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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留存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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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在鲁迅博物馆翻看着钱玄同留下的那批旧杂志,就怦然心跳。《新青年》里的文章,情思漫漫,今人似乎也难有那些作者的气度了。读他们的文字,便想象着那个时代的人与事,觉得谜一样的话题是那样多,几乎每个话题后,都有动人的故事。他们每个人,内心都充盈着一团火。后世一些无知学人讥讽他们狂傲偏执,不懂建设,唯有破坏。其实认真读那里的文字,关于教育改革,关于文字改革,关于文学的现代化,不仅议论多多,方案与实践亦是时常可见的。那一代人并非一群虚无主义之徒,其内心还多有一些改良的方略,且有着精神的寄托。而那寄托里,就有传统文化遗产的因子。比如鲁迅对汉画像的青睐,钱玄同的喜写篆字,刘半农的爱写散文,胡适的考据癖,这些与明清文人不能说没有交叉,有的甚至是从传统的非正宗的流脉里过来的。他们即便是破坏偶像,喊“打倒孔家店”,也是因了胸有法国、美国革命的参照,精神深处,是有着路标的。刘半农关于文字学的思考,就参照了外文语法,并不是书斋里的胡闹。钱玄同议论文字学,就有章太炎的某种风范,在迅猛里又添有沉稳,功底之深非别人可以比肩。钱玄同的《论注音字母》、《新文学与今韵问题》,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我之文学改良观》、《复王敬轩书》等,都有着很深的学养。我们看钱、刘二人关于新文化的那出“双黄戏”,演得何其妙。钱氏化名“王敬轩”大肆攻击新文化运动,而刘半农撰文力驳之,文章气韵生动,一时并世无两。鲁迅后来以赞佩的口吻回忆过那时的刘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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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字和“它”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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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青年》编辑中,刘半农的学识是较弱的,后来虽去了欧洲得了博士学位,但都不及胡适、周氏兄弟深厚。尽管这样,他的一些思想和学问,在今天看来,依然很有特色,并非一无是处。他对文学与文字、音韵与语法、四声实验等,研究很深,心得很特别。所以他谈新文学界的建设,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有着较深的根基。读其文章,是立着的,而非躺在地上的时文。比如《复王敬轩书》,谈及翻译问题,就颇有见地,与鲁迅、周作人的观点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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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即如我国古代译学史上最有名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后秦鸠摩罗什大师的《金刚经》,一部是唐玄奘大师的《心经》。这两人,本身生在古代,若要在译文中用些晋唐文笔,眼前风光,俯拾即是,岂不比林先生仿造二千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许多。然而他们只是实事求是,用极曲折、极缜密的笔墨,把原文精义达出,既没有自己增损原义一字,也始终没有把冬烘先生的臭调子打到《经》里去;所以直到现在,凡读这两部《经》的,心目中总觉这种文章是西域来的文章,决不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的晋文,也决不是“龙嘘气成云”的唐文。此种输入外国文学使中国文学界中别辟一个新境界的能力,岂一般“没世穷年,不免为陋儒”的人所能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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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刘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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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得洋洋洒洒,又夹带着深刻的见识,大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激进青年,都从文中得过启发吧!钱玄同认为,刘半农“决不是纯任情感的人,他有很细致的科学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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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句话可说是对《新青年》同人的概括。因为相信科学的伟力,于是对一切非科学的存在大加鞭笞,而梦想的,却是一个新的世界。说那一群人只懂破坏,而不谙建设,是不得要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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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那时的文章,观点互相影响,好像出自一人之手。那定然是彼此切磋的缘故。胡适有一篇《易卜生主义》,语气和鲁迅的那篇《论睁了眼看》十分相近。有人说鲁迅从胡适的思想中受到启发,那也是有可能的。刘半农自己就承认,从陈独秀、胡适关于文学界革命的文章中,受到过鼓舞,他的许多思路,不过是沿着主将的观点延伸而已。在面临同一个文化难题的时候,思想者的精神有时会出现惊人的一致。气质或许不同,知识背景可能有别,而目标却大致不差,都向着顽固的遗存挺进,要搬走那座精神的山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时代:一群读书人,无情地向着自己的祖坟刨去。他们冒着被辱骂、受难的危险,开始了前无古人的征程。中国的现代文明,就是踏着道道荆棘而悲壮地拉开了它的序幕的。然而这一台大戏,至今尚未演完。每每思之,不禁为之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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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青年》内部,一开始就蕴含着差异。陈独秀的排他主义,胡适觉得不妥,以为不太公正。而钱玄同的急躁,后来也受到了同人的批评。鲁迅在胡适身上,大概看到了一点表演的成分,在他们关系尚好的时候,鲁迅还在小说中奚落胡适几句,开开玩笑。分歧固然在,但那时的目标因为是与旧的营垒作对,故而彼此并不深议,不过深藏于心里而已。高兴的时候,直面而谈,争论得面红耳赤,也是有的。所以翻检那时的旧文,看彼此间的信札手迹,倒让人生出羡慕。坦诚与激烈,博大与幽远,都可以感觉到,那是后来的学人自叹弗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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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科同人合影:第一排左二为钱玄同,左三为蔡元培,左四为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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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在那个圈子里,一直是个活跃的人物。他口无遮拦,信马由缰,文章一泻千里,酣畅雄放。他因了章太炎的影响,走的是偏执之路,凡事要纯粹处理,尤其对学术不会有温吞之态。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许多观点,在那时被视为怪论,林琴南后来就撰文,对其大加贬损。钱玄同的文章,篇篇有着火药之味,他写的《随感录》,对遗老遗少就不客气,大有吞灭之势。而言及学术,对旧式文人他是蔑视的。陈独秀撰文虽有狂态,但并无蛮气。钱玄同则不然,狂妄之语的背后,野性的东西多了,总令人觉得有些孟浪。比如谈及文字问题时,钱氏主张不仅改革,而且要废汉字,以拉丁化的方案代替象形字,这真真是刨了自己的祖坟。他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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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要爽爽快快说几句话: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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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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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态度,在学理上有些过分,比陈独秀还要偏颇。读他的系列文章,印象是意气的地方多,缺乏严密的逻辑。他和陈独秀一样,许多理论没有可操作性。倒是胡适的尝试的态度,周氏兄弟创作中的摸索,让人感到切实。那是大地上的耕耘,而非空中楼阁。许多年过去,《新青年》的同人们的著述,唯胡适、周氏兄弟的一直畅销,这也说明了尝试比空谈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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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讥讽钱玄同是个好发空论的人物,这不是没有道理。但他的空论,有时笑态可掬,也让人觉出其中的可爱。周作人就喜听钱氏的妙语,以为大有可借鉴的地方,并非一文不值。而在胡适看来,钱氏的失误是过急,缺少分寸。过犹不及,就是这个道理。有一次,胡适在致钱氏的信中,说得语重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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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字问题,我本不配开口,但我仔细想来,总觉得这件事不是简单的事,须有十二分的耐性,十二分的细心,方才可望稍稍找得出一个头绪来。若此时想“抄近路”,无论那条“近路”是世界语,还是英文,不但断断办不到,还恐怕挑起许多无谓之纷争……老兄千万不可疑心我又来“首鼠两端”了。我不怕人家攻击我们,只怕人家说我们不值得攻击。(1918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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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适的批评,钱玄同是有所保留的。他以为这位友人和旧的存在过分“周旋”,大有费时费力之态。对陈腐的存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刀两断,各自东西,从此开始新的生活。可是胡适却从渐进的、可操作的原则上,坚持温和主义的立场。他和钱玄同的分歧,也可看作是与陈独秀诸人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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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新青年》诸君,并非个个是大度雅量的人,他们有时也略有圈子化、唯我主义的立场。像钱玄同、刘半农上演的“双簧”,不过内部的自编自导,对于别人骂自己的文章,就并不都敢刊出。大概是1918年的七八月间,胡适推荐了张豂子的文章,欲发表于《新青年》杂志上。钱玄同因为张豂子是个反对派,怒而拒之,且扬言要退出《新青年》。胡适便去信解释,委婉地批评了这位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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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老兄以为若我看得起张豂子,老兄便要脱离《新青年》,也未免太生气了。我以为这个人也受了多做日报文字和少年得意的流毒,故我颇想挽救他,使他转为吾辈所用。若他真不可救,我也只好听他,也决不痛骂他的。我请他做文章,也不过是替我自己找做文的材料。我以为这种材料,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老兄肯造王敬轩,却不许我找张豂子做文章,未免太不公了。(1918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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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批评里,胡适道出了同人中一部分思想上的障碍。江湖之气与党派之气一旦与学问结合,便会呈现出独断主义的学术。不过胡适太看重学术良知,却忘记了顽固势力的残忍、庞大。他后来屡屡在文坛与政坛中受挫,大概是由于太宽恕对手,不谙市侩的手段。而在鲁迅看来,钱玄同之弊在于空,胡适之短在于柔。大学里的教授,只有学术良知,却无与恶势力直面的手段,失败是必然的。鲁迅那时是主张决然的态度的。他以为对旧的势力一旦用柔弱的态度,自己就有可能陷于其中。鲁迅敢如此说,并非洋人的学理作怪,亦不是个人恩怨所致,而是生活的经验所得。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张勋复辟,看来看去,于是他得到一个结论:“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学者的良心,有市侩的手段,但这类人才,怕教员中间是未必会有的。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通讯》)说这句话时,《新青年》阵线已经分裂,同人们有的高升,有的隐去。鲁迅已把目光,放到别个世界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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