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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0902 你能想象出那个时代的氛围吗?那一群人确有许多令人神往的地方。学术态度、思想境界且不用说,仅是他们彼此交往的方式、情感的走向,就让后人品味再三吧。《新青年》阵线的人并非个个正襟危坐或只会道德说教,他们一些人的幽情,其状不亚于六朝之人。那一群人中,鲁迅沉默寡言,但偶一谈吐,便语含谐意,趣味横生。钱玄同爱说笑话。刘半农态似顽童。李大钊与人相处有亲和之力,没有读书人的架子。周作人有点儒雅之气,但开起玩笑来也颇为放松,不像他的文字那么宁静。曙天女士有一篇《访鲁迅先生》,记录了周氏兄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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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0904 我开始知道鲁迅先生是爱说笑话了,我访过鲁迅先生的令弟启明先生,启明先生也是爱说笑话的。然而鲁迅先生说笑话时他自己并不笑,启明先生说笑话时他自己也笑,这是他们哥儿俩说笑话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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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0906 以说笑、调侃进行着自由思想的交流,正是新文人不同于旧儒的地方。周氏兄弟与友人们都挺“现代”,虽穿着长袍,写着毛笔字,玩玩古董,但也不过鉴赏的态度,对人生的看法,也有鉴赏家的眼光。远远地打量着,并不轻易走近对象世界。那时候在鲁迅的住所八道湾,是有一个定期聚会的,我们把它说成“沙龙”,也不错吧。沈尹默后来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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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0908 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日,八道湾周宅必定有一封信来,邀人去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每年必到的是:马二、马四、马九弟兄,以及玄同、柏年、逷先、半农诸人。席上照例有日本新年必备的食物——粢饼烤鱼之类,从清晨直到傍晚,边吃边谈,作竞日之乐。谈话涉及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鲁迅每每冷不防地、要言不烦地刺中了所谈对象的要害,大家哄堂不已,附和一阵。当时大家觉得最为畅快的,即在于此。(《鲁迅生活中的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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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0910 鲁迅、周作人和自己的友人在一起时,说话都挺放肆,彼此坦然得很,并不存有戒心。友人们对周氏兄弟,大概也是如此。你看钱玄同写给周氏兄弟的信,就毫无正经,常常通篇是胡闹,正经的话殊少。他们彼此的信件,文字游戏的地方多,因为都通文字学,所以行文不免“卖弄”一点学问,引来一笑。做斗士的时候金刚怒目,而平民化的时候,就有些游戏之风,这一点,与明清愤世的士大夫,略有一点相近。“五四”文人的傲世、通脱、清峻,实在不亚于魏晋风度。你读那时的信札、日记,不是已感受到了久已绝迹的冲荡之气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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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0912 钱玄同有诸多致周氏兄弟的信,可见那时的情形。其中一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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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0914 今天[西历一千九百十九年,大日本帝国大正八年,大中华民国八年,元月卅一号,即戊午年十二月除夕。(按:夕当作朝)]早晨寄出一封骈体信,此时或已达览。日将午,得庚言先生来片。现在(二月一号上午一点多钟)又得仲由氏来信。对于胡先骕词中予言之人之大作,吾三人均有论列,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一作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一作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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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0916 鲁迅和周作人回信的时候,也喜用玩笑口吻,以诙谐的字句谈正经的话题。周作人写信时,爱称对方的绰号,说一些介于正经与不正经之间的事情。然而其学识与眼光,确实高远。鲁迅那时就显示出了怪异的地方,他很少出席《新青年》会议,但对其中的事务,还是认真对待的。他的文章固然以幽默闻世,但深邃与忧愤亦隐藏其间,且看他1918年7月致钱玄同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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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0918 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出无名氏语录)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蚊虫咬我,就此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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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0920 信写得随随便便,涉笔成趣,嬉笑怒骂皆有,态度却是朗然、分明的。读这一封信,就很易使人想起魏晋时代的阮籍和嵇康,那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气韵,并非一个“狂”字可以解得。“五四”那代人,豪放之外,又多一种魔气,他们在谈笑风生里,常对祖先的文明发几声咒语。魏晋的文人只会装疯卖傻,放荡不羁,到了鲁迅、钱玄同这一代,则不仅志不拘检,口吐狂言,且又从魔瓶里放出毒素,熏染着这个世界。鲁迅诸人是深切地感受着自己的生存与旧有遗存之间的冲突的,他们意识到:“文化的革命就是不断延迟的危机。”而知识群落的使命之一,就是直面它,且以创造的精神构建自己的生活。有一种奇怪的论点曾说,鲁迅这些人以自怨自贱的方式对待世界,且败坏了自己的判断力。事实却恰恰相反,那一代人对自我和周围的世界看得何等清楚、透彻!一个不懂得痛感,且未能与旧我分离的人,至少可以说是麻木的。但那一代人却唤起了沉睡的民众,使麻木的人们懂得了站立的价值。他们以恶意的方式,建立了人间善的园地,又不惜背着黑暗的重负和恶的名声,放人们到光明的地方去。今天的人们,觉得他们是如此遥远,又如此亲近,那是自然而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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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0925 在民国(修订版) [:1703020255]
1703020926 在民国(修订版) 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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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0930 我曾经写过鲁迅与陈独秀的一些旧事,那都是新文化运动层面的话题。本文要谈的是史料方面的感想,那就是,他们真正的交往其实是稀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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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0932 有几个时期,鲁迅与陈独秀同在一座城市里,但却失之交臂,未得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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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0934 他们第一次有可能见面的机会是1902年。那一年1月鲁迅从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毕业,2月即赴日本,随即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读书。鲁迅到日本的前一年,陈独秀便在东京开始留学生涯了,入的是东京学校。有人说是弘文学院的前身,有人认为是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如果真是也在弘文学院,那二人是有同校之谊的。不过陈独秀在1902年2月末就离开了这里,鲁迅4月才入学,自然没有见面的可能。有趣的是,陈独秀在那一年9月再度返回日本,到成城学校读书。成城学校离弘文学院有多远,不得而知。但看许寿裳的回忆录,知道两校间的同学是有交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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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0936 那时候鲁迅虽也跑集会,听演讲,但与人交往不多,是留学生中持低调子的人。陈独秀则不然了,他在日本很是活跃,不仅参加了“青年会”这样的组织,是反清人士,重要的是,他还是拔刀相助的义士,做了些别人不敢做的事情。章士钊在回忆录里写到陈氏那时的果敢,说他凛凛然像条汉子。那篇名为《疏〈黄帝魂〉》的文章介绍了陈氏因冒犯恶人被遣返回国的经过,由此可以看出他在当时的活跃。1903年4月,陈独秀因剪了学监姚昱的辫子而被迫离开日本,未能于日本潜心于学业,与鲁迅见面的可能消失了。鲁迅那时和陈独秀的心态是有所不同的。他的兴奋点表现在治学方面,许寿裳在文章中讲到了鲁迅在弘文学院时期的心态,由此能看出其精神的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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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0938 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后来,他又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入手,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境界。我从此就非常钦佩:以一个矿学毕业的人,理想如此高远而下手工夫又如此切实,真不是肤浅凡庸之辈所能梦见的。(《亡友鲁迅印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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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0940 留日时期的鲁迅生活,后人有不少的记载,而陈独秀的形迹则甚为寥寥,已难以考辨了。按学界的一般说法,陈独秀第三次去日本是在1906年秋,当时与其同行者是苏曼殊。那一年秋鲁迅已从日本仙台回到东京,决定弃医从文了。就在此后不久,鲁迅也认识了苏曼殊,并将其拉入自己的行列里,决定创办《新生》杂志。那时能与陈独秀见面的机会很多,如果他们有过什么交往,那应该是在这一年以后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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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0942 但是,没有任何一种文字记载过彼此的情形。二人会见与否是个未知数。只是苏曼殊这个人物,倒是很有意思。他既是陈独秀的友人,又与周氏兄弟相交,倒让人可以猜想那时的情形。1906年苏曼殊与陈独秀的日本之行,只是几个月。不久即归国。同行者也是陈独秀。陈氏曾有《偕曼殊自日本归国舟中》行世,诗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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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0944 舟随番舶朝朝远,魂附东舟夕夕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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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0946 收拾闲情沉逝水,恼人新月故湾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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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0948 从当时的几首诗中看出,二人的友情很深,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那一年还有一首《曼上人作葬花图赠以蛰君为题一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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