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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守着这记忆的残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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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灯常要被忘却吹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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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闪呵又复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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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患了肺病之后，他的文字越发幽苦，好像也染上了安德烈耶夫的黑色。有一段时间，韦丛芜住在西山上，静静地养着病。在山上写的那一组随笔《西山随笔》，可以看出他彼时的心境。他用冷寂的语句，谱出了冰冷的心曲。枯燥的生活有什么可寄托的呢，于是选择了西洋人的诗作为消遣，借以消磨他的生命。那一组文章也让人想起周作人来，周氏也曾在西山养过些日子重病，吐出的也是真言，有时不妨也自恋地吟哦着躯体的疼痛，聊以度过漫漫时光。韦丛芜不同于周作人的是，在那样清寂的环境，还念念不忘抒情诗的写作，越发喜欢走唯美主义的路。看他对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推崇，当觉得是可以走出一条特别的文学之路的。比如他说华兹华斯身体那么软弱，却沉思着人类深切的思想，庄重的贤哲的情感可以俘虏成千上万的人。韦丛芜自然属于其中的一位。可叹的是，本来有很大潜力的他，或许因为病或别的什么诱惑而终止了写作的路，后来滑向噩梦的一边，自己把自己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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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丛芜的变化首先是经费紧缺引起的。大概是1929年吧，他开始不断向未名社借款。到了1931年，社里已经亏空，欠鲁迅三千余元，曹靖华一千余元，李霁野八百余元。李霁野在《别具风格的未名社售书处》中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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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韦丛芜和我们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严重分歧。他的生活方式为我们所不满，他的经济上的需要，未名社无力充分满足，因此常常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他要接手“整顿”未名社，我没有坚持原则加以拒绝；他不让我们写信给鲁迅先生和靖华，我错误地认为写信徒使他们伤心，不如不写；何林把实际情况略告素园，我本不知情，他却说我用危害病人生命的手段对付他。我只好默默离开。这是未名社解体的真正原因。1930年9月，经何林和另外一个朋友介绍，我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实际上脱离了未名社。我退让了，对未名社未尽完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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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导致了内讧外，韦丛芜的为人方式也引起了诸人的不快。台静农晚年说韦丛芜在恋爱观上与人不同，有一些随便。这是道德上的事，见仁见智。可叹的是，韦丛芜后来去做了县长，迷于仕途，文人气就渐渐少了。鲁迅在1933年6月28日寄台静农的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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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先生（即韦丛芜——引者注）大作，曾以一册见惠，读之既哀其梦梦，又觉其凄凄。昔之诗人，本为梦者，今谈世事，遂如狂酲；诗人原宜热衷，然神驰宦海，则溺矣，立人已无可救，意者素园若在，或不至于此，然亦难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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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从惋惜到厌恶，看出对青年人的绝望。寄寓梦想的一代，却以怪态入世，那与诗人的真梦就远了。我读过韦丛芜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篇文章，文中他坦然地承认了过失，也是有勇气的。暮岁悟道，其景愈凄。人的过错要挽回，已经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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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170302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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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语丝》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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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报刊里的故事，有着国民的心史。因为编者的趣味，儒士之风也进入了其中。据说中国最早的报《邸报》，后演变为“小报”和“小钞”。那时的报刊乃宫廷之属，谈不上什么精神见解。明末出现了《京报》，民间参与了经营，情形就有了变化，但仍无读书人独立的空间。只是到了晚清，传教士跑来，“新闻”传媒才有了市场，渐渐演化为知识群落的舞台。近代文人，凡有作为者，多少与报刊有关，有的甚至终身为报人，功德是无量的。康有为之于《知新报》，唐才常之于《湘学新报》，严复之于《国闻报》，梁启超之于《时务报》，都是人所共知的，近代文化的核心东西，与之都有不解的因缘。等到民国以降，报刊的力量已像奔腾的江水，浩荡无阻，驰骋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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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阶层一进入传媒，忘不了的是道德使命，文章免不了说教与感言。我有时翻看《河南》、《浙江潮》，感慨于其间的载道之气，有些力作今人也要叹服的。到了民国之后，商人利益进来，沿海城市的小报林立，市民的俗气飘动，遂多了一些铜臭气。上海滩上一些无聊媒体后来受到左翼文人的抨击，想来是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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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的说理与低级的趣闻，恰恰是社会的写真，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显得无趣和缺乏智性。《甲寅》、《新青年》问世后，情形发生了变化，儒生的酸腐气和无聊气总算减弱了。但中国的知识人，每每还沉浸于说教的冲动，心性被什么抑制着。即使像陈独秀、胡适这样的人，在心性的自由创作度上，都是缺少想象和高妙的智慧的。文人也者，一旦陷入道德说理与是非之争，而鲜有幽默与反讽，以及大的悲欣，那么无论言辞如何新，终究育不出精神的新苗。或许我们在这个角度上，才能理解为什么“五四”落潮后，中国出现了《语丝》周刊。鲁迅、周作人那一些人，其实是在暗自走一条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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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的藏书里，有着完整的《语丝》原刊，这些都存在我的办公室旁。我有时翻阅那些脆黄的纸张，见其间的文字，每每有着神往之情。我们现在哪里还能够看到类似的杂志呢？学识、情调，散淡和自由之风，将汉语书写的无限可能性，都昭示了出来。只是到了《语丝》诞生，中国文坛才有了鲁迅所云“无所顾忌、任意而谈”的新锐之气。那是一种好玩、有趣的和知识多样的刊物，话题与文风都不同于以往的报刊。像沉闷的天地间的一道闪电，给人以惊异的冲击。呆板的唯道德化的絮语，终于在此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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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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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诞生于1924年年底。周作人在那年10月24日的日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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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至东安市场开成北号楼上，同玄同、伏园、川岛、绍原、颉刚诸人，议出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版。晚八时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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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丝》后来的发展看，周氏兄弟是其中的主力，所发文章很多。周刊的文章都不长，然而活泼洒脱，属于好玩的那一种。有的幽默笔触让人发笑。该刊的诞生，与那时文坛的分化有关。按鲁迅学生李小峰的解释，是周氏兄弟与孙伏园受到了当局和无聊文人的排挤，遂另起炉灶办起来的。川岛先生回忆这个刊物时，写了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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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创刊，比同时期在北平出版的《现代评论》早，第一期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的，是周刊，每星期一出版。开始是一张八页十六开报纸的小型定期刊物，后来，过了一年多改成三十二开十六页的装订本。起初，只是在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做《语丝》的一个编辑、校对、发行的地方，并没有社址的，等次年北新书局成立，才由北新书局发行。于《语丝》出版前，曾有一张由孙伏园写的红字白纸约莫四开报纸大小的广告，后来也曾经在《语丝》第三期的中缝登过，说明“本刊由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王品青、衣萍、曙天女士、春台、林兰女士等长期撰稿”。也只不过“长期撰稿”而已，这十六个人并不气类完全相同的；而且这十六个人中也有自始至终从不撰稿的人，比如李小峰，并没有在《语丝》上发表过什么文章或译品，孙伏园自始至终也不过写了三篇，然而这两个人都与《语丝》有深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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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的分量，我以为是超常的。不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是卓异的存在。《新青年》那里的文章，只要有眼光和胆量，就可为之。而《语丝》不然，它通篇是自由的喷吐，有高智慧的散发，情趣与境界，都深掩着个性的创造潜能。鲁迅的幽深苛刻，周作人的雅致从容，江绍原的执着和朗然，钱玄同的奇气，都不同于以往的文本。随随便便，任情为之，又不失慈悲之心，在当时而言，确如一缕新风，从文坛荡开去，知识分子在学问之外，还能以如此洒脱之笔，道古往今来，叙人间得失，那就将古板的文坛，变得活泼和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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