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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省有等奸徒，倡立社党名色，纠结百十余人，歃血盟誓，凡民人、衙役、流棍、讼师、劣衿人等，靡不入伍逐膻，群相附和。其中推最黠者一人为首，称曰“大哥”，诸事俱听指挥。朔望聚集伊家，敛积银钱，以为公费。凡属武断乡曲、扎诈良善之事，生端寻衅，百足不僵。近而城市郊关，远而乡居村镇，无不勒令投拜门下。诸如生辰、年节，比户科敛，馈送称贺。又复探知乡农家稍殷实者，分帖请酒，名曰“义会”，或十两、五两不等，攫取无忌。一有不从，非构隙党掠，即插告陷害。至于乡村人命盗情，悉由操纵，有钱者勒处，调和真命，沉冤莫诉；无钱者鹿马混指，无辜惨被株连。（注：刘兆麒：《总制浙闽文檄》卷3《饬禁结社》，见《官箴书集成》，第2册，465页，合肥，黄山书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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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据清初学者李塨记载，清初陕西富平县民间风气“好斗”，“米盐口角，挥拳相加”，结成“采花党”一类名色，动辄“率众刃铳相攻，甚至会集掠淫妇女”（注：徐栋辑：《牧令书》卷22《事汇·富平杨侯慎修初度序》，见《官箴书集成》，第7册，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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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康熙中期以后，异姓结拜的活动明显增多，而秘密社会的势力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似乎也有渐趋抬头的趋势。康熙三十五年（1696），在台湾诸罗县，吴球聚众结盟，“举杯为誓，约期起兵”（注：康熙《台湾县志》卷10《艺文志》，见《台湾史料汇编》，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康熙五十八年，在福建，薛彦文“相约纠人结会，以图敛钱”，还假捏山名、人名，声称“劫富济贫”（注：转引自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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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年间，秘密社会得到长足的发展。雍正二年（1724），在汉口地方，有一些游手棍徒，“私敛众户钱财”，结成“天符会”，“争胜逞强，嚣风沿习”（注：杨宗仁：《奏陈力行保甲稽查匪类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辑。）。雍正三年，据河南巡抚田文镜言，迎神赛会在河南流行，随之出现了组织严密的“群刃”、“铁鞭”等秘密社会。（注：田文镜著，张民服点校：《抚豫宣化录》卷4《严禁迎神赛会以正风俗事》，25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雍正四年，在台湾诸罗县莲花潭，蔡荫、陈卯等13人拜把结盟。至雍正六年，蔡荫又纠人歃血拜盟，创设了“父母会”。（注：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20页。）雍正九年，在广东饶平县，余猊与人歃血拜盟，入会者各出银一两，“如父母老了，彼此帮助”，因此取名“父母会”。（注：《雍正朝朱批谕旨》，广东总督郝玉麟折，雍正九年十月十二日。）雍正十三年，在安徽颍州霍丘县，高二纠集王三酒、宋大汉等数十人，“拜盟会酒演戏”，因每人各执铁尺一根，故取名“铁尺会”。（注：《雍正朝朱批谕旨》，赵弘恩折，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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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乾隆年间，秘密社会势力的发展更值得注意。据有些学者研究，从乾隆二十年（1755）以后，秘密社会已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秘密结社档案中，立有会社名目的秘密结社组织共计215个，乾隆二十年以前只占16个，其余大部分都是在乾隆二十年以后才出现。（注：相关的统计数据，可参见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118页。）当时，秘密社会的组织名目不断涌现，并已引起清朝廷的注意。乾隆十二年，在福建福安县，吴和荣邀集营兵孙尚文等11人在家中聚会，写立盟单，割指滴血，入酒共饮，取名“边钱会”。（注：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22页。）乾隆十七年，在湖北罗田县，马乾柱纠人结会，“歃血吞符，结盟上名”（注：《清高宗实录》卷416，乾隆十七年六月甲辰条。）。次年，在广东增城县，王亮臣等“纠众结盟，欲图抢掠村庄”（注：《清高宗实录》卷431，乾隆十八年正月甲申条。）。乾隆二十二年，在河南、江南、山东连界一带地方，更是出现了“顺刀会”的活动。会众“十百成群，横行乡里”，而且“不念经，不吃斋，但有顺刀一柄，便许入伙，即为同党”（注：《军录》，彭家展折，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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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雍正、乾隆时期，是清代秘密社会发展的初盛时期，各种秘密社会组织已大量出现（详见附表2）。值得指出的是，自乾隆二十六年以后，清朝廷破获了天地会案件，使得天地会这一秘密社会的大宗不但为清朝廷所注目，而且引起后世研究者的极大兴趣。自此以后，事实上秘密社会的势力已可截然分为两大系统：一为天地会系统的秘密结社，除天地会、添弟会等名称外，其支流尚有三点会、三合会以及其他会名，尽管取名各不相同，但均或多或少与天地会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二为天地会系统之外的秘密社会，其会名就更加繁杂，称呼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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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堪称是秘密社会发展的最盛时期。在这一时期，秘密社会的势力不断壮大，各色会名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天地会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活动更趋频繁。如在嘉庆年间，福建福鼎县的天地会就有三股势力：一股以庄庆长为首，“居该县才堡村，勾结屿等四村”；一股以丁蕴为首，“居澳外村，勾结秋溪等五村”；一股为首者是董希圣，“居该县水澳村，勾结下都一村”（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地会》（一），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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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道年间，从天地会繁衍出许多秘密社会名目。除乾隆年间久已存在的天地会、添弟会、小刀会之外，又出现了和义会、双刀会、三点会、洪莲会等名目（详见附表3）。如嘉庆七年（1802），在福建永定县，张配昌纠合黄华等，创设了“和义会”，借此互相帮助，免受他人欺凌。此会亦由天地会发展而来，传授的隐语、暗号与天地会大抵相同。（注：《朱折》，闽浙总督玉德折，嘉庆八年二月十七日。）嘉庆八年，在福建建阳县，江水柏纠合江孝孝等八人，结成“双刀会”。从其结会内容来看，也大致与天地会相近。（注：《军录》，闽浙总督汪志伊折，嘉庆二十年八月十一日。）嘉庆十一年，在江西会昌，周达滨邀人结会，考虑到“天地会名目犯禁”，而天地会又由“洪二和尚起立，洪字偏旁三点”，所以改称“三点会”。（注：《朱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嘉庆十三年，福建永定县人廖喜庆鉴于三点会又为清朝廷所查禁就纠人结会，改称“洪莲会”。嘉庆十六年，在广东顺德县，严贵邱等人考虑到自身孤单，恐被人欺侮，就找人结会，结拜成会，称“三合会”。道光十三年（1833），在福建邵武县，李江泗与人结会，遇事互相帮助，称“保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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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由盛转衰，朝廷对秘密社会的控制力随之减弱，于是，天地会系统之外的各类秘密社会得以迅猛发展（详见附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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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四年（1799），在广东陆丰县，李崇玉纠合多人，结成“共和义会”，会众尊称李崇玉为“大哥”，遇事互相帮助。（注：《朱折》，两广总督那彦成折，嘉庆十年九月廿六日、十月廿八日；《上谕档》，嘉庆五年五月廿五日。）嘉庆六、七年间，在江西，萧烂脚与人“序齿拜把”，结成“担子会”。（注：《朱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嘉庆十三年，在江南颍州、亳州、徐州，河南归德以及山东曹州、沂州、兖州一带，一些无赖棍徒拽刀聚众，设立“顺刀会”，此外尚有“虎尾鞭”、“义和团”、“八卦教”等名。嘉庆二十年，在福建尤溪、古田二县，侯二八重新兴复“双刀会”，“纠人入伙，拆毁民房，强取食物”，还搜出一些“悖逆簿据”（注：《清仁宗实录》卷314，嘉庆二十年十二月丙子条，《清实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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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元年（1821），在江西雩都县，谢拒本与县役孙美老孜等，“歃血共盟，纠集多人”，创立“洪连会”。（注：《清宣宗实录》卷69，道光四年六月辛丑条，《清实录》本。）“洪连会”大抵就是“洪莲会”，当属天地会系统的秘密结社。此外，在赣南一带，仍有一些人“烧香结盟”，每人带刀一柄，称为“添刀会”，又名“千刀会”。（注：《清宣宗实录》卷101，道光六年七月下丙午条。）道光四年，在湖南零陵，陈一烋等“伙立大会，立誓鸣神，会党多系衙役”（注：《清宣宗实录》卷72，道光四年八月庚辰条。）。道光十年，在广西永淳县，王奉祥与人在空庙内焚表结拜弟兄，以期“遇事相帮”，结成“父母会”。（注：《朱折》，广西巡抚祈折，道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道光十六年，湖南新宁县黄卜峒傜人雷再浩与广西全州庄塘人李世德组织了“棒棒会”。（注：《湖南省宝庆府志》卷7《大政纪》7，见《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按：《新宁县志》卷16《兵事志》亦载其事，可以参见。）道光十九年，在湖南宁乡县，丁魁与廖七等设酒宰鸡，拈香点烛，结拜“黑会”与“红会”。会中之人，若外出行窃，事在黑夜者，称“黑会”，其余则称“红会”。（注：《朱折》，湖南巡抚裕泰折，道光二十年三月十九日。）红会同样存在于广东琼州府，号称“老红”，其实也不过是一些结盟拜会之徒，借着结成联盟、互相保护的名头，实际从事“集众强劫之事”（注：戴肇辰：《从公续录》卷1《禀查看琼郡大概情形由》，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279页。）。据《湖南省志》卷1上篇14《新宁县天地会首领李沅发起义》记载，道光二十七年，湖南新宁县水汰村人李沅发又创立了“靶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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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晚清的咸丰、同治时期，尤其是光绪、宣统年间，以天地会为主体的秘密结社更是大量涌现。会党史专家蔡少卿概括当时秘密社会的盛况道：“会党的组织已遍布全国，从城市到乡村，从交通码头到兵营，到处都有它们的山堂香水。会党的名目已达一二百种，会众约数千万，形成一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势力。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一种罕见的历史现象。”（注：蔡少卿：《论近代中国会党的社会根源、结构功能和历史演变》，载《南京大学学报》，1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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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同治年间，各种秘密结社的发展势头极盛。咸丰四年（1854），在广东琼州府所属琼山、文昌、会同三县，有一些无赖游手，纠集多人，结成“老洪会”，“藉端讹索，肆行抢掠”，而且与“洋盗”相勾结。（注：《清文宗实录》卷134，咸丰四年六月下辛卯条，《清实录》本。）咸丰五、六年间，在钟山县，不但地方无赖结会拜盟，而且团练亦“歃血誓众，立聚义堂，分别有天安、天佑、天宝三堂”（注：民国《钟山县志》卷15《杂著》，见《新修方志丛刊》，台北，学生书局，1967。）。同治二年（1863），在京畿地区，有人“联盟纠众”，“立会聚众”，其中小秦艽等在京城内“立会纠党至百余人”（注：《清穆宗实录》卷78，同治二年九月上甲寅条，《清实录》本。），而且与不法蠹役相勾结。同治年间，在福建，有一位叫陈日升的人，混名“两头口”，与霍十八等结拜“洪字会”。（注：《清穆宗实录》卷127，同治四年正月中甲寅条。）甚至在蒙古边地，也有人纠合多人，结成“老人会”，敛钱抢物，持械逞凶。（注：《清穆宗实录》卷88，同治二年十二月戊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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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初年，在畿南各州，一向就有“砍刀会”的名称，为害商旅。（注：《清德宗实录》卷118，光绪六年八月下辛酉条，《清实录》本。）光绪七年（1881），在京城至西山一带，又出现了“马王会”，凡是民间驼马往来，必须先出资入会，否则邀夺勒赎。（注：《清德宗实录》卷138，光绪七年七月癸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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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光绪、宣统年间，秘密社会名目繁多。据陶成章所述，这些秘密结社分别有“白布会”、“千人会”、“关帝会”、“岳王会”、“红旗党”、“白旗党”、“黑旗党”、“乌带党”（党与会同），“大者聚徒数万，小者结党数千，皆兴起于一时之间而已，非有厚积流光之势也”（注：陶成章：《教会源流考》，见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2附录，10a页。）。在广东，还有一种“剑仔会”，活动于顺德、东莞一带，据说与政治毫无关系，“仅仅为了钱财的贪欲，与真正无赖汉相约，以致骚扰市场乡村”（注：［日］山口昇：《中国的形势及秘密结社》，载《近代史资料》，总75号。）。当时的秘密社会，尤以浙江地区为盛（详见附表5）。据陶成章记载，浙江地区的秘密社会分别有“伏虎会”、“白布会”、“终南会”、“双龙会”、“龙华会”、“平阳党”。上述这些帮会，就其派系而言，均归属哥老会，号称“洪门”，又曰“洪家”，亦称“洪帮”，俗讹作“红帮”。此外还有一派，属于私贩党，在苏、松、常、太、宁、广、杭、嘉、湖一带贩私盐，即所谓的“盐枭”。其组织以及口号、暗号，与洪门有别，号称“潘门”，也称“潘家”，又别称“庆帮”，俗讹作“青帮”。青帮内分三派：一为“主帮”，系浙东温、台人；二为“客帮”，系皖北、江北人，又别号“巢湖帮”，以与温台帮相区别；三为江南、皖南、浙西诸府的流氓光蛋，亦属青帮一派。此外，尚有“玉泉会”、“关帝会”、“千人会”、“古城会”等。（注：陶成章：《浙案纪略》卷上《纪事本末》，见《辛亥革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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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最为著名的当推哥老会（又称哥弟会）。关于哥老会的起源，过去存在着以下四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是从天地会分化出来，即为郑成功所创立的“反清复明”组织，其变迁过程为嘉庆年间称“仁义会”，至咸丰年间，则称“江湖会”，到同治年间才最后定名为哥老会；第二种看法认为哥老会“成立于乾隆年间”，而同治年间湘军击败太平军以后被大规模遣散，于是这些人开始纷纷加入哥老会，“以致会名渐盛”；第三种看法认为哥老会就是啯噜会；第四种看法认为哥老会的源头是啯噜会。根据最新研究的成果可知，哥老会源出于“啯噜”，并在广泛吸收青莲教等秘密社会团体的基础上，逐步“‘整合’成为一个新型的秘密会党”。综合各种史料记载与研究成果可知，早在咸丰年间（1851—1861），带有歃血拜盟性质的哥老会组织就已经在湘军军营中出现。（注：吴善中：《晚清哥老会研究》，1~4、14、9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按：我在《中国的社与会》初版（131页）、再版（139页，台北，南天书局，1998）中，均称哥老会为天地会的分支，而且将其起源的时间定为清同治年间。这显然是囿于当时的史料与研究条件所限而得出的初步结论，故在此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加以改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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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老会的宗旨大体与三合会相同，不外反清复明而已。至清末，哥老会在湖南、安徽、浙江三省保存着极大的势力。不久，湖南的哥老会几乎趋于分散，大非昔日之旧貌。至于在安徽，哥老会更是沦为鼠窃草寇之辈，不值一提。只有在浙江，哥老会的势力更趋发达，并出现了很多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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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老会素来每团必设某某山名，又有堂名，犹如《水浒传》中梁山泊忠义堂。这些山堂，在全国有上百个，其组织虽略相同，然各地的头目互相独立，更无联络活动，又无总括之大本部（详见附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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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所举各山堂，均为哥老会中较为有名者，其他潜伏各地的哥老会也有相当大的势力。如湖南长沙有“青衣党”，沅江县有“黄巾党”，均属哥老会的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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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秘密社会对传统统治体制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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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中国的秘密社会源远流长，成为下层平民互助并带有极为突出的政治色彩的组织团体，在历史上留下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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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社会是一个具有一定政治目标的比较复杂的社会团体，因此成员的构成也多种多样。首先，大量的下层贫苦农民是中国传统秘密社会成员的主要来源。1910年，日本人山口昇受外务省指派到华中、华南地区实地调查秘密结社时，就对中国的农民问题格外关注。他在调查报告中说：“考虑中国农业必然更加兴旺之实例，中国商业如何发达，以及工业如何进步，都避不开农业国的问题，即必须先从研究农民问题开始，又须了解其富裕及忧患之所在。”（注：［日］山口昇：《中国的形势及秘密结社》，载《近代史资料》，总75号。））显然，山口昇也注意到了秘密社会与农民之间关系之密切。中国的农民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力量极为分散，所以所受的压迫与欺凌就更为严重。为了经济互助与自卫抗暴，下层农民就纷纷加入秘密社会，借助团体的力量对付来自各方的暴力欺凌。如宋代的子社、霸王社等秘密结社，其参加者大多为农民。又清代林爽文在领导天地会起义前，秘密发展天地会成员，其参加者中很大一部分也是农民。清末活动于安徽、湖北两省英、霍二山的哥老会，“附从者将近三千余人，其中半系土匪半系农民”。蕲州之会党，也“多为有业农民，非如沿江之皆游手也”（注：佚名：《民国初年安徽湖北会党情形探报》，载《近代史资料》，总77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据有的学者研究，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嘉庆、道光年间天地会档案中，首领与骨干内供出职业者共计321人，其中城乡雇佣劳动者人数最多，共188人，占总数的58.56%。（注：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214~215页。）这一统计数字就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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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后，商业渐趋繁荣，市镇经济蓬勃发展，天下大码头不断崛起。这样，活跃于各地城镇的商人、小商贩、手工工匠、船民、码头脚夫、漕运水手等，同样构成秘密社会成员的主要来源。自宋以后，这批人除了设有自己的行业性社团外，也纷纷加入秘密结社。如上海小刀会领导人刘丽川，同时又兼具福建漳泉会馆、广东潮州会所、嘉应公所、浙江宁波公所首领的身份。前引嘉庆、道光年间天地会首领与骨干中，小商贩计53人，占总人数的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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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数目庞大的游民阶层的存在，同样是秘密结社的社会基础。游民的构成，大致不外乎游方僧道、讼棍、衙役、乞丐、星相、游勇之流。明代自中期以后，卫所败坏，职业性募兵兴起，于是出现了大量的打手、杀手、枪手和力士。这批职业性游勇逐渐流入抗倭军队中。自倭事平定之后，他们另谋出路，组织“打行”，成为秘密社会的一员。清末的哥老会，其成员的组成也大多是一些带有兵痞性质的散兵游勇。如清末活动于江西一带的哥老会，被清政府查获的哥老会会员胡青云、吴金海、李华溃、罗洪章、胡得溃等，“均系军营散革游勇”（注：德馨：《拿获哥老会吴金海等分别惩办折》，载《近代史资料》，总77号。）。在明清两代，皂隶、衙役不但与秘密社会相勾结，成为秘密社会的内应，而且有些衙役还自己组织秘密社会。如道光年间，湖南零陵县陈一烋等伙立大会，立誓鸣神，“会党多系衙役”（注：《清宣宗实录》卷72，道光四年八月庚辰条。））。乞丐在明代就有“会茶”这种形式。至清代，乞丐又结成秘密社会，如“丫叉会”。清代在福建、台湾一带极负盛名的无赖棍徒即“罗汉脚”，后来也纷纷加入“王爷小刀会”。如此等等，均说明游民也对秘密社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