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23060 （四）众所周知，天地会又称洪门，后又陆续改称“三点会”、“三合会”。据陶成章《教会源流考》，三点会者，为取“洪”字旁三点之义。后“或嫌其偏而不全，非吉祥之瑞，乃又取共之义而连称之，又改号曰三合”（注：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2附录，5a页。）。“三”字之说，并非全取“洪”字旁三点之义。在古时，即称三为阳数。如《春秋元命苞》言：“阳数起于一，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乌。”又如《易》中《乾》、《坤》诸卦，其数皆必为三。故《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篇》曰：“天以六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而在明代的天地三阳会中，“三”字之说甚确。天地三阳会之取名，大有比附的含义，即因为王铎“左臂疤痕，似半边月形；脊背多白点，如星；肋下有白点，形如北斗；腿上有三黑子”。故称“天地三阳会”。后世天地会《会簿》中有八拜之说，其中前四拜为“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三拜日为兄，四拜月为嫂”（注：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2，7b页。）。“天地”之称，在天地三阳会中已经出现。拜日为兄，当起源于阳从日。而拜月为嫂，盖起于王铎“左臂疤痕，似半月形”。另在天地会的文书图像中，有一“木杨城”，又写成“穆杨城”。《尚书·洪范》曰：“三曰木。”可见，木生数三，成数八。此木杨城，杨当为“阳”之讹，木又为三数，显然，“木杨城”者，即“三阳城”之隐称。而在明代天地三阳会中，有“三阳殿”。盖“木杨城”图像源出于“三阳殿”。又天地会入会仪式中有“拜斗钻刀”这一项。所用木斗内藏满米粮，除了旗帜之外，还有不可少的几种物件，即灯、剑、镜、戥（即秤）、尺、剪、算盘等等。这种“斗灯”，为道教建醮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斗内物件，一如上述。可见，天地会与道教的关系非浅。而中国的民间宗教多为杂糅佛、道而成。如明初民间秘密宗教多行“拜斗”之仪，为明太祖朱元璋所禁止。当民间秘密宗教死灰复燃以后，拜斗之仪也随之恢复。故天地三阳会中，又有王铎身上白点形如北斗之比附，显然亦由道教拜斗之说转化而来，从而与天地会保持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即使固如其说，即三点、三合之名得自洪字旁三点，却也能从明代的秘密宗教结社中找到其渊源的证据。如天地三阳会，从系统上讲，当为弘阳教的起源。弘阳者，最初当为“洪阳”，如成化年间收缴销毁的各类妖书中，就有《金锁洪阳大策》。可见，洪门的意思，大概起自“洪阳”之说，而非纪念朱洪武之义，弘阳教又称弘阳门的例子，亦可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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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62 （五）据有些研究者确认，天地三阳会当为其后弘阳教的原型。三阳者，即为弘阳教的三阳说，亦即红阳、白阳、清阳。据喻松青考证，弘阳教的创始人为韩太湖，即飘高祖，又号弘阳子。他生于隆庆四年（1570），直隶广平府曲周县人。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正月十五日在太虎山中悟道，立教开宗。故《悟道经》在目录后所开八句真言中说：“太虎山开荒展教，北京城天下流通。”（注：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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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64 这位弘阳教的创始人韩太湖，大概就是天地会传说《西鲁序》中前五房之一方大洪的原型。贵县修志局本天地会文件，曾提到“只剩五人，走至龙虎山，五虎大将会成张敬绍、杨文左、林大洪带了数百罗汉兵下山挡着清兵”。守先阁本天地会文件《西鲁序》亦说：“五人又被清兵追赶，黑夜追至白云连天，始脱罗网。兄弟又走，走到龙虎山，有吴左天、方惠成、张敬招、杨文左、林大纲，一走走到岳庙修行。”而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引《西鲁叙事》，则说五人“走至广东惠州府石城县高溪庙中居住”。所有这些记载，都为韩太湖创设弘阳教历程的变型。首先，韩太湖与方大洪谐音。其次，韩太湖在太虎山得道创教，而天地会文献则将其改为龙虎山。再次，《西鲁序》称五祖在广东惠州府石城县高溪庙结盟创设天地会。这个高溪庙并非实有其地，而是一个托称，却与韩太湖极有关系。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所收四张腰凭，其中三张均有“飘”字。萧一山在按语中认为“飘”字不可解。其实，“飘”字可作下面三种解释：其一，“飘”即“票”。从其写于腰凭之上观之，当与“牌”或“票”同义，均为一种凭信。前引汪元洪妖党案中的“南票”与“北票”之说，显亦与此有关。其二，“飘”字与韩太湖有一定关系。韩太湖号称“飘高祖”，又称“飘高老祖”。如果将飘字与高溪庙结合起来看，那么可知飘、高溪庙均从“飘高祖”一称分解、变化而来，其中“溪”字当从“湖”字变化而来。天地会文献中《二房祖诗》云：“二房插草方大洪，红旗飘飘镇广东。高溪起义扶明主，夺转明朝立大功。”（注：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5，1a页。）其诗中藏有飘、高二字。另外，据喻松青考证，无极老祖有五子，而飘高祖又为无极老祖第五子。（注：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49页。）由此可见，天地会中关于五祖的传说，或许就是从弘阳教系统的无极老祖有五子变化而来。弘阳教中无极老祖二子释迦立乾坤之说，亦为天地会所承袭，如天地会文献图系中就有“乾坤圈”。（注：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1，47a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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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66 当王铎创设天地三阳会时，曾立三阳殿，殿中供奉混元主佛三尊。这三尊主佛即弘阳教中的混元老祖、无生老母、真空古佛，他们均安天立地，职掌天宫，帅领诸祖。所以，早在成化年间搜缴的“妖书”中，就有很多涉及天、地之称的“妖书”。如《番天揭地搜神记经》、《安天定地绣营关》、《通天彻地照仙炉经》、《六甲明天了地金神飞通黑玩书》等。（注：戴金编：《皇明条法事类纂》卷32《申明禁约妖书妖言例》。）据此可知，早在成化年间，民间秘密社会的秘书中，就有很多关于天、地的说法。另外，弘阳又称洪阳、红阳，如弘阳教有《混元弘阳苦功悟道经》、《红阳宝忏中华序》，这大概就是天地会又称洪门、红帮的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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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68 第二，天地会、洪门中的秘密文书，即《海底》，至迟在明成化年间即已出现。清代帮会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在清军入台前，郑克塽将全部有关天地会的文件，包括《金台山实录》、天地会成员花名册及“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装入铁箱，于清军进驻台湾前沉入海底，然后拔剑自刎。此铁箱沉入海底后，被海水冲至福建，后由渔民陈寿亭捞得，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郭永泰购得，帮中人将这些文件编纂成书，这就是《海底》。揆之史实，此说确属子虚乌有。但天地会的文件称为《海底》，却颇值玩味。据载，在清末从属天地会系统的哥老会的隐语中，称会内秘密书为“金不换”、“海底”。（注：［日］山口昇：《中国的形势及秘密社会》，267页，载《近代史资料》，总75号。）这些称呼，却正好在明代成化年间收缴的秘密文书即“妖书”中见到。据载，成化十年（1474），山东道曾收缴到不少“妖书”，其中有一部名《海底金经》。（注：戴金编：《皇明条法事类纂》卷32《申明禁约妖书妖言例》；《明宪宗实录》卷136，成化十年十二月甲午条）。显见，《海底金经》就是清代天地会秘书“金不换”、“海底”之称的历史原型。而且“海底”一称，作为隐语，在明代民间一直被引用，称为“海底眼”。如《西游记》第34回：“小妖见说着海底眼，更不疑惑，把行者果认做一家人。”冯梦龙《醒世恒言·勘皮靴单证二郎神》：“王观察见他说着海底眼，便道：‘这厮老实，放了他好好与他讲。’”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14，说到光棍“紮火囤”被一泼皮识破，也提到“海底眼”一词，显然其意当为底细、秘密。当然，由于明朝廷的销毁以及历史的沉湮，现在已无法见及明代成化年间即已存在的《海底金经》，但此秘书必然会在民间秘密流传，以致在清代天地会中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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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70 综合上述两条直接证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天地会起源于明代的秘密宗教结社。简言之，天地会即洪门（红帮）当起源于明代的弘（洪、红）阳教；清门（青帮）当起源于明代的罗教。在秘密社会与秘密宗教结社之间，并非如陶成章所说，“盖教盛于北而不盛于南，会盛于南而不盛于北，此实由南北人思想不同而然，非可强合也。因思想之不同，而教会之结果，乃各异其趋”（注：陶成章：《教会源流考》，见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2附录，6a页。）。恰恰相反，教与会之间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然就其源流而言，会当源出于教。至于这种关系，陶成章也承认，教与会也有联合之趋势，即白莲、洪门，“皆奉五祖”。揆之清代天地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可知天地会与弘阳教、罗教两派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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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72 清嘉庆年间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义，在当时震撼一时。其中天理教，仍当属三阳会、弘阳教系统。清代天理教与天地会之间的关系殊可注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的《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其中收有《军机处录副奏折》一则，大概为林清、李文成天理教起义后查获的一件“伪札”报告。首先，此札内言：“同奏大义，结异姓以为骨肉；共矢精忠，扶明主而定乾坤。”可见，天理教也有异姓结拜之习。其次，札内说及举事之日，“仍以川大车日为总旗，洪、泊、淇、江、汰为五营”，而临阵之际，“仍以开口本、出三手为暗号”。这与天地会的分房、暗号如出一辙。再次，天理教起义时的年号采用“顺天”，也与天地会“顺天行道”的口号相同。又如清末的青莲教，属于龙华会系统。道光时湖南青莲教的首领周位抡被捕时，他所持的杏黄旗上有“敕令万云龙”字样，而当时湖南的天地会，“皆以四川峨眉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注：李星沅：《李文恭公奏议》卷7之《查弁教匪大概情形折》、《审拟教匪折》，清同治四年湘阴李氏芋香山馆刻本。）。由此可见，龙华会系统的青莲教与天地会的关系也极密切。还有乾隆年间，八卦教（属三阳教系统）与天地会也发生过关系。据载，八卦教的一位首领刘照魁离开新疆的时候，广东饶平府天地会案内的遣犯詹清真和一个叫李桃的，都托他带家信到广东去。在李桃的家信中，有以下的话：给万扶明李桃洪顺天服明合同。另尚有一图，即“服明合同”，为天地会的凭记，图中有“洪”字，并有三点。这是八卦教与天地会发生关系的一条证据。另从八卦教理条中“天地人，凑三才”、“十字合同”、“无影山前”、“青阳气”来看，显然也与天地会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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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74 再来看青帮即清门与罗教的关系。据载，青帮成立于清初。自其成立之初，青帮就对漕运水手加以紧密的控制，并操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注：关于青帮、红帮与漕运、盐枭之间的关系，其详细的探讨，可参见徐安琨：《清代大运河盐枭研究》，165~168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据清朝官方文书的记载，清代有漕七省的水手，“多崇尚罗门邪教，而浙江、湖北、江西三省，其党更炽。奉其教者，必饮生鸡血酒，入名册籍，并蓄有兵器。按期念经，则头戴白巾，身着花衣”（注：励廷议：《奏请严禁邪教水手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9。）。从漕运水手“饮生鸡血酒”来看，他们也有拜盟的习惯。这些水手，帮派内也时常发生斗殴或抢劫事件。康熙五十七年（1718），浙江漕帮水手与湖广帮在武清县相遇，“争斗杀伤多人”。康熙六十一年，严州、庐州等帮在山东一带，“行劫盐店”。又据《实录》载，江、浙等省的粮船水手，“向有老官之名，设教拜师等事。其设教本为敛钱树党，与实在习教匪徒不同”（注：《清宣宗实录》卷87，道光五年八月壬戌条，《清实录》本。）。《实录》说这些漕运水手，“与实在习教匪徒不同”，说明他们虽崇奉罗教，但与秘密宗教结社有所区别，仍为秘密社会。但这种区别并不明显。因为这些水手多信仰罗教，而且据清门《通槽》记载，青帮所谓的前三祖，即金纯、罗伦、陆单，其中罗伦即罗清，为罗教创始人。（注：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31页。）这种青帮与罗教的合流，不仅仅说明罗教为青帮所吸收和利用，而且足以说明罗教与青帮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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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76 除了上述两条直接证据外，天地会起源于明代说尚有很多间接证据，胪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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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78 第一，从属于天地会系统的“一钱会”，在明季即已出现。据载，雍正八年（1730），福建厦门李彩等人结拜成立“一钱会”，每人各出银一两，打造军器。相约以后遇事时皆要出银一两，互相帮助，故取名“一钱会”。（注：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21~22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其实，福建的一钱会，于明末天启三年（1623）在泉州即已出现。《实录》载：“吏科给事中阮大铖言，泉州有一钱会，盖人醵钱一文以聚众也。风闻辅臣史继偕子史八舍阴为主盟，泉之士绅言之发指。乞谕抚按官，凡邪会异教预行禁止。其已经发觉者，务根究正罪如律，不得徇情庇护，贻害一方。”（注：《明熹宗实录》卷32，天启三年三月癸巳条，《明实录》本。）可见，福建的一钱会在明季已经存在。按史料所言，当地士绅对一钱会“言之发指”，以及此会已被归入“邪会异教”，可见一钱会决不仅仅是民间的互助性经济合会，应当属于秘密结社。至于说一钱会为大学士史继偕之子史八舍“阴为主盟”，不过为“风闻”，是否属实，当有待新的史料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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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80 第二，构成清代秘密社会主要成员之乞丐、游民的“会茶”，在明代亦久已存在，而这种会茶习俗，大概就是天地会内流行茶碗阵的出典。据明朝人谢肇淛言，明代北京多乞丐，单是五城坊司所辖的乞丐，其数不下万人。这些乞丐，“大抵游手赌博之辈，不事生产，得一钱即踞地共掷，钱尽，继以襦袴，不数掷，倮呼道侧矣”（注：谢肇淛：《五杂组》卷5《人部》1，95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北京的乞丐在当时被称作“叫化子”，均为一些“游手好闲、不务生理、强横少壮之徒”，平常一手提着酒瓶，沿街索讨酒食财物。如果遇到盗贼，就“随同打劫”（注：戴金编：《皇明条法事类纂》卷45。）。可见，明代乞丐有时也与“盗贼”混在一起，同样属于走江湖一类人物。更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北京的瞎子乞丐还结成自己的“茶会”，“会辄数十人”（注：张瀚：《松窗梦语》卷1《宦游记》，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这大概已经开启了清代乞丐结会的先河。如清嘉庆十年（1805），王瞎子在江西临川县就与担子会中萧烂脚等人结拜弟兄，创立“边钱会”。结拜之时，乞丐出米一升，窃贼出鸡及钱一二百文，同买酒肉。（注：《朱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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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82 此外，明代北京的无赖把棍也有会茶的习俗。把棍的出现，大概是在明末泰昌、天启、崇祯年间。“把”是把棍的组织团体，其意盖源于拜把子与结盟。恶棍聚在一起，结成团体，就称“把”。明代把棍常假借“会茶”的名头，积聚银钱，或千，或数百，如果把棍的恶事被人告发，就用这些钱打点官司。把棍有各自的群，各把之间由于利害冲突，也时常发生群殴。那些被殴的把棍，也不甘心，于是“结把以求胜，以把胜把，而把遂不可胜穷”（注：《明光宗实录》卷5，泰昌元年己未条，《明实录》本。）。可见，把棍以“把”作为区分不同派别的组织团体，以会茶作为同伙把棍的经济互助纽带。这种“把”已与后世秘密社会异姓结拜一类的拜把子以及清代四川哥老会中的“舵把子”等如出一辙。（注：在清代四川袍哥话中，舵把子通常是指会中“掌事头目”。参见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袍哥话》，277页，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明代无赖游民这种会茶、拜把子结盟的形式，在清代的秘密社会中就有遗存。如清代福建的无业游民，聚众合群，号称“会茶”。“一入其会，无论富民高枕无忧，即医卜星算莫敢侮予。为鼠窃，为花会，为强凌弱，众暴寡，旁观敢怒不敢言。有师傅焉，设立规条，毋强抢，毋劫杀，犯者加酷刑”（注：陈盛韶：《问俗录》卷5《会茶》，103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可见，清代无业游民的会茶，也以互助为其基本特色。这些茶会中，有很多“罗汉脚”，而罗汉脚后又大多加入了“王爷小刀会”（注：《军录》，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等折，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廿八日。）；而有些则干脆加入天地会，即“以天地会人众势强，利于纠抢，无不听从入会”（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地会》（一），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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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84 第三，据严烟供词，“天地会起于川省，年已久远，后来十三人潜赴各处起会”（注：同上书，103页。）。当清廷得知这一消息后，就责成地方官员追查此事。于是，四川总督李世杰上奏，认为在川八年，时加访问，“并未闻有天地会名目”；又云自乾隆四十八年（1783）调任总督以来，密加稽查，“并无天地会之名”（注：同上书，126~127页。）。李世杰的上奏并不足信，因为天地会大多秘密行动，在被破获之前，官府当然不可能知道天地会的存在。更何况地方官员为逃避责任，即使风闻此事，也不敢轻易上奏。其实，即使天地会之名当时未见记载，但秘密社会的活动却在四川早已存在，这就是名闻川省的“啯噜子”。啯噜子之名最早出现于清雍正年间，活动于川、陕、黔、鄂四省边界一带，其成员基本上为一些无业游民，即“亡籍之徒”，平时靠打劫为生。自乾隆八年以后，四川啯噜子的活动日趋频繁。史载：“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注：《清高宗实录》卷203，乾隆八年十月乙卯条，《清实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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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86 啯噜是四川的土语。清人李调元《童山诗集》有一首《啯噜曲》，其序云：“啯噜本意国鲁，骂人呼赌钱者通曰啯噜，皆作本声，如曰群奴。”啯噜会也叫啯噜党，而清统治者则统称其为“啯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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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88 有人认为，“啯噜”就是“哥老”，而“啯噜会”则是“哥老会”。如清人左宗棠就称：“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啯噜之别名也。”（注：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稿》卷2，清光绪十六年刻本。）左氏此说，显然是有事实根据的。所有清代绿林团体的名色，均可以从明代找到其源头。哥老会又称“袍哥”，而袍哥则又有袍儿哥、光棍、海皮、袍皮闹等社会上种种流行的称呼。（注：按照清末人傅崇矩的记载，四川之袍哥，其实就是烧香结盟之“会党”，而朝廷则称之为“会匪”，一般民间又称“袍儿哥”、“帽顶”。其结盟章程之书，名为《海底书》，总以孝、义、仁、敬四字为大纲。袍哥之流于抢劫之匪类，分为四种称呼：一是南路，称为“棒客”；二是北路，称为“刀客”；三为东路，称为“啯匪”；四为成都，亦称“棒客”。参见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袍哥话》，275~276页。）称袍哥为光棍，其称就源于明朝，这一方面是借用了当时北京的官话，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袍哥中的大部分人就是无赖游民。称“袍哥”为“袍儿哥”，这一称呼亦起源于明代。在明代，四川就有“保儿”一称。如明人康海在一封与人的书信中称，“山东响马”与“四川保儿”，在当时均很闻名。（注：康海：《与乾州太守赵君书》，见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140，1397~1398页。）“响马”就是绿林土匪。既然保儿与响马并称，想必明代的保儿大抵也是一些与响马相同的绿林人物。保、袍音近，袍儿大概就是从保儿转化而来。另，保儿一词，又指妓院龟头。而啯噜一词，据清人李调元的解释，亦属骂人为“群奴”意。龟头、群奴均为贱流，迄今川人骂人语中尚有“龟儿”与“龟儿子”之说。（注：如清末四川成都之骂人语中，即有“龟儿子的”一说。参见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土语方言》，264页。）可见，明代四川的保儿与清代啯噜子、袍哥一脉相承。同时，除保儿以外，明代四川还有“官强盗”、“小弟兄”这一类绿林土匪。据载，明嘉靖七、八年（1528、1529）以后，由于旱荒，川民家无余蓄，于是，“徒配有‘官强盗’之名，河道有‘小弟兄’之号”（注：张俭：《圭山杂著》卷6《民情议二》，清刻本。）。“官强盗”、“小弟兄”云云，均是绿林土匪的名号，也当属秘密社会组织。尤其是“小弟兄”横行于河道，更可说明他们的组织也有结盟拜把形式的存在，因而与清代四川的哥老会（又称哥弟会）相近。此外，清代四川啯噜子中有一部分又称“棒客”，而在明代，同样有“棒党”、“棒棍”的存在。如明末人吴甡曾言，河南永城县“居本省偏南，与南直隶之萧、砀，山东之曹、濮，北直隶之开州、大名错土接壤。莲妖（指白莲教——引者）棒党，实繁有徒”。如当时永城县之何喜龙、胡宗文等人，都是“不逞棒棍”（注：吴甡：《柴庵疏集》卷5《流妖煽惑可虞疏》，97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棒党与白莲教并称，可见棒党也为秘密社会组织，而清代四川啯噜子中的棒客，又当源于明代的棒党、棒棍。如此种种，均可说明明代秘密结社与清代天地会、哥老会之间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由于这方面史料的缺乏，其间的脉络目前尚无法加以系统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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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90 第四，“社”为盗贼之称，而在清代的官方文书中，则一概将包括天地会在内的秘密社会斥骂为“会匪”。在明代（尤其是明末），就广泛存在着“社贼”以及奴仆结会闹事的史实。如广东新宁县，明末“社贼”已成当地一件大事。史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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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92 先是滨海诸县，田里多旷，无业游民愿投富户为佃仆，藉其资本以垦辟。承平日久，富室间不以礼待下。乘岁饥世乱，互相煽惑，乡族中贫而无赖者亦或与焉。立社村外，歃盟与富室敌，甚者杀其主，阖门遭祸。次则抄掠财谷，禁止粜籴。士庶安分者逃匿避难，莫能恤救。（注：赵天锡：《宁阳杂存》卷2《佃仆杀主》，清光绪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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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94 关于明季佃仆结会起事，谢国桢已有专文加以讨论。（注：谢国桢：《明末农民大起义在江南的影响——“削鼻班”和“乌龙会”》，见氏著：《明末清初的学风》，246~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据此文可知，当时湖广麻城有以周文江、汤志为首的“里仁会”，他们“纠率同党，歃牲为盟”；在江苏金坛县，有潘茂等组织的“削鼻班”，他们“纠盟五人，号五虎，歃血定刎颈交，约同志为乱”；在溧阳，则称“拚党”、“创殿”；在松江，则有顾慎卿组织的“乌龙会”；在上海川沙，则有顾六率仆向主人索契，名曰“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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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96 所有上述佃仆、奴仆的结社结会活动，都与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军的活动有关，而大西军中，也颇多江湖人物，如卖解、跳猱（猴）、鬻锡、灼蔡（算卦者）均成为大西军的间谍。（注：毛奇龄：《后鉴录》，清光绪九年山阴宋泽元忏华馆刻本。）从这些佃仆结社中有“歃盟”、“歃牲为盟”、“歃血定刎颈交”等仪式来看，显然亦属异姓结拜活动。在明季，官方或士大夫将这些结社活动一概骂为“社贼”。清兵下江南后，“社贼”组织趋于星散沉寂，然而从“社贼”到“会匪”，其间的渊源关系倒颇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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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98 第五，天地会作为异姓结拜兄弟的组织，主要受到《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故事的影响，而《水浒传》小说宣扬的忠义思想，即梁山泊众好汉提出的“替天行道”的口号，也为天地会所承袭，演化成“顺天行道”。另外，作为天地会支派的哥老会，其开山仪式中之“镇江东梁山之出山柬”有如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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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100 古帝王乌牛白马，告天地而起义桃园，破黄巾贼而鼎足三分。继起者，或据瓦岗而立寨，或镇梁山以称雄，贤豪崛起，不一而足。（注：［日］山口昇：《中国的形势及秘密结社》，264页，载《近代史资料》，总7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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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102 可见，天地会以刘关张结义及瓦岗寨、梁山泊众英雄好汉为楷模。隋末的瓦岗寨之事，见于明末袁于令小说《隋史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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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104 需要指出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史遗文》等小说均出现于明代。同时，由于小说坊间刻本的大量流行，在明代民众中已形成极大的影响。如三国戏虽然被《远山堂曲品》贬斥为“鄙俚”，但在民间的影响力实在不可小觑。在明代的散齣选本中，三国戏的入选率极高，即可证明三国戏在明代极受欢迎。其他如王稚登《吴社编》记民间社会时常演出的社戏，有“虎牢关”、“单刀会”、“三顾茅庐”等剧目；李玉《永团圆》传奇第4齣“会爨”中记录民间庙会时，演出的剧目有“战温侯虎牢”及“独行千里羡云长义高”；小说《鼓掌绝尘》第33回对庙会演剧的记录中，也有“关公挑起绛红袍”、“使猛力的张翼德轮棒轮刀”等。如此等等，无不证明三国戏在明代的民间是经常演出的剧目，而独行千里之类的关戏正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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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106 关羽之祭祀及封号，在明代也极其隆重。明初，祀关公为“汉前将军”。至万历末，明神宗敕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振天尊关圣帝君”（注：张尔岐：《蒿庵闲话》卷1，见《笔记小说大观》，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关圣帝君”的封号，也为天地会成员内部的关公崇拜所采纳。如天地会成员刘梅占所存红布花帖抄件即称：“自古忠义兼全，未有过于关圣帝君者也。”（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地会》（一），304页。）而在明代，关帝之祀，又遍布穷乡僻壤，影响极大，即史料所谓的“穷乡妇孺，小有灾患，又惟帝是呼是吁”（注：王思任：《杂记·罗坟关圣帝君庙碑记》，见《王季重十种》，193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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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108 与此同时，《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在明代即已对秘密社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如张献忠起事后，“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咸效之”（注：刘銮：《五石瓠·水浒小说之为祸》，见《昭代丛书》别集。）。张献忠进军四川以后，除修建梓潼神庙外，又建壮缪侯祠，“皆极巨丽”（注：王士禛：《陇蜀余闻》，见《昭代丛书》乙集卷23。）。尤其是《水浒传》一书，更被后世人所仿袭，以至于“艳草窃为义民，称盗贼为英杰”。但其中忠义思想对明末的农民起义也有影响，所以清人顾苓说：“《水浒》之作，以为士诚讽谏也。士诚不察。而三百年后，高杰、李定国之徒，闻风兴起，始于盗贼，归于忠义，未必非贯中之教也。”（注：顾苓：《塔影园集》卷4《跋水浒图》，清天尺楼钞本。）撇开《水浒传》之作为“讽谏”不谈，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水浒传》一书对明代秘密社会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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