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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日 晴。晚孙伏园、宋紫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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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日 晴，下午昙。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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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日 晴，下午昙。晚与二弟同至第一舞台观学生演剧，计《终身大事》一幕，胡适之作，《新村正》四幕，南开学校本也，夜半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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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字简约得看不出一点环境的巨变，也无法据此了解鲁迅的内心。周作人对陈独秀的关心溢于言表，鲁迅却只字未提。对《新青年》主编的命运，周氏兄弟不是不关注。周作人与其是同事，多有交流，情感上不能不有所挂念。鲁迅毕竟显得陌生，不必过问什么。鲁迅对陈独秀入狱的沉默，后人自然有理由做出不同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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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独秀入狱后不久，各界出现了营救的呼声。6月23日，胡适忽然召人宴于东兴楼，当时有十人在座。鲁迅那一天去了，他在日记中谈到了这一聚会。十人之中都有谁，现已难以查到了。周作人的日记说，那次聚会是讨论《每周评论》的事，席间讲起陈独秀是必然的了，陈独秀是《每周评论》的主编，他的入狱自然会影响到刊物的运作。众人不一定都愿意选择陈氏的方式，但对其思想的特质大概是认可的。北大的友人们那时已意识到，知识群落正在受到政府的挤压，思想的自由散到民间，是要经受权力者的挑战的。胡适也好，鲁迅也罢，在心里应该是佩服陈独秀的。因为在《新青年》同人中，敢于身体力行地实现梦想者，唯有这位血性的主编。提倡新思想而又言行一致，在那群人中不是人人都可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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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左右的中国变幻莫测，由《新青年》刮出的新风，在外省的许多角落也可以感受到。社会的骚动也引来民间心理的变化。有人担忧，有人庆幸，心态各自不同。鲁迅对这一变化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并不以为陈独秀的造反会毁坏中国，他所担心的只是，破坏社会的是旧式的兵匪之乱，而非西洋思想的演进。《新青年》的思想过激是好事，中国缺少的正是这些，该警惕的倒是帝王文化下的流氓气，那才真正是毁坏中国的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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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一周年的那一天，鲁迅写信给自己当年的学生宋崇义，有一席话颇有分量，是可以看出鲁迅精神的侧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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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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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殆无他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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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此亦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而中国式之乱，能否较善于他式，则非浅见之所能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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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写得老辣、深切，有着深谙俗谛的机智和慈悲者的良知。鲁迅在信中既讽刺了弄新学者的潦草、自恋，又对旧势力之强大表示了担忧。我觉得“五四”前后的鲁迅，之所以没有陈独秀、胡适式的狂欢，乃是因为他对新旧两派都未抱太大的信心。两势相权，取其利者，他只能站在《新青年》的一边，尽管诸位他并不是都看得上。鲁迅就这样带着矛盾的心，加入了北京知识群落的行列。他的不能走出陈独秀的那一步，是绝望、苦涩的心使然，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那就不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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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明确表达自我的，唯有写作与翻译。这似乎更适合他。在《新青年》的同人中，他和陈独秀都走入了极端，一个只问写作，一个热衷于社会活动。他们全身心地投入着，也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出自己的生命。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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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青年》同人不久就各自为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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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2月，陈独秀创办了《每周评论》，用以补充《新青年》之不足。陈独秀觉得应有一个专门搞时评的周刊，直接干预当下的生活。《新青年》过于思想化、学术化，陈氏以为不甚痛快。这时他已萌生强烈的政治意识了。1919年6月陈氏被捕之后，胡适接编《每周评论》，调子就有别于以前，带着学院派的某些思路。两人办刊风格之不同，预示了二人后来的分手。应当说，新文化运动的真正旗手，是陈、胡二人，这两个人的状态如何，对这一团体而言关系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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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的时候，胡适就没有想将思想和学术的问题直接与政治问题挂钩。胡适认为，关心政治是可以的，但阵地却应在大学，即以大学的舞台影响政治。这个思路也适用于办刊。胡适是不愿意放弃思想与学术的研究的。在他与陈独秀的合作里，差异还是多于统一。这个现状直接导致了《新青年》同人团队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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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这支团队分解的一个征兆。7月20日，也就是陈独秀入狱后不久，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与李大钊公开争论起来。“问题”与“主义”之争，是现代中国文化进程的一个难题，此问题至今未能解开，也是困扰诸多知识人士的难点。在学理的层面，难说谁是谁非：看事物的眼光不同，知识背景有别，精神又怎么能统一呢？这一类争论鲁迅从未卷入过，他自然有自己的原因。当人们试图用一种确切化的模式去规范什么的时候，鲁迅便沉默了。于他而言，并不是让人的选择符合什么模式与体系，恰恰相反，而是在抵达彼岸的时候，能否尽情地呈现出自我的本质，即人们所说的自由。在自由面前，理论是苍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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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年初，陈独秀离开北京来到了上海。4月，胡适编好了《新青年》在京的最后一期。陈独秀是下一期的责编，只能在上海约稿了。这之后陈独秀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新青年》不久就变成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那一年年底陈独秀有信与胡适、高一涵，信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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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都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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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回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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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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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做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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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部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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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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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余人我明天通知。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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