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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信马上传至鲁迅手中。在1921年1月3日给胡适的回信里，鲁迅谈了对《新青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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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给独秀的信，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他现在生病，医生不许他写字，所以由我代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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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以为三个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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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个人信件的特点上，我们看出彼此的差异。有意思的是，鲁迅的思维方式完全是独绝的。他看人看事的尖锐，远胜于其他二人。他考虑问题时，注意到了复杂性，是通晓世故与人心的。陈、胡二人在本色上是书生，故有固执的地方。鲁迅多书卷气，却无呆气，他身上存有书生没有的另一方面：顾大局而不失自我，任个性而远利害；深谙官场又疏离台阁，染有智慧却又不做学人。陈、胡二人在苦苦地寻觅精神的定位，而鲁迅偏偏无所谓定位，就那么自如地走着。《新青年》同人团队的解体，在他看来本很正常，原先各自就不在一个天空下，散了也就散了。在心灵的深处，他与众人是隔膜的，虽然他知道陈独秀的苦苦劳作并非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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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北京雾气浓浓，鲁迅的内心还带着灰色。李大钊、陈独秀的文字他并未都读过，对别人的思考只是泛泛了解，很少有文字打动过他的心。大家都在行进的路上，前面是茫茫的夜，身后也是茫茫的夜，就那么走着。相互依偎着前行是一种走，独自跋涉也是一种走，在通往明天的路上，有更好的方式么？鲁迅是悲观的，他不知道未来的中国如何，唯一能确认的就是，自己还能做一点什么。也就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如此而已。对他而言，人间的路不过如此。至于别的，他已无话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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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未名社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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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有多少家出版社存活过，现在已不太好统计了。现代的出版多少受到了日本人的影响，从设计到出版思路，留下了许多异域的痕迹。看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的日记，常常从丸善书店邮购图书，一些重要的文献，是从那里来的。日本的书装帧讲究，译著亦丰，可说是中国了解世界的桥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文人出书，有时亦仿照东瀛的格式，趣味受到一定的影响。对比两国学人彼时的版本，能读出许多意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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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偶看20世纪20年代的出版物，注意到了未名社的书籍。这个文学社与鲁迅有关，相连着一系列文学青年的名字：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曹靖华、王菁士、李何林……有一些书和杂志也是与其有关的，先后出版的有鲁迅著译的《出了象牙之塔》、《坟》、《小约翰》、《朝花夕拾》，韦丛芜的《君山》，台静农的《地之子》、《建塔者》，以及韦素园、李霁野所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烈耶夫、果戈理的作品。《未名社》半月刊及《莽原》半月刊也是那时推出的。关于这个文学社诞生的经历，李霁野曾在回忆录里提及过，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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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夏季的一天晚上，素园、静农和我在鲁迅先生那里谈天，他谈起日本的丸善书店，起始规模很小，全是几个大学生慢慢经营起来的。以后又谈起我们译稿的出版困难，慢慢我们觉得自己来尝试着出版一点期刊和书籍，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于是就开始计划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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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篇文章里，李霁野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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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24年7月，翻译了俄国安德烈耶夫的《往星中》，很想向鲁迅先生请教，但又怕太冒昧。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张目寒是先生在世界语专科学校的学生。他说先生喜欢青年人，常感叹少见青年人的翻译或创作，他便把《往星中》译稿送给先生了。我从《鲁迅日记》得知，这是1924年9月20日。先生第二天便开始看了。1924年初冬的一个下午，目寒领我去访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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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生的文章风格看，我原想他对人的态度一定是十分严肃，令人只生敬畏之心的吧。不料像先生说章太炎一样，他“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以后韦素园、台静农和韦丛芜也都陆续和先生认识了。1925年夏季一天晚上，素园、静农和我访先生，先生因为一般书店不肯印行青年人的译作，尤其不愿印戏剧和诗歌，而《往星中》放在他手边已经有一些时候了，所以建议我们自己成立一个出版社，只印我们自己的译作，稿件由他审阅和编辑。那时北新书局已经出版了几种《未名丛刊》，我们的翻译仍然列入这个丛刊，另由未名社印行——社名也就是由鲁迅先生根据这个丛刊定的。鲁迅先生1925年9月30日给许钦文的信说：“《未名丛刊》已别立门户，有两种已付印，一是《出了象牙之塔》，一是《往星中》。”未名社的工作就从此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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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社只存活了六七年，影响却是大的。这个文学出版社刊发的东西，都带有一点半灰色的、不安的情调，艺术手法鲜活，是文人气很浓的精神部落。比如韦丛芜译的《穷人》、《罪与罚》，曹靖华所译《烟袋》、《第四十一》，李霁野的译本《往星中》，俄国的主观性和惨烈的东西多。那是一个压抑的王国，青年的心借着俄国文人非理性的惊悸，苦苦地讲述着人间悲惨的故事。鲁迅和几个无名的青年很融洽地合作着。到了上海许多年后，依然眷恋着那一群人。未名社的青年人除曹靖华以外，都是安徽人。李霁野生于1904年，韦素园生于1902年，台静农也生于1902年，曹靖华生于1897年，几乎都是同龄的。这些人中，台静农的创作别具一格，有小说家的风度，不过由于受鲁迅影响过大，反而显得有些拘谨。其余几位在译作上颇下工夫，对传播俄国文学功莫大焉。以同人的方式结社创作，且推出文学精品，那是很令今人羡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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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未名社先后搬过几次家，最早的办公地址是沙滩新开路11号“破寨”，后迁至景山东街“西老虎洞”，再后又移至景山东街40号。李霁野在家中保留了这些旧址的照片，看了不由让人生出神往之情。新文学一些重要书刊，是由几个新出山的青年完成的，就视野和境界而言，不亚于当时的名人。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烈耶夫、托洛茨基介绍到中国，都是开先河的事。这不仅对后来的文学影响甚巨，对像鲁迅这样的人，亦有深切的撞击，如果不是这些青年热情的刺激，鲁迅也许不会接触那么驳杂的东西。韦素园、曹靖华的俄语，李霁野的英文都有优长，这些青年的劳作，带来的是一些惊喜的闪光。鲁迅和那几个青年都未料到，彼此的合作都改变了精神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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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社旧址之一“破寨”（北京沙滩新开路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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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作家们自己办出版物，自编自写，样子类似于作坊。鲁迅身边是一群孩子，艺术与思想都正在形成期，一切尚未定型，脱不了稚气。大家自觉地聚在一个老师身边。张目寒、韦素园、曹靖华都在北大听过鲁迅的课。韦素园本来是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却不好好上课，从东总布胡同跑到沙滩新开路的红楼去。他们对鲁迅的敬仰是深切的。未名社起初就在沙滩新开路附近，六个成员经常见面。曹靖华在《哀目寒》一文中写到那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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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社开始有六位成员。所谓成员者，是指当时除鲁迅先生出二百余元外，其余每人各出五十元，作为“公积金”；并“立志不作资本家牛马”，用自己的钱，印自己的书。有钱就印，无钱搁起，书的内容形式，都认真负责，丝毫不苟。从写文章到跑印刷厂，事无巨细，亲自动手。这是未名社当年的大致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