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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留下的《未名社》半月刊及《莽原》半月刊看，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印刷条件较差，纸张亦劣，质地远无法与今天比。刊物薄薄的，装帧也朴素得很。每一期的文章不多，质量却是高的。刊物与书的封面有文人的灵动感，是讲究趣味的。编排的体例也搭配得当，诗、小说、随笔参差于此，每期几乎都有译文，质量是较高的。这些或许受到了日本书刊的暗示，小巧玲珑，并不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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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样一个枯燥委顿的环境中，编着一种自己喜欢的杂志，用“其乐也融融”来形容他们几位，也许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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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社旧址之二（北京景山东街“西老虎洞”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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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资料透露了文学青年在与鲁迅交往、策划选题与编辑中的逸事。李霁野就记录过未名社友人常去鲁迅先生家的情形。鲁迅怎样谈笑，开心片刻之后能感觉出其中的讽刺与幽默。新文学初期的出版是尝试性的，风格要别于以往，不重复别人。李霁野在《回忆鲁迅先生》中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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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小的事情上，先生也往往喜欢和人异趣。记得有一回自己说，这是他第一次试用的。书店的广告先生也不喜欢，往往自己动笔老老实实地写几句。看完我自己拟的一个广告，他说，好的，看了这样广告来买书的读者，该不会骂我们使他上当的，因为，那个广告实在“生硬”得可以。不使读者上当，这是先生常常用以儆戒未名社的话。先在期刊上发表又行集印成书的，如《君山》和《朝花夕拾》，对于再行买书的期刊的订阅者，先生嘱咐都只收一点印刷的成本，人少或竟送给。我以为从这样一点小小的事，也不难窥见先生著作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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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的装潢，也是鲁迅先生首先注意到的。对于书店的随意污损画家的原稿，或印刷时改变了颜色，他都很为愤慨。在一封寄给我的信中，先生有几句这样说：“《坟》的封面画，自己想不出，今天写信托陶元庆君去了。……近来我对于他有些难于开口，因为他所作的画，有时竟印得不成样子，这回《彷徨》在上海再版，颜色都不对了；这在他看来，就如别人将我们的文章改得不通一样。”（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一次为了遗漏了作书面人的名字，先生特为写信到未名社嘱咐另印一页，加装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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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社创办不久，就引起了读者的注意。鲁迅的书、托洛茨基的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都有市场。连青年社成员自己的著述也有不少人关顾，那是鼓舞过大家的。著作的出版，都是未名社同人自己的成果，而杂志的撰稿者，不时也有了新面孔，周作人、徐祖正、刘复、戴望舒、高长虹、董秋芳、向培良、常惠、冯雪峰、许钦文、于赓虞、魏金枝等都有文章刊出，队伍也算不小。这个圈子与现代评论派有所不同，审美方面甚至有些对立。鲁迅起初是高兴于此事的。看到未名社能有自己的实绩，他流露出了父爱般的热情。王冶秋曾亲眼看到鲁迅在未名社出版部抚摸新书时的表情，是“见了自己婴孩似的喜悦”。高长虹在回忆文中也略微叙述了一些线索：鲁迅怎样帮助韦素园，如何与青年共事，写得饶有趣味。未名社组建得仓促，漫无目的似的。唯其这种松散、自由，才有了浑厚、自由的一面，不像一些出版社那样板着面孔。它出版的几本书都有一股文气，即便过了许多年，重翻那些书，我仍不由想起几个苦苦著述的身影。现代文艺的生产过程，其实就是人与人沟通、碰撞的过程。在没有路的地方，大家携手摸索着。其间的友情、爱憎、聚散，也是一部内蕴深厚的无字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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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自己的园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出自己想出的书，在那几个人看来是天然之事，本没有什么值得自足和宽慰的。但不久麻烦来了，因为出版了苏联的新书《文学与革命》，李霁野、韦素园、台静农都被关到了牢房。他们被释放出来时，方觉得在中国做事之难：精神自由并不那么容易，在黑暗中找一个生存的缝隙原来要有生命的代价。台静农在狱里写过一首诗，映出了精神上的渴求。现实的挑战使他们唯美的梦不能继续，于是不久他们陷入了困顿，后来只能用挣扎来形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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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霁野第一次出现在鲁迅面前时，形象半是潦倒的样子，鲁迅先生在回忆里谈到了一点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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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罢，我在北京大学做讲师，一天，在教师预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这就是李霁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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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鲁迅日记，他与李霁野的通信有五十封之多。鲁迅喜欢李霁野，是不是因了其身上的文人气也未可知。李氏一生以翻译为业，若不是鲁迅的支持关照，后来他也许不会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在一般人眼里，他是一个儒雅之人，内心有着诗人的温存，受到了阴冷的作家安德烈耶夫的影响，故行文有哀凉的笔体。另一方面，他情调上近于书斋中的中和平淡之风，离峻急、猛烈之士就很远。1930年后他与鲁迅一时有些疏远，情调上的隔膜或许是主要的。后来的学者言及那一段历史，多讲二人的交往之密，少谈其间的障碍，本真的情形反而有些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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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社的几个青年是处于激进与温和之间的。这一点在李霁野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既参与译介了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那样的书，又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以及像《简·爱》、《四季随笔》这样纯情的文学。他的译文是不错的，茅盾当年看了他译的《简·爱》，就赞佩地说，全书“谨慎细腻和流利”。世人提及李氏，第一是想起他与鲁迅的友谊，第二是其大量的译著——以译文在文坛立身，在那样的时代是要付出相当的心血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译作一直流行着，而他创作的散文、随笔却很少被注意到，其翻译才情多少限制了这位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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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未名社里是个重要的成员，有关那个团体的情况，只有他和韦丛芜留下了一点点回忆资料。那个圈子里的人都很有点主我，激进的色调不那么浓厚。台静农做一点小说，后来喜谈学问，士大夫的痕迹渐渐多了。韦素园有些忧郁，气质带有俄国文人的内倾、热烈而又痛苦的情状。李霁野则喜欢一生过一种书斋的生活，译一点什么，写一点什么，卧游于书海之间，全无做战士的准备。我读过他写的一些短诗、散文、小说，觉得他是个喜静不喜动的人物，思想处于冷热之间。鲁迅是赏识他的敏感、细致的，但一面又以为他过于直露，视野不广阔，也影响了作品的深度。这些感触都恰如其分。未名社其他人的文字，大约也有一点类似的情况。只是台静农在创造性上，略高一筹。后来的发展，于那时已经见到一些气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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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眼里，李霁野这一群人，像一张白纸，纯洁而清晰，是少有杂质的。只是觉得他们胆子过小，谨慎过多而少锐气，就难承受沉重的东西。像李霁野的工作就有矛盾的一面。他译了《战争与和平》，依偎在宏大的叙事里。可他自己的写作，则小桥流水，温情涓涓，他的散文毫不像鲁迅，反而与周作人的调子接近。比如《谈渔猎》、《蟋蟀》、《木瓜》、《读书与生活》、《桃花源与牛角湾》，风格上暗袭苦雨斋的味道，在鲁迅与周作人之间，从心底上讲，他是更倾心于后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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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霁野接触鲁迅的时间很短，1926年秋后就很少见面了。但1927年之后，他却与周作人有了接触，虽不密切，但跨度很长，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还偶尔见过。20年代末，未名社因经济原因，很难维持了。韦丛芜就向周作人求救，希望得到支持。李霁野也正是在这时与周作人有了交往，信件往来，造访谈话，次数很多。1930年他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时，讲的是蔼理斯（现通译蔼理士）的《新精神》。关于蔼理斯，周作人很熟，他是最早介绍此人的学者。李霁野大概也受到了影响。他还到周作人那里借过外国文学方面的讲义，可见他对鲁迅弟弟的敬意。未名社成员后来与鲁迅渐渐疏远，原因很多。据我的猜测，久住学院里的人，染有士风，自然易亲近周作人类型的人物。至少在抗战前，就习性与思想而言，学院里的人要真正了解自由撰稿人鲁迅，并非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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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霁野毕竟是纯然的书生，身上是没有教授气和名士气的。这也给他带来了意外的冲击。他因为印行了苏联的文艺书籍，在1928年4月被捕入狱，同被逮去的还有台静农。出狱不久，恰好李何林逃难到未名社，李霁野知道对方是被通缉的共产党人，但还是将其收留了。纯文学的梦，就这样笼上了恐怖的云雾。未名社后来未能长足发展，时局的恶化也起了相当的作用。李霁野忧于国难，苦于生存，文学之梦每每中断，只好以教书为业。文学出版的工作，很快就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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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最初对这个小文学社团是寄一点希望的，他在给李霁野、韦素园的信里，谈了许多翻译出版的设想，从内容到装帧，想得周到细致。当时的鲁迅正与现代评论派诸君子交恶，远离着学界，于是便将期望投入到青年人那里。未名社的人大多是老实之人，也有些才气。有许多话不便于说给别人，却能讲给这几个人，这于鲁迅是一种痛快。李霁野、台静农等人，都是没有市侩气的，也未参与到学界与文坛的圈子中。鲁迅离开北京后，最担心的是旧友们混到胡适那个圈子里，不料有许多人与那些名流们为伍了。其实鲁迅也未想到，他寄予热望的未名社，也如此短命。自韦素园病故后，这个团体基本就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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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次去北京万安公墓，同路的友人指着旁边的墓葬群说，韦素园就葬在那里，于是便想起鲁迅的那篇悼文，以及照片中韦素园消瘦的形影。应当说，未名社能支撑下来，韦素园是立了大功的。译书、策划、出版、联络作者，他大概是付出心血最多的人。我觉得鲁迅是喜欢他的，那喜欢超过了对未名社别的青年的喜欢。为什么呢？第一是韦素园忠厚、纯情，没有文人的那些陋习。第二是他俄文好，有锐利的文艺鉴赏目光，所译之文有清峻之风。第三呢，他有殉道的激情，不张扬自我，内焚着躯体，却又忍着苦痛。在鲁迅接触的青年里，他可能是最为执着而又有忧郁气质的人，那是中国知识青年里少有的淳朴者，看他的文章与为人，大概是可以得出这一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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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素园生于1902年，读过私塾，与李霁野在安徽霍邱县是同学。他曾就读于阜阳第三师范学校、长沙法政专门学校和安徽法政专门学校。1921年到过俄国，他在俄国时，正赶上了饥荒年，身体受到了损害，但俄文水平相应提高。也就是在那时，他喜欢上了俄罗斯文学。大概是1925年吧，鲁迅将他介绍到北京《民报》任副刊编辑，他的未名社生涯，也是在那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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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几个结识他的人的印象，他性格有一点内倾，很少说话，然而为人却是热情的。他身体柔弱，却有着坚毅的一面，以坦诚和刻苦赢得了周围人的信任。李霁野说他厚道，不会算计别人，活得很真。他和朋友相处，总要付出更多一些，那气质里流动的是挚意的气息，它也在未名社里弥散着，成了这个团体的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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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气质里也明显地含有忧郁的色彩，沉默的目光闪着迷茫和渴望。那时候他开始着手译书了，都是俄国作家的。他选择的文本都非热烈、明快的，多少都有些压抑，仿佛黑夜里的冷风，凛冽地吹着，让人感觉到彻骨的寒冷。有时那些文本也像一曲曲低回的哀歌，暗暗地传动着无量的悲楚。他译的色尔格夫·专司基的《半神》、珂陀诺夫斯基的《森林故事》、梭罗古勃的《邂逅》、扎伊采夫的《极乐世界》、契里珂夫的《献花的女郎》，都肃杀得很，阴暗里透着几许光亮。那多是命运的无奈的打量，愁色淹没了一切。韦素园选择这些，我猜想是有内心的快感的。他是不是借了俄国文人的笔，在倾诉内心的郁闷呢？小说译得都好，文字是讲究的。这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才华。他选择梭罗古勃的文本作为依托，看重的是其中的不安与优雅。那些小说以及诗，充满了坟地的阴冷。梭罗古勃有一首诗，韦素园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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