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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明代实施社仓之法者甚众。如袁黄任宝坻知县时就下令设置社仓，“愿者五家为一票，票有头。一乡为一总，总有长。一村不及十家者，七八户联为一票。皆择良善信实者充之。出则令头长验放，入则令头长催收”（注：袁黄：《宝坻政书》之《积贮书·申请行朱子社仓公移》，见《了凡杂著九种》，明万历三十三年建阳余氏刻本。））。邓元锡亦曾立有社仓，其制为“不问丰歉，岁有常数，薄收其息，以资耗。而乡民之耆者，若妇之节者、寡者，咸听其贷，不取息。其人死，并以所贷即为葬资。每岁腊春耕，即发社，以为常”（注：张萱：《西园闻见录》卷5《乡党》，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万历十三年（1585），都御史方弘静在郧阳乡村设立义仓，“令富民出粟实之，春放秋敛，以备凶荒”（注：万历《郧台志》卷4《宦迹》第4《政事》，见《中国史学丛书》。）。吕坤在山东任上时，亦曾尝试建立“会仓”，显然取法于传统的社仓。其法如下：“劝本约之民各量其力，每会积谷若干，聚于一所，秋敛春散，加三出息，小凶之年不准独支，大凶之年各分所积，愿不分而助同会者旌奖，以多寡为差。”（注：吕坤：《去伪斋集》卷4《答巡抚毕东郊》，见《吕坤全集》，上册，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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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明人黄佐所设社仓，其储蓄之法最为完善。其法有三：一为“公借”。所谓公借，就是由官府出谷本。每年冬天，将预备仓谷借支出来，分贮在各个社仓，听从民间百姓借贷。“春散冬敛，仍令每石收耗息一斗，积出本谷，还官。”可见，公借之谷，支出者至期需要偿还，而且还要付息。二是“义劝”。其制如下：“凡军民良善之家，有愿备谷，或一石、十石，不拘多寡，送仓备赈者，赴有司告明，领赏义票一纸，径赴本乡社仓交纳。”若捐50石，则赏以花红；100石，赏以花红、羊酒；200石以上，赏以花红、羊酒，并选其子弟一人充任儒学生员；1000石以上，照例旌表门闾，并选其子弟二人充儒学生员。三是“罚入”。凡乡约中犯过之人，通常会被处以罚谷。所谓罚入，就是以这些罚谷，入充社仓。至于罚谷的多少，则按其过之大小而定。（注：黄佐：《泰泉乡礼》卷4，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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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社仓究其实不过是一种粮食储备方式，而其首要的功能则在于积谷备荒。综观明代社仓之制，正如已有的研究成果所揭示，社仓主要出现于明代中期之后，然在其推行过程中，开始与保甲、乡约、社学、宗族等制度相互渗透，进而发挥其整合社区、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功能。（注：相关的阐述，参见汪火根：《明代社仓的社会功能初探》，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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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社仓之制，朝廷创设鼓励尤勤。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帝下谕，在各州县常平仓之外，另于村庄设立社仓，收贮米谷，以备赈恤。直隶有旗下庄头，“合数村立一社仓，其管理社仓事宜，令庄头内有情愿经管者，交与收贮”。一般村庄，则“公设社仓，百姓有情愿经管者，交与收贮，以备饥荒”。可见，清代社仓由官方创设，并交与民间自行经管。康熙五十四年（1715），又议准直省社仓劝谕之例。富民能捐谷五石，免本身一年杂项差徭，有多捐一倍二倍者，照数按年递免。至于绅衿捐谷40石，令州、县给匾；捐谷60石，令知府给匾；捐谷80石，令本管道给匾；捐谷200石，总督、巡抚给匾。凡给匾之家，永免差徭。（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93《户部·积储》，清光绪二十五年重修本。）每个社仓，设正、副社长，选择殷实良民充补。经管三年，如无弊窦，经同社人员公保，仍可留任三年。康熙之后，直至雍正、乾隆年间，社仓在江南乡镇已经广泛设立。如分属于吴江、元和、青浦三县之章练塘镇，一向设有社仓11间，由当地人高允登于明崇祯年间所建，原本并非属于官设。其后高氏家业中落，有空仓而无谷米，于是将仓房出卖成为民居。清雍正年间，各县奉行社仓之法，这些仓房又归入官府，向民众劝捐谷米，存贮仓内，并设社长管理社仓事务。乾隆五年（1740），巡抚徐士林复饬属下力行社仓之法。然当时仓房已几乎无存。乾隆六年，金以镇捐谷100余石，又与其族子金维炳再一同劝捐900余石，银150余两，在中市建立社仓，呈明元和县知县立案。经过公议，由金以镇任社长，“出入秉公，里党德之”。其后凡有假贷仓谷之人，因贫不能偿还，金以镇无不由自己赔补。等到金以镇辞去社长之职，继之者倚势勒捐，大户莫不受累，于是仓房仍出卖成为民居。（注：高如圭编撰：《颜安小志》卷12《杂记》，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8册，134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又如青浦县之天马山社仓，设在吴家桥，附于常平仓之内。雍正年间，开始设立社仓，劝捐米谷，并设社长掌管其事。至乾隆五年，巡抚徐士林，饬属力行，所积之米渐多，建社仓四所，天马山社仓即为其中之一。（注：周厚地辑：《干山志》卷4《社仓》，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9册，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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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亦有义仓之设。如山西太谷县之净信寺，就设有一座义仓。从史料记载可知，此义仓由回马里、四卦里、阳邑镇三里士民公立，其职责为“备凶旱水溢，给济穷乏不时之需”。仓设仓正、仓副、铁笔等管理人员。此仓之权力原先掌握在知县手里，若要散谷，民间“不敢自专”，必须禀呈知县，获得批准方可。自嘉庆五年（1800）之后，嘉庆皇帝下谕：“凡属天下义仓，任民自便。”义仓由官办转而成为民间自办。于是，三里百姓重新建立仓房，并“勒石是证”，其中有云：“三里所贮仓谷，日后开放补纳，三里户头、社首递年按粮经理摊派，各管所属里甲村庄不得推诿。”可见，义仓改为民办之后，其管理者已经成为乡村之“户头”、“社首”，而且可以自行“开放补纳”（注：《新建仓房碑记》，见史若民、牛白琳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430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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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清人徐文弼曾实行过“善仓”之制。善仓兼仿义仓、社仓储米之规，“聚各户分给之粮，归本乡统贮之”。与常平仓、社仓、义仓相较，善仓更为便民。其一，“盖常平仓设在官，出纳拘于功令。此自民储之，而民散之，不待请命需时”。其二，“义、社两仓，粟出自民，非仅升斗之纳。此敛米无多，易于捐助”。其三，“诸法积久而弊生，此于数月内，旋敛旋散，历时无几，无奸欺侵蚀之虞”。其四，“常平取值，义、社取偿。此有发无收，不必投钱输粟，免稽数追逋之烦”。其五，“公家发赈，泽自上施。此酌盈剂虚，不出闾里，使比户敦尚仁风，相观而善，寓教化于惠养之中”（注：徐栋辑：《牧令书》卷12《筹荒》上《设立善仓示》，见《官箴书集成》，第7册，245页，合肥，黄山书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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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社仓、义仓、善仓之外，一些乡里缙绅士大夫为了教化乡里为善，并使乡里社会稳定，还设立义田、义役、义庄，以助族内或乡里贫乏之人。义之为名，其义丰富。如范仲淹置田恤族，称为“义田”；戴胄积粟备荒，称为“义仓”；凿一水井，供乡里共同使用，称之为“义井”；一门累世同居，可称为“义门”；设立学校，“以教其乡人之子弟也”，并“于教诲之中而助其不及者耳”（注：刘崧：《槎翁文集》卷6《读书所记》，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可称“义学”、“义塾”或“义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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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田之设，自宋元以来一直存在，至明代尤盛。这大概与理学兴盛有关。明初，浙江黄岩县人张国仁设立义田，以义田所入，资助乡里贫乏子弟，“俾其安心于学”（注：黄淮：《黄文简公介庵集》卷7《滋德处士张公墓志铭》。）。至晚明，太平县人杜氏置田80余亩，立为义田。明人王畿记载：“每岁暮，主祭者领积谷，备品仪，以供祭祀。春秋合同姓为族会，亦必取诸谷以充费。又生童族会毕，必校课艺，以示进德之助，时有膳，勤有赏。凡鳏寡孤独与贤而贫者，岁给米一石。或岁歉，又出余积谷平直以济之。”（注：王畿著，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卷17《太平杜氏义田记》，491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在徽州，李天祥亦设置义田，“凡丧葬嫁娶、饥寒无资及有志读书者皆取给焉”。又胡天禄输田300亩为义田，“使烝尝无缺，塾教有赖，学成有资。族之婚嫁丧葬与嫠妇无依、穷而无告者，一一赈给”（注：康熙《徽州府志》卷15《尚义》，清康熙刻本。）。可见，明代义田的作用，并非仅仅限于助学，诸如族内祭祀、奖赏族内生童、抚恤鳏寡孤独以及岁歉赈济等事，其费用亦均由义田所入之谷支出。尤其是义田所入会族祭祀，大概与明代流行的“祭社”颇有关系。关于祭社，后当别论，兹不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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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也流行义田之制。如蔡载樾仿范仲淹义庄之法，“为田以赡其族人”。“乃与从弟载坤合出七百万钱，以七之一为祠祀先人。又思田不可遽得，以六百万钱入质库，岁得息钱四十二万。”蔡氏义田有以下特点：一是鼓励年轻寡妇守节；二是勉励生童参加科举考试，以便光宗耀祖；三是摈弃贪墨酷吏及民为匪类堕其家声者。（注：陆以湉：《冷庐杂识》卷5《义田》，259~2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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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田之外，尚有义庄。义庄之设，宋元时期颇盛。在宋代，有些义庄专门用来资助贡士、举子，称为“贡士庄”、“举子义庄”，颇类于后世之学术基金会。此类义庄，始于南宋年间。如朱熹在与人论举子田时，就有如下之语：“此间举子义庄绝院二十五所，田收米四百八十余石。”（注：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9《与赵尚书论举子田事》，见《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间影印本。）此即“举子义庄”之例。咸淳年间，姚濂在昌国州任内，将邑民张氏立嗣争讼之田，隶学置庄，“专为贡选士人计偕之费”（注：马泽修，袁桷纂：《延祐四明志》卷14《昌国州贡士庄》，见《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6346~6347页。）。创设于淳祐十一年（1251）的建康义庄，是由吴渊设立的。他用钱买下制司后湖田7278余亩，置立义庄。以其所入，周给贫窭，主要有：簪缨之后的生员，如遇吉凶，“经学保明中上，给米八石，麦七石”；到殿入学赴任之人，确系贫乏，照吉事例，“并与周给”；如遇祖父母及自身亲兄弟妻子事故，亦周给。建康义庄专门资助本地土著生员，不及游学之人。（注：张铉纂修：《至大金陵新志》卷9《学校志·立义庄》，见《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5652页。）可见，宋代义庄，专门抚恤贫乏生员、贡士、举子。元代义庄，其抚恤赈济的范围就显得比较广泛。如昌国州义庄，专门赈济鳏寡孤独之民。（注：冯福京修，郭薦纂：《大德昌国州图志》卷2《叙州·义庄》，见《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6073页。）湖州归安的沈氏义庄，创设于至正五年（1345），“岁取其田之所入以实之，择族中之长且贤者，同主其出纳，贫无以给昏丧诸费者，量薄厚之宜，制隆杀之等，而周给焉”（注：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10《沈氏义庄记》，《四部丛刊》本。）。显然，沈氏义庄的抚恤范围，仅限于本族之内的贫乏之人。明代义庄，史籍亦时有所载。如徐溥入仕之后，就分俸以赡族人。入阁以后，更是买腴田千亩，设立义庄，“立条约，为永久计”（注：焦竑：《玉堂丛语》卷1《行谊》，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这类义庄的存在，尤其是贡士庄、举子庄的纷纷出现，事实上已开了宋代“万桂社”这一类合会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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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小农社会，除赋税之外，徭役一项仍是农民的沉重负担。鉴于此，一些乡绅士大夫争行善举，拿出一部分钱，作为专项基金，以此雇募代役之人，这就是所谓的“义役”。当然，有些义役钱，由当役之人合出。如在元代，浙江鄞县西南50里林村，当役者有35家，地方官就“首相与谋，视物力之薄厚，各捐己橐，得钱七千五百缗为子本，推执事者五人操其奇赢，以供百役之费。而存其母，常弗绝。复推其五人，日诣有司以听征令，岁终则更休焉”（注：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10《鄞县义役记》。）。明人顾宪成捐粮1000石，“以其半赡族，以其半助役”。其助役之法，“每年粮长一名，贴银一百两，至十二月照数分给，仍各取领票送县验实。如遇本户当役，亦照前例”（注：顾宪成：《泾皋藏稿》卷5《与检吾徐中丞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松江人顾正心对乡人苦于“践更”深表忧虑，于是“助义役田四万余亩”（注：吴履震：《五茸志逸》卷5，见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上海史料丛编》，1963。）。又松江府华亭县人李昭祥，在致仕回到家乡后，“倡设义田五百亩助里役”（注：李绍文：《云间人物志》卷3《嘉靖间人物·李南湄》，见《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1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在明代，无锡粮长一役最为繁重。吴长卿与其弟“捐田以佐役”（注：顾宪成：《泾皋藏稿》卷11《天授区吴氏役田记》。）。松江府华亭县，差役繁多，于是顾光禄“买义田，津贴流县役事”（注：陈继儒：《陈眉公集》卷11《代顾光禄立义田疏》，明万历四十三年刻本。）。“助役”云云，究其实，亦当属于义役。此类义役的广泛存在，显然与明代“粮社”的出现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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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官方设立的义仓、社仓，其目的在于遇到灾荒之时，对贫民实行周济。然而，义仓、社仓在实施过程中，却是弊端百出。对此，明人吴甡已经作了系统的揭示，称官方赈济存在着四大“奸弊”：一是“追逼欠粮”。吴甡揭露道：“饥民逋赋虽多，屡经明旨蠲停，今才得赈济，而里长收头，借名欠粮，吓要追征。或禀官拘摄，不异逼夺，而所赈之金，止充奸胥囊橐。”二是“索取宿债”。吴甡云：“穷民专望领赈，易升斗糊口，救死不赡。而土豪强梁之辈，逼讨私债，有倾囊剥去，或勒索一半者。”三是“衙役扣克”。“赈济原无陋规、常例，而吏书巧计朦官，或假称造册纸张，或借名兑支工食，或封兑短少，假票冒领。有司耳软腹饥，一受其饵，猫鼠为奸，而有限金钱，只供若辈吞噬。”四是“富民买票”。“彼中即无甚富之家，第恐穷民朝不保夕，赈票到手，急不能待，势必预借富民，重利折算，及至领赈，不过得银一半，有名无实，是为此辈作生涯也。”（注：吴甡：《柴庵疏集》卷7《发赈伊始据实奏闻疏》，139~140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可见，名义上是官方出钱、出谷，赈济受灾贫民，实则奸弊丛生，成为里长、收头、土豪强梁之辈、衙役、富民的一笔好买卖，贫民受益甚少。即使是社仓，自宋人朱熹以后，很多明眼人已经清晰地看出了其中的弊端。以宋人黄震为例，就曾对社仓利弊作过详细的讨论。首先，他承认，“社仓之法良可慕也”，却又不得不坦承，“社仓之弊之苦之可虑也。”何以言此？黄震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加以证实。当他出任广德丞时，发现社仓原息二分，但仓官“至取倍称之息，州县展转侵渔，而社仓或无担石之储。其法以十户为率，一户逃亡，九户赔补。逃者愈众，赔者愈苦。久则防其逃也，或坐仓展息，而竟不贷本，或临秋贷钱，而白取其息，民不堪命，或至自经”。其次，他将王安石之青苗法与朱熹之社仓法作了比较，指出朱熹社仓之法的成功之处，在于“减息以济民”，而且“主之以乡曲”，亦即由乡里民间自行管理；而王安石所实行的青苗法，尽管其本意亦为“减息以济民”，但因为“行之以官司”，最终导致失败。鉴于此，黄震主张，社仓之法，与其“临以官司之烦，不若听从民间之便也”。显然，他倾向于由民间自行管理社仓。再次，即使完全按照朱熹之法设置社仓，其实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通常也会因为诸多人为的因素导致社仓名实不副，亦即“间有名虽文公而人不文公，其初虽文公而其后不文公，倚美名以侔厚利者，亦已不少”。为此，他又从源头对百姓借贷的原因作了考察，认为：“大抵小民假贷，皆起于贫。贷时则易，还时则难。贷时虽以为恩，索时或以为怨。”所以，他进而主张对社仓之法稍作改良，其法如下：“倘稍从而变通之，鸠钱买田，丰年聚租，荒年赈散，不惟不取其息，并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而无害。”（注：黄震关于社仓之论，转见明人叶盛：《水东日记》卷38《黄东发社仓记》，368~3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按：刘鲁田《预备仓贷谷私议》，对朱熹社仓与王安石之青苗法亦作了详细的比较，并考究其不同以及利弊之因，云：“青苗以钱贷民，而收二分之息钱；社仓以谷贷民，而收二分之息谷。钱与谷不同也。青苗钱必贷于县，社仓谷则贷于乡。县与乡不同也。青苗之出纳，官吏掌之；社仓之出纳，乡人士君子掌之。官吏与乡人士君子不同也。青苗意主于富国，故岁虽不歉，民虽不急，亦必强之而贷取其息。社仓意主于救荒，故必俭岁贫民愿贷而后与之。强贷与愿贷不同也。青苗虽帑藏充溢，犹收息钱。社仓惟借府谷六百石，至十四年之后，还六百石外，尚余三千余石，足以备荒，遂不复取息，但每石加耗米三升而已。取息与耗米不同也。此利害之所由分欤？”参见法式善：《陶庐杂识》卷5，1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显然，此法已经从社仓转而向义会、合会演变。清人龚炜更是坦言，社仓虽“名为利民”，而实则“厉民”。为此，他举例加以说明：“今上乾隆七年，江苏徐中丞倡立社仓，勒写两邑谷数千石，归县勾稽，而以粮户之有家者点充社长，轮转交代，以致出纳弊生。懼累者多不愿任，承办吏益复多开户名，索钱免点。于是任社长者靡有不空，空则扳连亲族，贻累无穷。比年岁不登，试问社谷有一粒在民间否？为法不善，可为太息！”（注：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社仓厉民》，2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正因为官方所倡导的社仓之制弊端百出，龚炜才更加怀念原本民间所设立的“同善会”，以及此会设立社仓时所具备的完善体制。简单言之，亦是希望以民间的互助替代官方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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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官方的救济体系究竟存在哪些弊端？细言之，大抵可以概括为下面几点：首先，积谷来源没有保障，一些义仓、社仓实际上形同虚设。其次，负责社仓、义仓的社首、社正，往往借此中饱私囊，故朝廷虽有行社仓、义仓之名，而百姓却难沾实惠。再次，有些义仓、社仓，只有城市或近郊小民受其惠及，而身居穷乡僻壤者却无此利。至于义田、义庄、义役，多由乡绅举设，虽其作用大于社仓、义仓，但其受惠面亦极窄，或限于本族人员，或囿于贫乏士子。更何况义田虽为善举，但好事难干，“其后不免于争”（注：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0《好事难干》，《续修四库全书》本。）。在明代，纷纷仿行义田，“初未尝不见德，久则固然而争义田”（注：顾天埈：《顾太史文集》卷4《姜少保祠堂记》，见《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这种现象在当时确实存在，同样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这些义举的影响力。此外，义庄、义役之类，多由富豪乡绅捐出钱谷，作为基金，以便周济，与民间互助的合会相较，其作用已大致相近，但其形式颇有异处。所以，一些贫困之人，不得不另谋解决之道。其解决的最好办法，无疑就是本于共同的需要，以自助互助的精神，在可能的范围内，组织变相的社仓、义仓，于是就出现了民间的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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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中国的民间，一向就有互助合作的传统，平民百姓的集体合作精神颇为盛行。这也为合会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依据。在民间生活中，这种集体合作方式的存在，已是相当普遍。如明代江苏吴江县，地处低洼，每当春夏之交，梅雨连绵不断，河水上涨，淹没庄稼。于是，“农家结集车戽，号为‘大车’。人无老幼，远近毕集，往往击鼓鸣柝，以限作息”（注：弘治《吴江志》卷5《风俗》，见《中国史学丛书》。）。清代的重庆府，每年四月，秧长五六寸，“乡人通工栽插，集众数十人，择二人为众信服者分司钲鼓，鸣鼓击钲，以督众，曰‘打闹’”（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610《重庆府部》，清光绪三十年铅印本。）。在清代，江西宜黄还流行一种“堡米法”，同样反映了民间的互助之习。其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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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同堡有谷之家，每值歉岁，青黄不接，每量力酌定日期，轮流碾米，减价平粜，贫户按丁口持现钱量米。均以现年居住，有谷之家应粜者几家，艰食之户应籴者几家，酌定章程，自行轮粜，出荒而止。（注：道光《宜黄县志》卷11《风俗》，见《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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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堡米法”，既无经手之人侵冒之患，又无仓储出入之劳，比义仓、社仓更为实用。这种集体互助合作精神的存在，显然就是民间合会的侧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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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会起源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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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合会起源的时间问题，据王宗培《中国之合会》一书所引，大概在民国时期流行以下两种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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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庞公创始说。庞公之说，来自广东人的传说，这是因为广东合会的会规中有“盖闻义会之设，始于庞公”一语。庞公系后汉时人，名讳庞德公，为一隐君子，而非《三国演义》中的庞德。陈寿《三国志》有传，但未提及合会之事，似为后人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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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竹林七贤遗传说。此说流行于苏皖各地，以晋竹林七贤及流行之七贤会为传说的中心。据传，七贤会为竹林七贤遗留下来的制度。（注：“七贤会”之称，在清代相当普遍。在四川重庆，当地之合会，即称“七贤会”，或称“银会”。如清道光十九年（1839）十月十一日，叶世发在一则告状中云：“情张廷义请三十两银七贤会一个，邀蚁父叶万华占一角，蚁父亦请十五两银会一个，文国治占一角。”云云。参见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155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当然，传说并不可靠，当为后人附会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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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培在书中，根据“新安会”三字，作出合会在中国之起始，“似在唐宋之间”的推测。（注：王宗培：《中国之合会》，5~6页。按：“七贤会”之称，早在清末，已被来自西方的观察家敏锐察觉。如史密斯在《中国村居生活》一书中，就明确指出中国那些以互助为特色的会社，在某些地方叫做“七贤会”。转见杨联陞：《国史探微》，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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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诸史实，王氏的推测大致可信。合会者，其中心主旨仍在一“合”字。合者，当为醵合。醵有二义：一为合钱饮酒。如《礼记·礼器》云：“《周礼》其犹醵与。”据注：“合钱饮酒为醵。”又《史记·货殖列传》云：“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集解》引徐广言，醵，“会聚食”。二是集众人之钱曰醵。如宋人王栐云：“故事，唱第之后，醵钱于曲江为闻喜之饮。”（注：王栐：《燕翼诒谋录》卷1《因阙官增进士额》，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5册，458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即可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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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醵资会饮之法有更多的了解，不妨将清人之法作一详细介绍。根据清人记载，当时醵资会饮有四种方法：其一，由与会者平均分摊。若是有10人参与会饮，人各出银币2元，共得20元，由其中之一人主办其事。而酒食之资及杂费，则需22元，那么结账时，每人各增2角。其二，如有10人参与会饮，人出银币1元，共得10元，亦以其中一人主办其事。而酒食之资及杂费，则需10元有奇，则不足的畸零之数，即由主办者垫付。此为主办者分摊稍重于其他参与之人。其三，会饮资金虽仍属分摊，但分摊多少，则采用一种名为“撇兰”的抓阄之法。如10人参与会饮，约计酒食之资及杂费需银币10元，先由一人以笔墨画兰草于纸，但画叶，不画花，十人则共画10片叶，在其中九叶之根写明银数，数有大小，多者数元，少者数角，每一叶之根无字，目的就是不使九人见到银数。全都写完后，将有根处之纸折叠起来，露出十叶之端，由画兰之人授与其他九人，让他们各在叶端自写姓名。九人写讫，画兰者亦以己之姓名写在一叶之端。写竣，伸纸观之，何叶之姓名与何叶之银数相合，即依数出银，不再食言。可见，这是十人会饮，出资者仅仅九人，若其姓名在于根无一字之叶者，则可赤手而得醉饱。其四，如十人参与会饮，每人各自负担一次会饮之赀，迭为主人，十次而轮流一遍，银数多寡则不计。此即世俗所谓的“车轮会”，又称“抬石头”。（注：徐珂：《清稗类钞》之《饮食类·醵资会饮》，第13册，626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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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集众人之钱（“醵钱”，亦即俗语所谓的“凑份子”）的“醵”，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起源较早，而且一直比较风行。而醵会作为一种互助组织，并出现会、社的名称，大概是在唐宋之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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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陞的研究成果显示，传统中国存在着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亦即当铺、合会、拍卖以及出售彩券，“分别起源于佛教的庙宇和寺院，要不然也与它们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进而认为，互助会并不是合会的唯一方式。就合会一词而言，至少应该包括提供婚姻、丧葬与行旅互助的合作会社。（注：杨联陞：《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见氏著：《国史探微》，188、193~194页。）这是相当具有建设性的看法。若是将丧葬互助之社归入到合会的范畴之中，那么合会的起源时间，至迟可以追溯到隋代。如《隋开皇元年李阿昌造像碑》云：“维开皇元年岁辛丑，四月庚辰朔，廿日壬寅，佛弟子李阿昌等廿家去岁岁秋合为仲契，每月设斋，吉凶相逮。”（注：碑文载《文物》，1983（7）。）显然，这是一个传统的佛社，然除了造像、设斋之外，尚有“吉凶相逮”之事，大致为社内成员遇到丧葬或其他急难时，社内成员采用互助的方式加以帮助。从“合为仲契”一句可知，会内成员之间已经结成如“契盟”一类之关系。至唐代，更是出现了诸多带有互助性质的丧葬“邑社”。（注：日本学者那波利贞显然是研究唐及五代“社”或“社邑”的先驱者之一。其相关的研究成果有下面两篇：《唐代の社邑に就きて》，载《史林》，23卷2、3、4期，1938，223~265、495~534、729~795页；《佛教信仰に基きて组织せられたる中晚唐五代时の社邑に就きて》，24卷3、4期，1939，载《史林》，491~562、743~784页。）如韦挺《论风俗失礼表》云：“又闾里细人，每有重丧，不即发问，先造邑社，待营办具，乃始发哀。至假车乘，雇棺椁，以荣送葬。既葬，邻伍会集，相与酣醉，名曰‘出孝’。”（注：《全唐文》卷154，第2册，157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这种“邑社”与当时流行的宗教邑社有所不同，当属于互助性的结社。在唐代诗人王梵志的诗中，有“遥看世间人，村坊安社邑，一家有死生，合村相就泣”之句（注：《敦煌遗书》，斯0778。），显然也是指丧葬邑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