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20900
6
1703020901
1703020902
你能想象出那个时代的氛围吗？那一群人确有许多令人神往的地方。学术态度、思想境界且不用说，仅是他们彼此交往的方式、情感的走向，就让后人品味再三吧。《新青年》阵线的人并非个个正襟危坐或只会道德说教，他们一些人的幽情，其状不亚于六朝之人。那一群人中，鲁迅沉默寡言，但偶一谈吐，便语含谐意，趣味横生。钱玄同爱说笑话。刘半农态似顽童。李大钊与人相处有亲和之力，没有读书人的架子。周作人有点儒雅之气，但开起玩笑来也颇为放松，不像他的文字那么宁静。曙天女士有一篇《访鲁迅先生》，记录了周氏兄弟的特点：
1703020903
1703020904
我开始知道鲁迅先生是爱说笑话了，我访过鲁迅先生的令弟启明先生，启明先生也是爱说笑话的。然而鲁迅先生说笑话时他自己并不笑，启明先生说笑话时他自己也笑，这是他们哥儿俩说笑话的分别。
1703020905
1703020906
以说笑、调侃进行着自由思想的交流，正是新文人不同于旧儒的地方。周氏兄弟与友人们都挺“现代”，虽穿着长袍，写着毛笔字，玩玩古董，但也不过鉴赏的态度，对人生的看法，也有鉴赏家的眼光。远远地打量着，并不轻易走近对象世界。那时候在鲁迅的住所八道湾，是有一个定期聚会的，我们把它说成“沙龙”，也不错吧。沈尹默后来回忆说：
1703020907
1703020908
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日，八道湾周宅必定有一封信来，邀人去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每年必到的是：马二、马四、马九弟兄，以及玄同、柏年、逷先、半农诸人。席上照例有日本新年必备的食物——粢饼烤鱼之类，从清晨直到傍晚，边吃边谈，作竞日之乐。谈话涉及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鲁迅每每冷不防地、要言不烦地刺中了所谈对象的要害，大家哄堂不已，附和一阵。当时大家觉得最为畅快的，即在于此。（《鲁迅生活中的一节》）
1703020909
1703020910
鲁迅、周作人和自己的友人在一起时，说话都挺放肆，彼此坦然得很，并不存有戒心。友人们对周氏兄弟，大概也是如此。你看钱玄同写给周氏兄弟的信，就毫无正经，常常通篇是胡闹，正经的话殊少。他们彼此的信件，文字游戏的地方多，因为都通文字学，所以行文不免“卖弄”一点学问，引来一笑。做斗士的时候金刚怒目，而平民化的时候，就有些游戏之风，这一点，与明清愤世的士大夫，略有一点相近。“五四”文人的傲世、通脱、清峻，实在不亚于魏晋风度。你读那时的信札、日记，不是已感受到了久已绝迹的冲荡之气了吗？
1703020911
1703020912
钱玄同有诸多致周氏兄弟的信，可见那时的情形。其中一封云：
1703020913
1703020914
今天［西历一千九百十九年，大日本帝国大正八年，大中华民国八年，元月卅一号，即戊午年十二月除夕。（按：夕当作朝）］早晨寄出一封骈体信，此时或已达览。日将午，得庚言先生来片。现在（二月一号上午一点多钟）又得仲由氏来信。对于胡先骕词中予言之人之大作，吾三人均有论列，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一作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一作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矣。
1703020915
1703020916
鲁迅和周作人回信的时候，也喜用玩笑口吻，以诙谐的字句谈正经的话题。周作人写信时，爱称对方的绰号，说一些介于正经与不正经之间的事情。然而其学识与眼光，确实高远。鲁迅那时就显示出了怪异的地方，他很少出席《新青年》会议，但对其中的事务，还是认真对待的。他的文章固然以幽默闻世，但深邃与忧愤亦隐藏其间，且看他1918年7月致钱玄同的信件：
1703020917
1703020918
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出无名氏语录）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蚊虫咬我，就此不写了。
1703020919
1703020920
信写得随随便便，涉笔成趣，嬉笑怒骂皆有，态度却是朗然、分明的。读这一封信，就很易使人想起魏晋时代的阮籍和嵇康，那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气韵，并非一个“狂”字可以解得。“五四”那代人，豪放之外，又多一种魔气，他们在谈笑风生里，常对祖先的文明发几声咒语。魏晋的文人只会装疯卖傻，放荡不羁，到了鲁迅、钱玄同这一代，则不仅志不拘检，口吐狂言，且又从魔瓶里放出毒素，熏染着这个世界。鲁迅诸人是深切地感受着自己的生存与旧有遗存之间的冲突的，他们意识到：“文化的革命就是不断延迟的危机。”而知识群落的使命之一，就是直面它，且以创造的精神构建自己的生活。有一种奇怪的论点曾说，鲁迅这些人以自怨自贱的方式对待世界，且败坏了自己的判断力。事实却恰恰相反，那一代人对自我和周围的世界看得何等清楚、透彻！一个不懂得痛感，且未能与旧我分离的人，至少可以说是麻木的。但那一代人却唤起了沉睡的民众，使麻木的人们懂得了站立的价值。他们以恶意的方式，建立了人间善的园地，又不惜背着黑暗的重负和恶的名声，放人们到光明的地方去。今天的人们，觉得他们是如此遥远，又如此亲近，那是自然而然的了。
1703020921
1703020922
1703020923
1703020924
1703020926
在民国（修订版） 在路上
1703020927
1703020928
1
1703020929
1703020930
我曾经写过鲁迅与陈独秀的一些旧事，那都是新文化运动层面的话题。本文要谈的是史料方面的感想，那就是，他们真正的交往其实是稀少的。
1703020931
1703020932
有几个时期，鲁迅与陈独秀同在一座城市里，但却失之交臂，未得相见。
1703020933
1703020934
他们第一次有可能见面的机会是1902年。那一年1月鲁迅从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毕业，2月即赴日本，随即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读书。鲁迅到日本的前一年，陈独秀便在东京开始留学生涯了，入的是东京学校。有人说是弘文学院的前身，有人认为是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如果真是也在弘文学院，那二人是有同校之谊的。不过陈独秀在1902年2月末就离开了这里，鲁迅4月才入学，自然没有见面的可能。有趣的是，陈独秀在那一年9月再度返回日本，到成城学校读书。成城学校离弘文学院有多远，不得而知。但看许寿裳的回忆录，知道两校间的同学是有交往的。
1703020935
1703020936
那时候鲁迅虽也跑集会，听演讲，但与人交往不多，是留学生中持低调子的人。陈独秀则不然了，他在日本很是活跃，不仅参加了“青年会”这样的组织，是反清人士，重要的是，他还是拔刀相助的义士，做了些别人不敢做的事情。章士钊在回忆录里写到陈氏那时的果敢，说他凛凛然像条汉子。那篇名为《疏〈黄帝魂〉》的文章介绍了陈氏因冒犯恶人被遣返回国的经过，由此可以看出他在当时的活跃。1903年4月，陈独秀因剪了学监姚昱的辫子而被迫离开日本，未能于日本潜心于学业，与鲁迅见面的可能消失了。鲁迅那时和陈独秀的心态是有所不同的。他的兴奋点表现在治学方面，许寿裳在文章中讲到了鲁迅在弘文学院时期的心态，由此能看出其精神的一斑：
1703020937
1703020938
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后来，他又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入手，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境界。我从此就非常钦佩：以一个矿学毕业的人，理想如此高远而下手工夫又如此切实，真不是肤浅凡庸之辈所能梦见的。（《亡友鲁迅印象记》）
1703020939
1703020940
留日时期的鲁迅生活，后人有不少的记载，而陈独秀的形迹则甚为寥寥，已难以考辨了。按学界的一般说法，陈独秀第三次去日本是在1906年秋，当时与其同行者是苏曼殊。那一年秋鲁迅已从日本仙台回到东京，决定弃医从文了。就在此后不久，鲁迅也认识了苏曼殊，并将其拉入自己的行列里，决定创办《新生》杂志。那时能与陈独秀见面的机会很多，如果他们有过什么交往，那应该是在这一年以后开始的。
1703020941
1703020942
但是，没有任何一种文字记载过彼此的情形。二人会见与否是个未知数。只是苏曼殊这个人物，倒是很有意思。他既是陈独秀的友人，又与周氏兄弟相交，倒让人可以猜想那时的情形。1906年苏曼殊与陈独秀的日本之行，只是几个月。不久即归国。同行者也是陈独秀。陈氏曾有《偕曼殊自日本归国舟中》行世，诗中写道：
1703020943
1703020944
舟随番舶朝朝远，魂附东舟夕夕还。
1703020945
1703020946
收拾闲情沉逝水，恼人新月故湾湾。
1703020947
1703020948
从当时的几首诗中看出，二人的友情很深，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那一年还有一首《曼上人作葬花图赠以蛰君为题一绝》云：
1703020949
[
上一页 ]
[ :1.703020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