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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有谓CC系、力行社和政学系这三个功能不同的拥蒋派系成功地充当了蒋介石威权统治的基石，是蒋介石成功的关键，并认为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失败就在于没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派系组织支撑。[83]就蒋介石个人而言，其党内地位的提升和实力的强化，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得助于这样一种派系“支撑结构”。蒋介石自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在国民党内虽一直居于优势和主导地位，但其最高法理权威的最终确立和巩固，则是以他在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国民党总裁为标志。在这一过程中，三个拥蒋派系，特别是力行社和CC系对蒋个人权势的巩固和提升，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助作用。然而，这三个派系之间的恶性倾轧和竞争，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一种持续强韧的内耗和自毁机制，对国民党的整个组织生命的衰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三个功能不同的拥蒋派系既是支撑蒋介石个人成功的重要基石，又是导致国民党最终溃败的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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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允公：《江苏省党部各派的历史及其活动》，《社会新闻》第1卷第17期，1932年11月21日；农：《苏省党部改选之前夜》，《社会新闻》第1卷第28期，1932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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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编印《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总报告》第4编，1929，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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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滕杰：《总裁建党理想之体认》，引自冯启宏《法西斯主义与30年代中国政治》，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8，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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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台北，实践出版社，1984，第104～105、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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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第107～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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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改组派声称：“蒋介石非共产党，何以知共产党的组织？何以羡慕共产党的组织？蒋介石之意，盖以为好的组织只有共产党的组织，目中早无十三年改组的存在。”豁然：《改组派的立场》，汪精卫等：《革命言论》，出版地不详，1930，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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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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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15日、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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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21日、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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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蒋介石日记载，“革命军人同志会”成立于1932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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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有关力行社的论著及资料，参见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干国勋等：《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陈恭澍：《蓝衣社内幕》，上海国民新闻图书印刷公司，1943；易劳逸：《流产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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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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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革命救国团编印《蓝衣党的罪恶》，1933，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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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蒋介石日记，1932年3月2～3日、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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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蒋介石日记，1932年4月21～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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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蒋介石回复《大公报》：“中国革命只有中国国民党之组织方法完成革命使命，中正生为国民党员，死为革命党魂，不知有其他组织也。”见蒋介石日记，1932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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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参见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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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5日记：“凡与力行社会议，每次皆在三时以上，学生幼稚令人心焦，如何乃能造成干部，得到助手也。”7月7日记：“力行社徒幼稚，毫不懂事，徒使忧愁也。”7月9日记：“见滕杰等之幼稚电报，焦急成病也。”7月11日记：“对于力行社幼稚行动与反动派诬蔑之事太多，动心忍心不能抑止。”10月5日记：“对滕杰、萧赞育痛训其办事幼稚无方也。”1933年1月7日记：“力行社书记荒唐幼稚，心又躁急，痛哭切齿。”7月7日记：“黄埔幼稚，忧急无已。”7月17日记：“为黄埔力行社幼稚无能，宣传荒唐，恐有赤匪混入捣乱，故躁急暴戾，自伤元气。”1937年6月6日记：“对力行社幼稚骄横，可笑可痛，愤慨无已。余之精力全为此辈幼稚无能不知不识之部下所耗废矣，何国人之无能无智至此，乃无训练之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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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参见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324～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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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蒋介石日记，1933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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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蒋同时拟定的力行社宗旨为：“革新教育，开发实业，调济劳资，编制工商，平均地权，扶助耕农，唤起民众，力保国粹，崇尚礼义，创造武力，矢志劳动，誓服兵役，恢复领土，还我主权。”均见蒋介石1933年8月27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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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本学者菊池一隆的《都市型特务“CC”系の“反共抗日”路线について——その生成から抗日战争における意义と限界》（《近きに在りて》第35、36号，1999年6月、12月）是近年来难得的一篇专门研究CC系的学术论文，其资料利用了战前与战时日本在华特务机关有关CC团的调查报告。但该论文侧重探讨CC系所属“中统”的特务组织活动，而对CC系的本体组织形态甚少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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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如《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1990）内称：“外面传说他们（引注：指陈氏兄弟）有组织，是有其事，不过这一点我想以后再谈，或者避开不谈。”（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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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台北，地政研究所，1980，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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