制的相似性，显示了蒋介石在主导这两个组织创立的过程中，深受了当时德、意法西斯组织体制的影响。如两个组织金字塔形的层级结构和吸收成员的逐级递升制，即与当时意大利法西斯党的组织体制十分相似。[79]不同的是，蒋不是将国民党直接法西斯化，也不是废弃国民党另组一个新法西斯党，而是在国民党旧躯壳内成立两个双轨并进的法西斯组织，如同“党内有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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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派系各有一套独立于国民党党机器之外的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基层社会的组织系统，其组织运作类似于政党的运作方式。笔者将其称为“派系党化”。同时，30年代国民党党机器由北伐前后指导全国政治军事的核心权力组织，逐渐蜕化为一个由特定的政治派别所独掌和垄断的带有浓厚“私性”色彩的权力工具。笔者称此为“党的派系化”。CC系原本寄附于国民党各级党部组织之中，“青白团”和“忠实党员同盟会”的成立，使CC系势力进一步组织化和“合法化”，在国民党原有组织躯壳内形成一个更具组织能量的核心组织，从而形成“党的派系化”与“派系党化”交相并存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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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政党在其发展历程中，均会遇到种种危机和挑战。一个政党的组织力和生命力强健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克服危机和回应挑战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我组织更新与调适能力。在中国国民党历史上，因内外环境的重大变革而多次面临危机与挑战。而每一次危机的克服，对党机器均是一次历史性的大改造。在孙中山时代，由同盟会而国民党，由国民党而中华革命党，由中华革命党而中国国民党，直至1924年的改组，每一次都是对国民党组织体制进行全面性的改造。而每次全面性改造的结果，均使国民党达成新的统一和整合。在蒋介石时代，国民党亦进行过几次大的改造，一次是30年代初力行社与青白团的成立，一次是抗战初期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两次均有另立新党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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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社自始即怀有与旧的党机器相颉颃，甚至架空、侵夺和取代党机器的野心。从“公”的一面观之，力行社成员中确有一批人如刘健群等愤激于国民党的无能和腐败，自称怀着“爱党”“爱革命”的动机，欲另建新党以彻底改造国民党；而从“私”的一面观之，力行社的成立，又是以黄埔系为中心的一群青年军人政治野心膨胀的结果。黄埔系原来的势力范围在军队，尤其是军队党务、政工和各地保安系统。力行社的成立，意味着黄埔系将向更广泛的领域扩张其势力。蒋介石亲自主持了力行社的筹备和组织体制的创设，对力行社隐然另立新党的企图持支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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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蒋介石召集军队政工会议并发表讲话。由于军队政工主要由黄埔系经营，蒋在会中以师生的相对立场声称：“我们黄埔学生要知道，除了黄埔力量，没有一个力量配得上使本党发展，配得上担负国民革命……在这时候要恢复我们革命的精神，保全我们革命的力量，完成我们革命的使命，那一个都不能担负起来，能够担负这责任的还是我们黄埔学生。”接着，蒋介石指出以往“我们黄埔力量自己运用的错误”在于将自己的兴趣囿限和局促于军事领域，对于军事以外的一切政治经济社会，完全没有一点力量；“我们军事的力量，已经扩充到全国，而我们政治的力量，社会的力量，以至经济的力量，却都一点没有基础”。蒋称这是使黄埔失败和革命失败的一个最大原因。蒋最后宣示，以后黄埔学生应向政治党务和社会方面着力，“用政治去革命”。[80]蒋介石最初对力行社所寄予的厚望，显然将激发黄埔青年军人的广泛政治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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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力行社另造新党的企图，势必与CC系掌控下的旧党发生利害冲突。两大组织均以拥蒋为宗旨，蒋最初似乎有足够的自信使两大派系均听命于他的个人权威。然而，两大派系自形成各自的组织体系后，相互间的冲突和对峙明显升级并向纵深发展。在寻求各自生存资源的过程中，两大派系的组织触角形成激烈的交锋碰撞。在这一过程中，力行社多取攻势，CC系多取守势。因为CC系凭借党权已在地方扎根经年，原本即拥有各级党部组织的丰厚政治资源，而力行社则刚刚跨出军界而涉足党务政治。1934年，当CC系与力行社的关系日趋紧张之际，蒋介石对两派的势力范围做了一个大致分工：CC系致力于党界，力行社致力于军界。这实际上是让他们退回到各自原来的势力范围中去。然而，两大派系已经伸展出去的组织触角已难收回，尤其是力行社已经膨胀的政治欲望无法冷却。两派各自凭借其复杂的层级组织网络向地方社会推进。在这一过程中，两派的恶性倾轧在地方政局上投下了极其恶劣的影响。[81]在国民党众多派系中，力行社和CC系是最具组织能量和群众基础的两大派系，而相互之间的倾轧也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相持最久，相争最烈。当两派倾轧白热化时，蒋介石有意将两团体合并。1935年12月12日，蒋介石曾召集陈立夫和刘健群，商议将力行社与青白团合并。[82]但此次合并未成。直到1938年3月，蒋介石才宣布将两团体同时取消。此后，其派系对峙的传统，又以党团对立的形式延续下去，直至国民党的最后溃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