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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终生难忘这血腥的、骇世的形象，与他的精神状态是同调的。在阴间里还能大哭大叫，且喊出人的冤屈，这不就是勇气吗？在士大夫的世界里，在雅人的蓝图上，我们永远看不到类似的图景，但偏偏在乡野，在荒凉粗糙的山林野镇，有这样别类的存在，是让人惊喜的。我有时重读《女吊》，就不由得想起作者本人。在那蓬头垢面的野鬼身上，他是不是也看出叛逆者的野气？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基督教式的阴冷，但丁有他宗教神学下的审判。鲁迅呢？他面临的仅是荒漠，是荒漠下的炼狱。那里没有神，只有鬼，且大多是怨鬼、厉鬼，那为别人苦楚叫不平的野鬼。所以，你读他的书，在压抑的黑暗外，还能听见永不停息的声音。那是黑暗里的嘶鸣。它叫出了地底的惨烈和鬼眼下的不安，于是你知道那个世界的混浊，死和生，以及阴阳两界无词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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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田涉在回忆录里，言及鲁迅身上的沉郁。鲁迅和他议论过中国的鬼，以及人间的“避恶魔”。在致增田涉的信中，鲁迅还画过“辟邪”的图案。他们见面的时候或许也谈过相关的话题，彼此定然有过会心之处吧？鲁迅晚年津津乐道于谈乡间的鬼，以及风俗里的神怪，自然与他的心境有关。那个模糊不清的世界，承载了人间诸多的苦乐，此岸的悲欣竟在彼岸世界被感性地呈现着。在他晚年的收藏品里，域外的版画甚多，有的也带有森然之气。那些异常的画面与中国乡土社会的图腾的交汇，呈现着人类的明暗。不知道在对比二者的时候，鲁迅先生的感想怎样。他收藏了那么多的作品，却无专门的论文，你也只能从其文字中，找到某些暗示，但要说出其间的线索就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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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早年还是晚年，鲁迅都喜欢用“坟”这个意象。《过客》的主旨众说纷纭，我倒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反先验的哲学：在通往死亡的路上，唯有“走”才是意义。人终究要走向坟墓的，谁都不可避免。可那坟里的故事，以及走向坟的方式，却大不相同。鲁迅诅咒着这个世界的荒凉，在对荒凉的极度的渲染里，他其实显示了不安与抗拒。当他竭力勾勒着一个非人的、令人难以忍受的黑暗时，那咀嚼之余，却显示了作者与这黑暗的距离。他隐含在背后却又超越了黑暗，创造了黑暗之外另一个非光明的世界，那就是夜游的鬼魂与枭鸣。我每每读到他所说的恶鸟、乌鸦一类存在，就看出作品灵动的一闪：这个惊恐的意象，将一个死去的世界变得有动感了。鲁迅快意于这一动感。因为唯有不满与愤怒的夜鸟，才能搅动一个世界，让黑暗里的动物知道还有这类存在，总有激荡的时候，于此，作者好似感到了一丝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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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鲁迅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药》。小说的结尾，意味深长，一眼看去，就是他固有的风格。在极为肃杀的清明时分，乌鸦在叫着。坟、老人、枯草、老树、乌鸦，构成了一幅死寂的画面。小说自始至终是压抑的，可是结尾的一声乌鸦之鸣，却驱走了岑寂，让人感受到了悲伤之后的孤愤、惊叹，觉出死亡之外的活的灵魂，以及那些不再安定的夜游魂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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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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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的工夫过去了；上坟的人渐渐增多，几个老的小的，在土坟间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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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妈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担，便想到要走；一面劝着说，“我们还是回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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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老女人叹一口气，无精打采的收起饭菜；又迟疑了一刻，终于慢慢地走了。嘴里自言自语的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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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悚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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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此的方式结束作品，是让读者长叹不已的。不管作品在这里隐喻了什么，它所达到的审美效应都是强烈的。我们在这里又听到了恶鸟的叫声，一个贫瘠的世界忽地不那么单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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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170302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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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同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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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年前，一位从国外回来的友人找到我，说要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箭杆胡同看看。那一天下着小雨，我和友人骑着自行车在街里穿来穿去。起初跟几个人打听，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我的心不禁有点哀凉起来。那时便记起一句古话：“是非已过无人问”，的的确确是的。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无奈转到了北大红楼旧址，却又无法进去。光线暗暗的，四周寂静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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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第一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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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当年办公的那间房子在哪里已不甚了然，几乎没有什么可凭吊的，于是只待了一会儿，就离开那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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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位已去的前辈，世人已说过许多。研究他的著作也是汗牛充栋了。对我这样后来的人而言，每每记起他，总是想起一群人，仿佛有巨大的队伍在支撑着他。幼时看过一幅画，印象是红楼内外人流滚滚，可是细细查阅史料，却只有几个响亮的人物，这个时候才知道那时的思想者其实是孤独的，搅动了中国的其实是《新青年》的几个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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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段历史可书写的很多，远不止陈独秀一人。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来到北大。他是幸运的，一到北京就结识了一批友人，这些人后来有许多加入了《新青年》的行列，成了终生难忘的同人。和他走得最近的是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周氏兄弟则不即不离，但精神大多是同步的，并未唱出异样的反调。还有几位作者和陈氏保持着较密的关系，沈尹默、蔡元培、刘半农、高一涵、傅斯年、罗家伦等，他们都在《新青年》上写了不少的文章，一时间撼动了读书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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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鲁迅成为其中一员后，对这一营垒的人的战斗士气是欣赏的。许多年后，当他已与钱玄同、刘半农疏远的时候，他还能心平气和地指出诸位当年的某些锐气的可嘉，并未因为结怨而否定他们精神中的亮点。《新青年》同人们的蜜月时间很短，在历史上不过短短的一瞬，不到几年就解散了。不过那几年的生活确可大书特书，无论是对鲁迅还是对陈独秀而言，都是值得回味的。在向着中国传统进行批判的时候，那一些人彼此颇为融洽，并无大的分歧，他们构成了一条阵线。晚清之后，对着旧文明进行着彻底的清算，从未有人像那一群人那么激烈、迅猛，其遗绪至今还留于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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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和他的友人们以狂傲立世，但他们的思想新旧参半，并非像一些文章说的那么现代。胡适张口“杜威”，闭口“詹姆斯”，却在道德上让步于传统，倒仿佛有点儒生气了。沈尹默看似是个新诗人，但看他日常的爱好，他内心还牵挂着古代的诗文、字画，身上难免带点士大夫气。范文澜曾在自己的日记里，谈过对诸人的印象。比如钱玄同是最激烈、最清醒的人，见了其长兄却要行跪拜之礼。《新青年》同人提倡白话文，他却用文言文写作。这种分裂好像是那一代人共有的现象。陈独秀、鲁迅、刘半农等人的身上，多少有一点旧文人的习性。所谓“新”，也不过是附在旧体上的新芽，大家多少还是吃了旧躯体上的乳汁的。于是我们便可以看出他们内心的冲突，他们攻击最猛烈的东西，恰恰是占据自己内心最为久远的存在。在对别人宣战的时候，他们也食着自己的肉，这大概就是鲁迅所说的“抉心自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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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摄于192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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