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23080 第二，构成清代秘密社会主要成员之乞丐、游民的“会茶”，在明代亦久已存在，而这种会茶习俗，大概就是天地会内流行茶碗阵的出典。据明朝人谢肇淛言，明代北京多乞丐，单是五城坊司所辖的乞丐，其数不下万人。这些乞丐，“大抵游手赌博之辈，不事生产，得一钱即踞地共掷，钱尽，继以襦袴，不数掷，倮呼道侧矣”（注：谢肇淛：《五杂组》卷5《人部》1，95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北京的乞丐在当时被称作“叫化子”，均为一些“游手好闲、不务生理、强横少壮之徒”，平常一手提着酒瓶，沿街索讨酒食财物。如果遇到盗贼，就“随同打劫”（注：戴金编：《皇明条法事类纂》卷45。）。可见，明代乞丐有时也与“盗贼”混在一起，同样属于走江湖一类人物。更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北京的瞎子乞丐还结成自己的“茶会”，“会辄数十人”（注：张瀚：《松窗梦语》卷1《宦游记》，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这大概已经开启了清代乞丐结会的先河。如清嘉庆十年（1805），王瞎子在江西临川县就与担子会中萧烂脚等人结拜弟兄，创立“边钱会”。结拜之时，乞丐出米一升，窃贼出鸡及钱一二百文，同买酒肉。（注：《朱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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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82 此外，明代北京的无赖把棍也有会茶的习俗。把棍的出现，大概是在明末泰昌、天启、崇祯年间。“把”是把棍的组织团体，其意盖源于拜把子与结盟。恶棍聚在一起，结成团体，就称“把”。明代把棍常假借“会茶”的名头，积聚银钱，或千，或数百，如果把棍的恶事被人告发，就用这些钱打点官司。把棍有各自的群，各把之间由于利害冲突，也时常发生群殴。那些被殴的把棍，也不甘心，于是“结把以求胜，以把胜把，而把遂不可胜穷”（注：《明光宗实录》卷5，泰昌元年己未条，《明实录》本。）。可见，把棍以“把”作为区分不同派别的组织团体，以会茶作为同伙把棍的经济互助纽带。这种“把”已与后世秘密社会异姓结拜一类的拜把子以及清代四川哥老会中的“舵把子”等如出一辙。（注：在清代四川袍哥话中，舵把子通常是指会中“掌事头目”。参见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袍哥话》，277页，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明代无赖游民这种会茶、拜把子结盟的形式，在清代的秘密社会中就有遗存。如清代福建的无业游民，聚众合群，号称“会茶”。“一入其会，无论富民高枕无忧，即医卜星算莫敢侮予。为鼠窃，为花会，为强凌弱，众暴寡，旁观敢怒不敢言。有师傅焉，设立规条，毋强抢，毋劫杀，犯者加酷刑”（注：陈盛韶：《问俗录》卷5《会茶》，103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可见，清代无业游民的会茶，也以互助为其基本特色。这些茶会中，有很多“罗汉脚”，而罗汉脚后又大多加入了“王爷小刀会”（注：《军录》，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等折，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廿八日。）；而有些则干脆加入天地会，即“以天地会人众势强，利于纠抢，无不听从入会”（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地会》（一），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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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84 第三，据严烟供词，“天地会起于川省，年已久远，后来十三人潜赴各处起会”（注：同上书，103页。）。当清廷得知这一消息后，就责成地方官员追查此事。于是，四川总督李世杰上奏，认为在川八年，时加访问，“并未闻有天地会名目”；又云自乾隆四十八年（1783）调任总督以来，密加稽查，“并无天地会之名”（注：同上书，126~127页。）。李世杰的上奏并不足信，因为天地会大多秘密行动，在被破获之前，官府当然不可能知道天地会的存在。更何况地方官员为逃避责任，即使风闻此事，也不敢轻易上奏。其实，即使天地会之名当时未见记载，但秘密社会的活动却在四川早已存在，这就是名闻川省的“啯噜子”。啯噜子之名最早出现于清雍正年间，活动于川、陕、黔、鄂四省边界一带，其成员基本上为一些无业游民，即“亡籍之徒”，平时靠打劫为生。自乾隆八年以后，四川啯噜子的活动日趋频繁。史载：“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注：《清高宗实录》卷203，乾隆八年十月乙卯条，《清实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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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86 啯噜是四川的土语。清人李调元《童山诗集》有一首《啯噜曲》，其序云：“啯噜本意国鲁，骂人呼赌钱者通曰啯噜，皆作本声，如曰群奴。”啯噜会也叫啯噜党，而清统治者则统称其为“啯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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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88 有人认为，“啯噜”就是“哥老”，而“啯噜会”则是“哥老会”。如清人左宗棠就称：“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啯噜之别名也。”（注：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稿》卷2，清光绪十六年刻本。）左氏此说，显然是有事实根据的。所有清代绿林团体的名色，均可以从明代找到其源头。哥老会又称“袍哥”，而袍哥则又有袍儿哥、光棍、海皮、袍皮闹等社会上种种流行的称呼。（注：按照清末人傅崇矩的记载，四川之袍哥，其实就是烧香结盟之“会党”，而朝廷则称之为“会匪”，一般民间又称“袍儿哥”、“帽顶”。其结盟章程之书，名为《海底书》，总以孝、义、仁、敬四字为大纲。袍哥之流于抢劫之匪类，分为四种称呼：一是南路，称为“棒客”；二是北路，称为“刀客”；三为东路，称为“啯匪”；四为成都，亦称“棒客”。参见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袍哥话》，275~276页。）称袍哥为光棍，其称就源于明朝，这一方面是借用了当时北京的官话，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袍哥中的大部分人就是无赖游民。称“袍哥”为“袍儿哥”，这一称呼亦起源于明代。在明代，四川就有“保儿”一称。如明人康海在一封与人的书信中称，“山东响马”与“四川保儿”，在当时均很闻名。（注：康海：《与乾州太守赵君书》，见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140，1397~1398页。）“响马”就是绿林土匪。既然保儿与响马并称，想必明代的保儿大抵也是一些与响马相同的绿林人物。保、袍音近，袍儿大概就是从保儿转化而来。另，保儿一词，又指妓院龟头。而啯噜一词，据清人李调元的解释，亦属骂人为“群奴”意。龟头、群奴均为贱流，迄今川人骂人语中尚有“龟儿”与“龟儿子”之说。（注：如清末四川成都之骂人语中，即有“龟儿子的”一说。参见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土语方言》，264页。）可见，明代四川的保儿与清代啯噜子、袍哥一脉相承。同时，除保儿以外，明代四川还有“官强盗”、“小弟兄”这一类绿林土匪。据载，明嘉靖七、八年（1528、1529）以后，由于旱荒，川民家无余蓄，于是，“徒配有‘官强盗’之名，河道有‘小弟兄’之号”（注：张俭：《圭山杂著》卷6《民情议二》，清刻本。）。“官强盗”、“小弟兄”云云，均是绿林土匪的名号，也当属秘密社会组织。尤其是“小弟兄”横行于河道，更可说明他们的组织也有结盟拜把形式的存在，因而与清代四川的哥老会（又称哥弟会）相近。此外，清代四川啯噜子中有一部分又称“棒客”，而在明代，同样有“棒党”、“棒棍”的存在。如明末人吴甡曾言，河南永城县“居本省偏南，与南直隶之萧、砀，山东之曹、濮，北直隶之开州、大名错土接壤。莲妖（指白莲教——引者）棒党，实繁有徒”。如当时永城县之何喜龙、胡宗文等人，都是“不逞棒棍”（注：吴甡：《柴庵疏集》卷5《流妖煽惑可虞疏》，97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棒党与白莲教并称，可见棒党也为秘密社会组织，而清代四川啯噜子中的棒客，又当源于明代的棒党、棒棍。如此种种，均可说明明代秘密结社与清代天地会、哥老会之间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由于这方面史料的缺乏，其间的脉络目前尚无法加以系统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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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90 第四，“社”为盗贼之称，而在清代的官方文书中，则一概将包括天地会在内的秘密社会斥骂为“会匪”。在明代（尤其是明末），就广泛存在着“社贼”以及奴仆结会闹事的史实。如广东新宁县，明末“社贼”已成当地一件大事。史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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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92 先是滨海诸县，田里多旷，无业游民愿投富户为佃仆，藉其资本以垦辟。承平日久，富室间不以礼待下。乘岁饥世乱，互相煽惑，乡族中贫而无赖者亦或与焉。立社村外，歃盟与富室敌，甚者杀其主，阖门遭祸。次则抄掠财谷，禁止粜籴。士庶安分者逃匿避难，莫能恤救。（注：赵天锡：《宁阳杂存》卷2《佃仆杀主》，清光绪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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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94 关于明季佃仆结会起事，谢国桢已有专文加以讨论。（注：谢国桢：《明末农民大起义在江南的影响——“削鼻班”和“乌龙会”》，见氏著：《明末清初的学风》，246~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据此文可知，当时湖广麻城有以周文江、汤志为首的“里仁会”，他们“纠率同党，歃牲为盟”；在江苏金坛县，有潘茂等组织的“削鼻班”，他们“纠盟五人，号五虎，歃血定刎颈交，约同志为乱”；在溧阳，则称“拚党”、“创殿”；在松江，则有顾慎卿组织的“乌龙会”；在上海川沙，则有顾六率仆向主人索契，名曰“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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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96 所有上述佃仆、奴仆的结社结会活动，都与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军的活动有关，而大西军中，也颇多江湖人物，如卖解、跳猱（猴）、鬻锡、灼蔡（算卦者）均成为大西军的间谍。（注：毛奇龄：《后鉴录》，清光绪九年山阴宋泽元忏华馆刻本。）从这些佃仆结社中有“歃盟”、“歃牲为盟”、“歃血定刎颈交”等仪式来看，显然亦属异姓结拜活动。在明季，官方或士大夫将这些结社活动一概骂为“社贼”。清兵下江南后，“社贼”组织趋于星散沉寂，然而从“社贼”到“会匪”，其间的渊源关系倒颇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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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098 第五，天地会作为异姓结拜兄弟的组织，主要受到《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故事的影响，而《水浒传》小说宣扬的忠义思想，即梁山泊众好汉提出的“替天行道”的口号，也为天地会所承袭，演化成“顺天行道”。另外，作为天地会支派的哥老会，其开山仪式中之“镇江东梁山之出山柬”有如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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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100 古帝王乌牛白马，告天地而起义桃园，破黄巾贼而鼎足三分。继起者，或据瓦岗而立寨，或镇梁山以称雄，贤豪崛起，不一而足。（注：［日］山口昇：《中国的形势及秘密结社》，264页，载《近代史资料》，总7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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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102 可见，天地会以刘关张结义及瓦岗寨、梁山泊众英雄好汉为楷模。隋末的瓦岗寨之事，见于明末袁于令小说《隋史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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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104 需要指出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史遗文》等小说均出现于明代。同时，由于小说坊间刻本的大量流行，在明代民众中已形成极大的影响。如三国戏虽然被《远山堂曲品》贬斥为“鄙俚”，但在民间的影响力实在不可小觑。在明代的散齣选本中，三国戏的入选率极高，即可证明三国戏在明代极受欢迎。其他如王稚登《吴社编》记民间社会时常演出的社戏，有“虎牢关”、“单刀会”、“三顾茅庐”等剧目；李玉《永团圆》传奇第4齣“会爨”中记录民间庙会时，演出的剧目有“战温侯虎牢”及“独行千里羡云长义高”；小说《鼓掌绝尘》第33回对庙会演剧的记录中，也有“关公挑起绛红袍”、“使猛力的张翼德轮棒轮刀”等。如此等等，无不证明三国戏在明代的民间是经常演出的剧目，而独行千里之类的关戏正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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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106 关羽之祭祀及封号，在明代也极其隆重。明初，祀关公为“汉前将军”。至万历末，明神宗敕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振天尊关圣帝君”（注：张尔岐：《蒿庵闲话》卷1，见《笔记小说大观》，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关圣帝君”的封号，也为天地会成员内部的关公崇拜所采纳。如天地会成员刘梅占所存红布花帖抄件即称：“自古忠义兼全，未有过于关圣帝君者也。”（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地会》（一），304页。）而在明代，关帝之祀，又遍布穷乡僻壤，影响极大，即史料所谓的“穷乡妇孺，小有灾患，又惟帝是呼是吁”（注：王思任：《杂记·罗坟关圣帝君庙碑记》，见《王季重十种》，193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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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108 与此同时，《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在明代即已对秘密社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如张献忠起事后，“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咸效之”（注：刘銮：《五石瓠·水浒小说之为祸》，见《昭代丛书》别集。）。张献忠进军四川以后，除修建梓潼神庙外，又建壮缪侯祠，“皆极巨丽”（注：王士禛：《陇蜀余闻》，见《昭代丛书》乙集卷23。）。尤其是《水浒传》一书，更被后世人所仿袭，以至于“艳草窃为义民，称盗贼为英杰”。但其中忠义思想对明末的农民起义也有影响，所以清人顾苓说：“《水浒》之作，以为士诚讽谏也。士诚不察。而三百年后，高杰、李定国之徒，闻风兴起，始于盗贼，归于忠义，未必非贯中之教也。”（注：顾苓：《塔影园集》卷4《跋水浒图》，清天尺楼钞本。）撇开《水浒传》之作为“讽谏”不谈，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水浒传》一书对明代秘密社会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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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110 通观明代秘密社会的基本状况，可知天地会出现于明代，已具备了比较实在的社会土壤。明代僧道的无赖化以及卫所军兵的无赖化，甚至大量加入秘密社会，是天地会出现于明代的重要信息。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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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112 一是根据天地会西鲁传说，其创始人为少林寺僧人。揆之史实，明代僧道人物已大量参与秘密宗教结社，只要根据《明实录》考察一下明代历次秘密宗教结社活动，此说可以得到证实。故史称：“近者荆蜀叛逆，皆此辈（指僧人——引者）为之。”（注：《明宪宗实录》卷25，成化二年正月癸亥条。）又说：“昔者倡妖言之赵才兴，固僧人也。近者造妖书之净庆，亦僧人也。”（注：《明英宗实录》卷239，景泰五年三月乙丑条。）因此，明人王士性就河南僧俗界限的混淆以及僧人与秘密宗教结社的关系曾作如下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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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114 中州僧从来不纳度牒，今日削发则为僧，明日长发则为民，任自为之。故白莲教一兴，往往千百为群随入其中，官府无所查核，为盗者亦每削发变形入比邱中，事息则回。无论僧行，即不饮酒食肉者百无一人。（注：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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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116 王氏所言中州僧人，当然包括少林僧人。在西鲁传说中，有关于少林僧人征西的说法。这在明代的史籍中也能找到其根据。明李绍文《云间杂识》有一则《三十六僧抗倭》，叙明嘉靖年间，倭寇肆虐上海一带。当时江浙地区有一些武僧，主动抗击倭寇。其中三十六人最为枭捷。蔡可泉提督平寇之事，招募僧兵数百人，为首者号月空和尚，次自然和尚。关于少林武僧月空抗击倭寇之事，顾炎武《日知录》中亦有记载，其中云：“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万表檄，御倭于淞江。其徒三十余人，自为队伍。持铁棒，击杀倭甚众，皆战死。”（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9《少林僧兵》，685页。）两相对照，所不同者，并非征西，亦非征“罗刹”，而是征东，抗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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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118 二是在探讨天地会起源的诸家说法中，其中有一家认为福建藤牌兵创设天地会。（注：周贻白：《洪门起源考》，载《东方杂志》，第43卷16号。）此说虽不足信，但提出地方募兵与天地会之间的关系，却颇值玩味。在清季，哥老会中大量流入散兵游勇即可证明募兵与秘密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明代，倭寇肆虐之时，抗倭军队中除少林僧兵以外，最善战者也莫过于打手、杀手、枪手与力士。打手、杀手主要分布于江西、两广，力士主要遍布于江西以及浙江金华之东阳、义乌，而抗倭的主战场大致则在南直隶、浙江、福建。这些地区是清代天地会活动比较频繁的地方。可见，西鲁传说中的少林兵征西以及《广阳杂记》中藤牌兵征罗刹，或许就源于明代少林僧兵、打手、杀手流入抗倭军队中之征东史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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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120 天地会产生于明代的时间，最早可上溯到成化年间（1465—1487），下限不迟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弘阳教的创立，而其最明显的创设标志则是万历七年王铎创设天地三阳会。这一结论的依据，就是天地会起源于弘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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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122 由于目前资料的缺乏，更由于天地会传播的秘密性，自万历以后直至清乾隆中期以前，天地会的活动情况尚无法完全厘定清楚。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明末清初天地会存在的可能性。这其中的原因，笔者同意陈旭麓在《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一文中所言，即“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档案大都散佚”，“档案可以证明已载的事情，但不能排斥已经出现而未载的内容”（注：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编：《会党史研究》，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其实，天地会这种秘密结社必然有其起源及其兴衰过程。就拿别系统的秘密社会情况来说，有些研究者认为，“康熙年间秘密结社尚处于初期阶段，不仅规模小，而且尚未立有会名”（注：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11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但随着史料发掘的展开以及研究的深入，这种判断已失去其正确性。仅就笔者所知，顺治年间，在福建省会福州，就有一批不逞之徒，结成“五头社”，“纵横乡曲，良民受其害，有司不敢谁何”（注：周在浚：《行述》，见周亮工：《赖古堂文集》附录，下册，991页。）。康熙元年（1662），在福建建宁一带，有十几个“喇棍”，拥戴李祥为首，结成“天罡党”。（注：李世熊：《寇变后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1辑，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如此等等，均可说明，随着研究的深入，天地会传说阶段的历史，终究会被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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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124 四、清代的秘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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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126 清代秘密社会是明代秘密社会的延续与发展。说其延续，这是因为明清两代的秘密社会具有一定的传承关系。换句话说，明代的秘密社会的发展势头虽因清初官方的严厉禁止而一度沉寂，但其势力却被秘密保存下来，而且其活动也零星见诸史籍记载，如前述福建的“五头社”与“天罡党”，就是最好的例证。说其发展，这是指清代的秘密社会与明代相比，规模更趋庞大，会社名色更趋繁多，会内结构、结拜仪式、帮内规条更趋完备，活动范围更趋广泛。如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藏档案中，有很多奏折涉及清廷镇压秘密结社的内容，大抵反映了清朝雍正至宣统年间各色各样的秘密结社的活动情形。据有的学者初步统计，在这部分档案中，共记载了150多种会或教的名目。在这些会社名目中，除了秘密宗教结社，属于秘密结社名称者分别有：号军、悄悄会、红羊会、红阳会、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尚弟会、双刀会、小刀会、啯噜党、哥老会、江湖会、红旗会、胜人会、音乐会、菜会、阎王会、糍粑会、刀枪会、大刀会、顺刀会、构刀会、砍刀会、千刀会、铜刀会、曳刀会、双刀三吴会、串子会、龙华会、孝义会、仁义会、敬空老祖会、青龙会、文田会、三元会、陆林会、少林会、奇门会、边钱会、金钱会、红钱会、九莲会、把子会、上帝会、长枪会、长生会、闹公会、南北会、太子会、忠义会、桃园会、马龙会、同胜会、青苗会、同心会、六元会、龙虎会、红黑会、白衣会、金丹会道、扇会、白头会、天罡会、二字会、红黄白会、夹把刀会、千人会、兄弟会、红黑会、义气了义会、捆柴会、征义堂、忠义穷团、金鼓莲会、定子会、老洪会、胜得会、花会、太平会、黑红签会、铁戒指会、刀会、洋枪会、洪连会、青红帮、盐枭等。（注：李鹏年：《故宫明清档案部所存主要档案述略》，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3辑，207~2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按：在这些会社名称中，有些虽以“会”称，却属秘密宗教结社组织，如“红羊会”、“红阳会”之类；而有些尽管不以“会”称，却可归于秘密会社，如“号军”、“忠义穷团”之类。）由此可见，清代秘密社会的势力是先前各朝所无法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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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128 从目前发掘的史料以及研究状况来看，清初秘密结社的活动只有零星的记载，尚未形成较大的声势。这与当时的社会特点密切相关。清兵入关后，南明朝廷与明末起义军余部继续存在，成为与清王朝相对峙的政治势力，因此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公开的武装对抗。尽管在起义军余部中也存在着异姓结拜这样一种组织形式，但似乎并未在秘密社会中造成影响。自康熙初年开始，福建已经广泛出现“社党”名色。史载其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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