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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南京、江阴、无锡诸地，无不设有救生局与“生生堂”。根据史料记载，南京救生局，最早于嘉庆八年（1803）设于南京之龙江关。至嘉庆十八年，局内同人在救生局故址稍西建楼，面临大江，舟之往来，远近上下，均可瞭望。随后，禀请江宁知府，由当地的士大夫加以管理。局内规定，凡是救溺水者一人生还，赏钱若干，“死者三之一”。即使不是局中所救，不论其生死，只要送到救生局，均可“得钱而去”。被救之人的饮食衣履，以及死者棺槥葬埋之费，全由救生局负责。此局设立之后，未及三年，而“全活不可胜计”。其后，救生局善举更有所推广，上至烈善三山营，下及龙潭之三江口，内及城中之长乐渡，共设救生局凡五处，红船四艘。（注：余治：《得一录》卷4《救生局章程》，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517页。按：清代南京人甘熙对南京救生局设立过程的记载更为详细，只是时间与余治所记稍异，引述如下：“先大夫尝曰：‘救千人者，子孙必昌。’乃于甲戌（嘉庆十九年）春，捐金为之倡。暨同里龚鉴、杨铨、费士嵩，于下关草鞋夹起造迎江楼，设红船救生、瘗旅，酌定章程，禀官行之。复于城内长乐渡设生生堂总局，以董其成，遴公正殷实绅董轮流值理，每岁刊刻清册，历历可稽。自是四方善士，踵而行之，设分局不一而足。二十余年来行有成效，全活不可枚举。”（甘熙《白下琐言》卷7，130页））上面提到的城内长乐渡头的救生局，亦属南京绅士的义举。当时因为秦淮河涨水，时常有人失足溺毙，死者漂流十数日，无人收殓。两岸居民，不忍触目，无奈之下只好雇请拨载小船，“捎至舵尾，俾其出江”。自从创设救生局之后，使“罹水厄者，咸登彼岸”。每当中元节，用画舫载僧众，“铙钹丁冬，济孤魂”（注：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卷下《画舫余谭》，见虫天子编，董乃斌等校点：《中国香艳全书》18集卷1，第4册，2148~2149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为溺毙之人做功德。至道光十一年（1831）、十三年，迭遭大水，江滩倒卸，旧的救生局倾颓，只得权赁大王庙为栖止之所，终以湫隘为憾。随后购得水府祠旁隙地，于道光十六年春捐资重建。（注：甘熙：《白下琐言》卷7，130页。）在江阴、无锡两县，亦均设有救生局。如无锡太湖救生局，“爰及同人，议于湖滨设立救生局，即谕渔船救生，费省而功实大。生者佽之归，死者殓之棺，棺无所归，即为之瘗埋义冢，而渔舟于救生出力者，酌给赏钱”。此局在无锡吴塘门口设有救生局公所，由葛葆之于咸丰五年（1855）倡办，每年救活百数人。（注：余治：《得一录》卷4《救生局章程》附《无锡太湖救生局规条》，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519~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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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由于江南市镇经济的发达，善堂已经普遍设立于乡镇。这是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新现象。为示说明，详细列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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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县之梅李镇，设有“乐善堂”、“保婴局”。乐善堂初创于道光八年（1828），由当地绅士具禀按察司、府两级衙门，暂时在东塔禅院设局。（注：黄冈：《梅李文献三志稿·义举》，见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163页。）至道光十七年，知县王锡九重新捐出养廉银，于镇之南街廊下建堂。善堂屋凡两进，共计10间，由众姓捐出高低区田若干亩，作为办理善举之费。光绪二十九年（1903），堂董彭肇麟、邓同仁重筑堂前驳岸，修葺屋宇，焕然一新。（注：黄冈采录：《新续梅李小志·堂局书院义学》，见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149页。）保婴局创立于光绪二十五年。史称黄冈奉父亲之命，倡捐“花田”20余亩，并募捐“花田”80余亩，禀请知县孙家澄成立此局。初期曾借乐善堂为办公之所。至光绪二十七年，禀请知县衙门，将南街惜谷仓址归入局中，作为将来捐建堂屋之用。（注：黄冈采录：《新续梅李小志·堂局书院义学》，见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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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县之唐市镇，设有“从善公局”、“育元堂”。从善公局设在河西街。此局经始于道光元年，通过里人公捐田亩，历时四五年，共积田500余亩。于是职监邵渭淇、监生包梅等呈县详宪，仿郡中“同善堂”、“一善堂”制度，即以田亩赢余置买厅房一所，作为公局。公局每年举行施棺、施药、收埋远年暴露、代报近乡路毙诸善举。局中设有董事、司事，刊布条规。其后职监柏昌续捐田200余亩，以所入救恤近邻嫠妇30人为额，归堂办理。光绪十二年，浙江候补县丞、庠生陈鸣凤病笃之时，曾奉父亲遗命，添置“恤孀田”100亩。当年，其妻龚氏奉孀姑张氏之命，将此田捐入从善公局经理。（注：龚文洵纂：《唐市补志》卷上《善举》，见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376页。）育元堂设在河西北街，创立于光绪八年。史载当地人殷汝楫、陆步鳌等各善士捐助银钱、田亩，购置房屋，呈县详宪，创立此堂。一切规模，全都仿照苏州府城中育婴堂。堂内设男司事一人，管理出入账目，及一切善举事宜。设女司事一人，监察乳妪抚育婴孩事宜，兼办恤贫、恤孤、埋婴等事。（注：同上书，376~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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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县之董浜镇，设有“兴善堂”、“承志善堂”、“育婴堂”。兴善堂设在北市末梢天心阁，由王粲霄创建，办理施棺、施衣、施药诸善举。承志善堂设在东街。史载何大洲奉遗命创建此堂，捐立“花田”178亩8分3厘、“稻田”128亩7分3厘，办理施棺、施衣、施药、收埋路毙等善事。而育婴堂则附设于承志善堂内。（注：马幼良纂：《四镇略迹·董浜镇迹》，见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7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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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常熟县之徐市、吴市，亦分别设有“同善局”、“孚善堂”。徐市同善局，最初附寄于火神庙内，随后因各董事纷纷捐赀，移建于西大街。此局下面尚附设施棺局。（注：顾崇善纂：《里睦小志》卷上《公所》，见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584页。）吴市孚善堂，设在西市末梢，创于光绪十一年（1885）。曾、唐两姓人家经劝建造堂屋三进，共10余间，募田140余亩，建立此堂。堂中办理收埋暴露、施衣、施药诸善举。后因经费不足，延至光绪二十一年才禀请开办。（注：马幼良纂：《四镇略迹·老吴市》，见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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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县之望仙桥乡，设有“广仁堂”、“留养局”。广仁堂于嘉庆十四年（1809）由张铣创设，行施棺、代葬诸善举。（注：张启泰纂辑，陆世益编：《望仙桥乡志稿·善举》，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2册，12页。）留养局创设于同治二年（1862），由张浩率领门生赵莪、儿子张启后建立，“设粥厂，以食饿者”（注：同上书，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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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嘉定县之南翔镇、殷泾塘，分别设有“育婴堂”、“接婴所”。南翔镇之育婴堂，设在三元殿西，康熙四十一年（1702），由当地人王家藩、石潇、张来敏、张珽、程时彦等创建，“收留弃婴，送郡堂乳养”。此堂最初命名“留婴堂”，至乾隆八年（1743，一说乾隆十年），巡抚下令改“留”为“育”，由姚廷模、陆元懋等董理其事，陆续劝募置产，又建堂一所于古松堂前。随后，张成绩、李凤昌等人经纪其事，尽心察婴，“肥则奖赏乳妇，病则医药，死则棺葬，规模益臻完善”（注：张承先著，程攸熙订：《南翔镇志》卷2《营建·书院》、《营建·书院》，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3册，17、19页。）。殷泾堂之接婴所，于光绪十二年由徐行厂人张寿朋等募资兴建，共计瓦房五楹，命名为“嘉定东北殷泾塘接婴所”（注：吕舜祥，武嘏纯编：《嘉定疁东志》卷10《救恤·接婴》，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册，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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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青浦交界之黄渡镇，设有“分设存仁堂”、“施棺局”、“保婴局”、“分设同仁堂”。分设存仁堂设在北镇城隍行宫内。同治四年，当地人吴奉尧等呈经嘉定知县汪福安批准设立。光绪十一年，当地人章光旦等筹款建厢厅及披屋各一间。堂中所行善事，主要为施棺、保婴二项。（注：章圭瑑纂辑：《黄渡续志》卷1《建置·善举》，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3册，13页）施棺局创设于同治六年，当地人徐玉堂创捐“副号棺”30具，又募得上海某木号捐助“正号棺”20具，其埋掩及续行经费，均取资于布捐、棉花捐二项。光绪二十八年春，街道工竣，停止布捐，以棉花捐拨入街道灯油费，以茶捐拨入存仁堂。凡施棺经费，统一改由存仁堂拨出。（注：章圭瑑纂辑：《黄渡续志》卷1《建置·善举》，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3册，13页）。保婴局建于同治三年。嘉定当湖书院开课榷棉布、靛青捐，充作书院膏油之费。其后，书院停捐。当时正好规建城隍行祠，于是照章续收，改充“庙愿”。其实，庙愿各业皆有，不止一端。光绪三年，庙工既竣，将布愿归入施棺局，将靛青捐归入保婴局。光绪二十八年，茶捐拨入存仁堂之后，将靛愿归入该业公所，与存仁堂无涉，而保婴局的开支，亦仰给于存仁堂。（注：同上书，13~14页。）分设同仁堂于南镇横街。同治九年，当地人王诒谋、孙时杰等呈经青浦知县陈其元批准，购买民地，建屋四楹。经费由钱粮项下提拨钱7万文，充作施棺、收埋、代葬、祭坛、代赊、接婴、保婴、施药等八项善举之用。（注：同上书，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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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县之张堰镇，设有“同善堂”、“济婴局”、“惜字局”。同善堂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由当地人沈若潜等倡设。嘉庆十二年（1807），张元福、王御、方祺等再次设局于广福寺东北隅。善堂楼房三楹，由僧人朗川、琴谷捐建。道光八年（1828），同善堂遭受火灾，很快得以重建。咸丰十一年（1861），再次毁于太平军。同治年间，何锡等将同善堂移建于武庙之右。光绪二十七年（1901），范炳垣、杨求礼改建于武庙之左。（注：姚裕廉、范炳垣修辑：《重辑张堰志》卷2《建置志·义建》，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5册，55~56页。）济婴局设在巡检署左。道光二十七年，绅士张希仲、钱熙泰、戚澜等倡置。咸丰十一年，毁于兵火。同治年间，钱廉重建平房三楹，改设于大街，朝北。光绪八年，归入府城育婴堂兼理。光绪十一年，府城育婴堂总董姚光发请举张观吉、姜国光接办，以便就近收养，添建平房二楹。光绪二十一年，又集捐建楼五楹。光绪二十五年，原先府城的董事又请举姚裕廉、张功焕经管，添置田亩，以期推广。（注：同上书，56页。）惜字局原本设于湿香庵中。庵侧有字库，为汪氏所建。咸丰十一年，庵为太平军所毁。同治年间，移设武庙殿之左。光绪三十一年，改设于留溪学堂。其后，汪锺寿重新修葺。其先所建之字库，雇夫收焚。（注：姚裕廉、范炳垣修辑：《重辑张堰志》卷2《建置志·义建》，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5册，58页。）此外，金山县朱泾镇，设有同善堂。堂址一向在法忍寺大殿之左，内设施棺局，创始年月及创始人未详。至雍正、乾隆年间，监生施士恺、王弈亭、顾成式、汪凤彩，生员徐葆初、马镕等，先后经理此堂。其后，监生程鸣玉经理其事，改为“同仁堂”。嘉庆十三年，胡士亿、顾大章、黄霆、丁益美、张铭新兄弟等，捐赀劝募，移善堂于文昌宫，并秉承知县之命，在周家埭置田10亩，于清明、十月朔，“添设掩埋及施药、惜字等事”。凡有路毙、浮尸，完全按照府城详定章程，由堂中给发尸棚、饭食，折银八两，藉此禁差保需索。（注：朱栋：《朱泾志》卷2《建置志·仓储》，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4册，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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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县之枫泾镇，设有“同善会馆”、“育婴堂”、“清贤堂”。同善会馆设在镇南均安桥北。乾隆二十年（1755），全镇士民公建房屋二十余楹，作为同善会馆馆址。咸丰十年（1860），会馆毁于火。外有市房六楹，在米筛桥北，后加修葺，成为同善会的公所。同善会始于乾隆元年，七年之后，具呈两省大吏立案。为了维持善堂的正常运转，蔡维熊倡集“千金会”，作为会馆的经费。乾隆四十年，吴燦继续举行千金会。道光十八年（1838），主簿李桢、当地人郁道铭等整理其事。同治十年（1871），公举郁以瀚等10人管理同善会馆。会中管业之田783亩8分，后又置买程姓田31亩。嘉庆元年（1796），黄静夫倡导施舍絮袄，王东白捐50领，乐善者无不助捐，由馆中散给。嘉庆三年，又施舍蚊帐，袄、帐相易。嘉庆五年以后，此举遂废。（注：许光墉、叶世熊修辑：《重辑枫泾小志》卷2《志建置·义建》，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6册，26页。）育婴堂，为康熙时当地人陈仁所创，至乾隆初废。（注：同上书，28页。）清贤堂位于四中区金字圩，基地5亩3分1厘。此堂由贞节妇女丁沈氏捐建，并捐奁田若干亩，留养贞节妇女20余口。（注：程兼善重纂：《续修枫泾小志》卷2《志建置·义建》，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6册，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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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县之盘龙镇，设有“惜字局”、“同善堂”、“仁寿堂”、“戒淫社所”、“贷米局”。惜字局有两处：一在本镇文昌阁。乾隆三十七年（1772），当地人金德容、陆宪章、程忠良等创建，捐田20余亩，甃字藏于阁西偏，雇工长期收取废纸，每月朔望焚化。（注：金惟鳌纂辑：《盘龙镇志·义局》，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7册，32页。）一在顾长官庙。光绪五年（1879）当地人徐观光、李光龙、周汝霖、张耀光等募建，并置公产二亩余。（注：同上书，46页。）同善堂亦设在本镇文昌阁中。嘉庆十七年（1812），此堂与方家窑仁寿堂，分建合碑，举行施棺、掩埋路毙浮尸、留婴、惜字诸善事。（注：同上书，33页。）仁寿堂设在方家窑，亦行惜字善举，后废。（注：同上书，33页。）戒淫社所设在本镇文昌阁中。咸丰五年（1855），当地人金玉相亲手辑录《戒淫摘要》、《锡麟宝训》两书，刊板行世。每年九夕、中秋，纠合里中耆旧绅士，设立戒淫社，焚香具疏，立愿去过。此社仿蓝田《吕氏乡约》之法，在朔望恭宣圣谕，兼讲《小学》、《劝善》等书，感化甚众。（注：同上书，37页。）贷米局设在本镇文昌宫，始于光绪元年。上海乡约局董沈嵩龄、谈国梁，鉴于西北乡农迭遭兵燹，无力耕种，于是与青浦县董吴江、杨崇道等，劝募当地善士江振声、周昌炽出白米350石，移置七宝镇“复善堂”中，禀请县衙出一告示，由盘龙镇金惟鳌、观音堂朱乐虞、方家窑周汝霖，设局分贷各乡。每年五月开仓分给，十月起限收取，贫农沾惠不少。行之三年之后，因为豫、晋荒赈事急，贷米局于是撤销。（注：同上书，45页。）此外，朱家角镇、蒸里镇，亦分设有“同仁堂”、“贞溪同善堂”。朱家角镇同仁堂，有坐落在五十保三区十一图日字圩二十号地基，计1亩9分。每年在堂施医、施药及存贮棺木。（注：周郁滨纂：《珠里小志》卷10《义冢》，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7册，125页。）蒸里镇贞溪同善堂设在芦花庵。嘉庆三年，由徐东垣创建。（注：叶世熊纂：《蒸里志略》卷3《建置·善会》，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8册，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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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属吴县、元和、青浦之章练塘镇，设有“同仁堂”、“保婴局”。同仁堂初设于嘉庆元年（1796），主要实行施棺义举，并在嘉庆十九年设立司事、董事。职贡生监邹江、朱栋、金省垣、金待镕、万里江、邹宏、高名道、蒋念堃、钱桢、孙煌、高汝明、金丰镐、李堂、王鼎等筹捐义冢，收埋元和、吴江二县境内暴露之尸并报验路毙之人，具呈府县申详给示，镌碑在案，局址暂借设隐真道院。至咸丰八年（1858），于东市下塘元和县二十八都六图东北绛圩分防署后创建公所楼，底五楹，仍遵旧例，举办二季掩埋。（注：高如圭编撰：《颜安小志》卷4《公建·同仁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8册，26页。）保婴局初建于光绪六年（1880）秋，当时青浦职监陈绩生捐助钱200缗，再加上元和、吴江两县同人集资，在原来县属育婴堂遗址上建造平屋三楹，后翼以左右二厢。凡贫户生下小孩不能留养，准其报局验明，每月给钱600文，以半载为率。如有实在不愿留养者，接婴一名，奖给送资400文，由局雇妇乳哺育，转送府城育婴堂。光绪七年春正式开办，除夏暑冬寒外，接婴分送苏州、松江、青浦育婴堂。（注：同上书，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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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亭县之张泽镇，设有“作善堂”、“同仁堂”、“惜字局”、“济婴局”、“接婴局”。作善堂设在痘神庙东，为道光十八年（1838）由当地人周基、周克煦购买民居改建，“醵资掩骼”，置有县境内田40余亩。（注：封作梅补辑，封文权续补：《张泽志》卷3《建置志·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9册，14页；张耒初稿，徐福熙增纂：《张泽志稿》之《建置·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9册，14页。）同仁堂创建于道光二十三年，又称“济婴局”，位于利涉桥西，由当地人吴应田等倡举，集捐田200余亩，主要举行掩埋、济婴、接婴、惜字及义学等善事。咸丰八年，贡生庄以临等购买民居改建，咸丰十年毁于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青浦举人黄家麟偕同司事募捐重建。其中济婴义塾共有田400余亩，后统由同仁堂总揽。（注：封作梅补辑，封文权续补：《张泽志》卷3《建置志·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9册，14页；张耒初稿，徐福熙增纂：《张泽志稿》之《建置·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9册，14页。）惜字局设在东隐禅院。道光十八年，由当地人吴士钧、吴应泉等筹建，后亦归同仁堂总揽。（注：张耒初稿，徐福熙增纂：《张泽志稿》之《建置·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9册，15页；封作梅补辑，封文权续补：《张泽志》卷3《建置志·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9册，15页。）接婴局设在利涉桥南下塘街南端金宅。光绪二十六年，当地人金重贤倡设，集捐田约30亩，后亦由同仁堂总揽。（注：封作梅补辑，封文权续补：《张泽志》卷3《建置志·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9册，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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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县之真如镇，设有“宝善堂”、“保婴局”、“恤茕局”、“施医局”、“施棺局”。宝善堂创建于清道光八年（1828）。绅士陈懋禄、李昌祉、蔡文源等，就本镇岳王殿，创设宝善堂，专门办理给赈、掩埋、代葬诸善事，所有经费均由众善信捐输，以助其成。（注：洪复章纂：《真如里志》之《营缮志·祠庙》、《救恤志·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4册，17、146页。）保婴局创建于光绪八年（1882），设在宝善堂内。董事陆毓岐、王家芝等劝募钱1000串，存典生息，作为开办保婴局的基金。后因基金不足，再由各铺户众善信量力捐助，定额30名。（注：洪复章纂：《真如里志》之《救恤志·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4册，147~148页。）恤茕局设于光绪十四年，亦附设于宝善堂内，专门接济孤苦残废之人。绅士陆毓岐、王家芝、张祖恩、张渊等禀请知县设立。鉴于保婴额数不足，于是捐项余钱30万文，移拨作为恤茕资费。（注：同上书，151~153页。）施医局设于宝善堂内，宣统三年（1911）成立。每年夏季，延请内外科医生于一、四、七之期施诊两月，除由经董办事处供给饭食茶烟、酌给川资及外科医生药本外，均不送酬劳费。凡病人来局就诊者，每号收取号金30文。（注：同上书，154页。）施棺局设于道光八年。绅士陈懋禄等创设宝善堂，作为掩埋、代葬之局，由来已久。施棺局的经费由各业善姓认股捐助，每股20文，共140股。凡是需要掩埋及棺殓，临时向认股人领取。棺木每具2100文，掩埋费及冥箔纸张费400文，收捐公费每次200文，空棺扛费每具40文。（注：王德乾：《真如志》卷4《救恤志·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4册，78页。）此外，宝山县之江东，则设有“存心堂”，创设于道光十三年，从事施棺、掩埋诸善举。（注：佚名纂修：《江东志》卷4《义耆》，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4册，97~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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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县之月浦镇，设有“里仁堂”、“同善堂”。里仁堂设在城隍庙西廊，专办掩骼、施棺等善举，并未详请立案，故无臬司护照及一切章程，至道光年间废弃。张人镜纂：《月浦志》卷2《营建志·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0册，31页。同善堂创设于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当时知县正好劝办掩埋，而月浦苦无公所，于是将城隍庙西廊之“白云深处”改作善堂，派定司年、司月，议定一切章程，详请各上官立案。此堂由附贡生胡树基，候选州判鲍文炜，县诸生滕凤飞、张人镜、张鸿镜，监生王禹昌、陈廷彦、陈观涛等经理其事。（注：张人镜纂：《月浦志》卷2《营建志·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0册，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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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县之杨行镇，设有“成善堂”、“种德堂”、“留婴局”、“栖留所”。成善堂位于镇东丁公庙东首裳四十九图称圩。道光九年（1829），由董事张耀宗等禀建。咸丰年间，张朝楷等重修，规制一新，前后置田。（注：陈亮熙编辑，陈克襄补辑：《杨行乡志》卷3《营缮志·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0册，43页。）种德堂位于丁公庙西首万寿庵内。董事张梦篆倡捐经费，存典生息，作“恤嫠之用”（注：陈亮熙编辑，陈克襄补辑：《杨行乡志》卷3《营缮志·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0册，43页。）。留婴局附于成善堂。宝山县一向无育婴堂，嘉庆十八年（1813），嘉定绅士秦溯萱捐七折钱1000两，充作嘉定育婴堂的经费，专收宝山县弃婴。当时将留婴局分为四处：一在城厢，一在罗店，一在杨行，一在江湾。议定城厢、罗店收婴，送嘉定城育婴堂抚养，杨行、江湾收婴，送南翔镇育婴堂抚养。（注：同上书，43~44页。）栖流所附于成善堂，所行善举为“安置流民”（注：同上书，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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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县罗店镇，设有“怡善堂”、“同仁堂”、“保婴局”、“恤茕局”、“敬节局”。怡善堂创设于道光元年，由绅士施学澍等禀建。在冬号六十图镇之东市东岳庙旁，又建栖流所一处。咸丰十年（1860），毁于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七月，又在方家场买沈姓房屋一所，改为善堂公所。同治十一年，当地泰昌、鼎成两家典当每月每典公捐钱2万文，经县衙详定章程，一半拨入县城善堂，一半拨入本镇善堂，作为施药、施棉衣及堂中一切公费。光绪八年（1882）四月，总督左宗棠通饬乡典，月捐减少1万文。光绪十二年，总督曾国荃饬令，自二月起恢复典捐2万文，以增复1万文中提捐二成，归入江苏省之育婴堂，其余仍城镇各半。（注：潘履祥总纂：《罗店镇志》卷1《营建志》下《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100~101页。）同仁堂始设于乾隆十七年（1752）。当时创设施棺局后，随即以东山禅院作贮棺公所。道光元年（1821）创立怡善堂后，朱氏通过集资，另于黄号二十图花园古里之西偏建屋一所，募购棺木，施济鳏寡孤独。咸丰十年，太平军乱后，堂屋虽存，经费无着。于是公议集资备棺，作为久远之计，募愿百余分，每愿出钱50文，随时添备。（注：同上书，111页。）保婴局创设于光绪四年。嘉庆十八年（1813），当时嘉定县绅士秦溯萱捐七折银1000两，分存嘉定县城、南翔镇两座育婴堂，接受宝山县弃婴。宝山设有四处留婴局，其中一所就设在罗店镇。光绪四年，绅士朱昌杰等禀请设保婴局于怡善堂中，并设接婴所，兼收弃婴，觅乳寄养。所需经费，请于本镇花、米两行提取愿钱。随后因经费不敷，又请于布经、豆饼两业提取愿钱。（注：潘履祥总纂：《罗店镇志》卷1《营建志》下《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114页。）恤茕局创设于光绪九年，当时善士太始氏创捐田房，作为局中公产，同人踵募愿款，禀请县衙，将恤茕局附设于怡善堂中。恤茕局之设，主要是救济罗店镇中贫苦无靠之人。分别为以下三项恤额：凡赤贫群体，不论男女，以茕独兼年老残废者为正额，每名每月给钱600文；凡茕独兼年老，或茕独兼残废者为副额，每名每月给钱300文；凡茕独、年老、残废不相兼，而难于谋活者为备额，每名每季给钱600文。倘有亲族可依，概不推及。（注：同上书，123~125页。）敬节局大抵创设于光绪十年、十一年之间。当时乡间一向无此善举，而乡间贫嫠之妇甚众，常常因为处境维艰而不能终守，甚至携孤再醮。于是，善士太素氏捐助钱10万文，同人因之续募集成愿款，设立敬节局，附设于怡善堂。（注：同上书，127~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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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县大场镇，设有“同仁堂”、“留婴堂”。同仁堂为清代大场厂董事办理地方事务之处。太平天国之前，设在大场镇东市末梢。至同治年间，在镇之中央建设新屋，与财神庙毗连。（注：张仰先编纂：《大场里志》卷1《公署局所》，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46页。）留婴堂地址在大场镇中市同仁堂后面，为收留婴儿之所。始建时间不详。（注：张仰先编纂：《大场里志》卷1《留婴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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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县江湾镇，设有“崇善堂”、“自育堂”、“保婴局”、“仁德所”。崇善堂位于镇中殷六图寺沟之左，道光九年（1829），由董事盛大墉、严堡、吴思政、王诚等禀建，勒碑堂中。（注：钱淦总纂：《江湾里志》卷10《救恤志·救助》，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80页。）自育堂在本镇西北水漕庙内，由董事倪洪畴、寿兆豫、宋宾王等创设，曾采访节孝，详请旌表，刊有《彤征录》。（注：钱淦总纂：《江湾里志》卷10《救恤志·救助》，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80页。）保婴局创设于光绪十七年（1891）。道光十八年，曾在江湾镇中设立留婴堂，收婴后概送南翔育婴堂抚养，迄道光、光绪间而废止。光绪十七年，知县马海曙饬办保婴局，于是下令让镇董筹议规复，由各布庄抽收布捐，每布一匹捐钱一文，共四年而即罢。光绪二十九年，当地一姓徐之人创议重兴保婴局，调查贫苦婴儿，每月给抚养费钱500文，年捐钱12万文，至光绪三十四年因为缺少经费而停办。（注：钱淦总纂：《江湾里志》卷10《救恤志·救助》，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80页。）仁德所在本镇车站北首，光绪三十二年武进教士吴鸿钰创办，留养无依孀妇并所生稚年子女。她们平日学习女工、洒扫、炊爨等事，各率领子女轮流执役。儿童有女教员负责教学，年稍长，则送入附近学校学习。学成后，男子替他们谋取职业，女子则替她们择配，力能养赡者其母随同离所。（注：同上书，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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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宝山县盛桥里，设有“从善堂”一所，位于盛桥北元号十二图，与大村庙毗连。此所光绪十九年由无名氏积款特建，办理善举。（注：赵同福主任编纂，杨逢时等编纂：《盛桥里志》卷2《营缮志·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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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县之法华镇，设有“溪善堂”、“法华局”、“赞育堂”、“保赤分局”。溪善堂，为嘉庆年间由当地绅士李丙曜、王锺、李应增建。法华局原在法华寺后，附设于赞育堂。起于咸丰十年（1860）之团练局。承平后，专办水利、荒政、保甲、清乡及一切公益事业。赞育堂在西镇同仁里。同治八年（1869），当地绅士李曾裕、李曾复、陆进、黄尔思等集资，购汪姓地1亩5分，建厅分楹，厢房四间，门楼五幢，专门办理施棺、掩埋、救火、惜字、医药、恤贫诸善举。（注：胡人凤续辑：《法华乡志》卷1《沿革·建置》，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2册，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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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赤分局为光绪末年杨洪钊奉文开办。西乡额定100名，每月每口500文，遗腹子倍之，由保赤局支给。（注：胡人凤续辑：《法华乡志》卷1《沿革·建置》，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2册，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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