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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倦乏了追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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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上消了许多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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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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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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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地交给墓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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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孩儿交给自己的摇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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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面我们迅速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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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也没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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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译诗发表于1926年10月。鲁迅是喜欢这首诗的，我以为那关于墓地的意象，也传染了鲁迅。鲁迅的第一本论文集《坟》也编定于那一年10月，或许是巧合，或许是暗示的接受。总之，我想鲁迅在写作中，多少受到了韦素园的译文的感染。鲁迅对苏俄文学的信息，有许多也是从这个青年那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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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韦素园就病倒了，为了未名社的出版还吐了血。他患的是肺病，在那时已是绝症。他先前译的俄国悲苦的作品像是一个预兆，他自己也陷入了灰色的大泽。李霁野描述他的病状时，用了凄迷的文字，由此当可见彼此的苦痛。有一次鲁迅到西山去看他，见到其状不无悲凉。往日的友人如此孤苦地独住于山上，勾起了鲁迅无数的感怀。后来，鲁迅在悼文中沉痛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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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他为了日光浴，皮肤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却并不委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但我在高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凉：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想到他竟连绍介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等候全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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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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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这不过是小不幸，但在素园个人，是相当的大的。（《忆韦素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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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文章是极其感人的，也点画出了韦素园的肖像。鲁迅感动于韦素园的认真、刻苦，以及沉静中的善良。看过韦素园的几篇文章，给我的印象是朴素、忧郁的，语调上在什么地方像是模仿着鲁迅。在明亮与灰暗之间，他是近于后者的，那内倾带来的神经质和静穆，也许打动了鲁迅。韦素园在某些地方与俄国小说里的知识青年相似，身上含有焦虑的气味。除了拼命地译书、编刊外，生活对他多是无聊的。他住在北京的胡同里，常常带着疲困的身子和那些阴暗的作品对视，自己也置身于其间。在为《莽原》杂志写的编后记里，他就承认喜欢梭罗古勃的“幻美的悲哀”和蒲宁的“凄伤的回忆”。只有在俄罗斯文人的独吟里，他才感受到了生命的律动，而中国的旧文学，是从未有过类似的启迪的。未名社的青年在那时神往于异邦的艺术，其实也隐含着一丝渴念，那就是对灵魂的超度，这些对于漂泊于古城的青年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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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文学的敏感，表现在了一些批评文字中。有几篇介绍俄国文学的文章写得都传神有力，是用心灵体味出的，毫无八股的痕迹。比如《〈外套〉的序》就有史家笔法，对文本与社会间的关系亦多妙悟。有一篇短文提到了托洛茨基，看法都是中正的。他承认对新俄的艺术懂的不多，欣赏的是旧俄的文学。新俄的小说唤不起他的共鸣，大概是心境不同所致，不过他说了心里的真话。他对新俄小说最初的反应，有中国青年本色的地方。后来的史学家，都不太提及此事。我由此也明白了，为什么台静农、李霁野等未名社同人在民国间一直远离左翼文坛：那几个人是更带有旧式文人的情调的。而这里，台静农是更为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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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台静农加入到未名社时，他还是个学生。他几乎是与李霁野、韦素园等人一同结识鲁迅的。未名社要出版半月刊《莽原》，稿源不多，韦素园遂拉台静农撰文。按性情和兴趣而言，台静农不喜欢小说创作，对学术倒是很有些热爱的。《莽原》只发作品与译作，偶尔有一点批评文字，是少谈学术的。台静农拗不过韦素园的邀请，遂写下了多篇小说，不料也因此见到了才气，为许多人所称道。未名社中人只有他显示了创作上的优势，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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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他和韦素园是住在一个房间的。两个人同龄，在安徽时就是同学，彼此深为了解。他那时在北大国文系做旁听生，不久又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听课，接触的都是学问家。鲁迅上课时，他也到场听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过鲁迅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小说创作，他在《莽原》上发表的作品，是受到了鲁迅的暗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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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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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那时写下的文字都不明朗，有低回的旋律，情感是压抑的，一般青年共有的激愤又哀凉的风格在他那里也能够看到。1928年结集出版的《地之子》收有14篇小说，乡下人的故事居多，偶尔写到城市，能看出作者与之隔膜的状态，紧张、绝望而又深深的叹息。小说没有高长虹式的狂飙之气，精神是内敛的。也许是韦素园的忧郁传染了他，在此后出版的那本《建塔者》里，俄国小说中的悲愤、怅惘与黑暗也在那里弥散开来，读之亦有窒息之感。那一时期的文学青年，似乎都裹在无望的泪光里。李霁野、韦丛芜、韦素园都有一点这类特征。大家都处在无路可走的状态，前面是无边的夜，后面也是暗暗的影，唯有文学才能唤起大家的一丝兴奋。而对台静农而言，那兴奋也是强打精神的独步，有什么欣慰可言呢？在谈到那一段生活时，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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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九二六年冬，这时候，关于《莽原》半月刊第二年要不要继续的问题发生了。大家商量的结论，是暂且以在北京的几个人作中心，既然这样，我们必得每期都要有文章，才能办下去。素园更坚决地表示，要是自己再不作，仍旧躲懒，倒不如干脆停了。当时我与素园同寓，这问题便成了我两个谈话的材料。黄昏或晚饭后，叫听差沏了龙井，买了糖炒栗子，便在当间房中相对而坐地谈下去。其实这问题是简单的，谈下去也不外乎我们几个人努力做文章。每次从这问题不知不觉地滑到爱情和社会上面去了。从黄昏谈到晚间，又从晚间谈到夜静，最后才彼此悔恨光阴又白白地过去了。素园几乎是照例说他是疲倦了，睡在床上，隐隐地可以听见他的一种痛苦的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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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开始写了两三篇，预备第二年用。素园看了，他很满意我从民间取材；他遂劝我专在这一方面努力，并且举了许多作家的例子。其实在我倒不大乐于走这一条路。人间的酸辛和凄楚，我耳边所听到的，目中所看见的，已经是不堪了；现在又将它用我的心血细细地写出，能说这不是不幸的事么？同时我又没有生花的笔，能够献给我同时代的少男少女以伟大的欢欣。（《地之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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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台静农走向文学时的无可奈何，绝无耀己与诱人的欲望。未名社的许多人都安于平淡，除了韦丛芜外，大家都活得真实，心性里有静谧的因素。《地之子》与《建塔者》毫无暖洋洋的光泽，乡下与城里的景观均了无生气。台静农还显得幼稚，谋篇布局不太会精巧地运笔，亦不免失败之处。阅历与学识都限制了他。但是初期的写作呈现了他的诚与真，艺术之神是亲昵于那些文字的。比如行文的从容，词汇的多致，韵律的复杂，都在证明日后的一种可能，即感知世界的奇异。他后来在文学史研究与书法上成为大家，是要感谢未名社时期文学训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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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静农像韦素园一样，笔下常常出现坟茔与荒墟的镜头，那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染，也有鲁迅的影子。大家穿行在漫长的夜路里，除了血迹的真实，一切都是幻影般的漂浮不定。他憎恶这些，又摆脱不掉，文字就不免有些恍惚。20世纪30年代后，他就不爱再写这些东西，渐渐泡到学问里去了。在他而言，其实也是一种逃避。李霁野寄情于英国典雅的小品文是一种自我解救，台静农后来与刘半农、沈兼士等人泡在古董里也未尝不是一种超脱。因为实在不愿咀嚼那些黑暗的存在，最后选择的也自然是学者的道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