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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29 同业公会为一业规则之所系，其规则多请官厅立案，故商号入帮，通常被认为是很有必要的手续。同籍公会，通过各籍会馆加以组合。此即所谓的同籍入帮。如湘潭分为本帮、西帮、南帮、北帮、苏帮、广帮、建帮，故有“七帮之目”；常德分为同善堂、育婴堂、同仁堂、西帮、徽帮、苏帮、广帮、建帮、川帮、云贵帮、长沙帮，故有“三堂八省之目”。上述种种，均以同籍为帮，在商界颇有势力。（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15~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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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31 至清末，四川成都商业各帮，经商会提倡之后，开始组织分会，不再如从前之漫无团体。从当时成立商会分会的各帮来看，共计有茶号帮、金号帮、布帮、当铺帮、票号帮、衣铺帮、捐号帮、栏杆帮、瓮业帮、油米帮、京货帮、银号帮、丝绵帮、钱帮、苏货帮、倾销帮、盐酒帮、扇庄帮、靴鞋帮、珠子帮、红纸帮、木行帮、白纸帮、百货帮、干菜帮、彩票帮、盐号帮、药材帮、绸缎帮、烟土帮、柴炭帮、烧房帮、烟帮、棉花帮、草纸帮、糖帮、钱纸帮、皮货帮、绫绢帮、丝帮、湖绉帮、皮革帮、书籍帮、麻帮、水果帮、棉纱帮、木器帮、船帮、竹器帮、油漆帮、铜铅帮、铁帮、笔墨帮、染坊帮、帽铺帮、机织帮、古玩帮、香货帮、玻璃帮、顾绣帮、匹头帮、砖瓦帮、客栈帮、菜食帮、颜色帮、酒席帮、出口货帮、玉器珠货帮、典锡春茶帮等69个行帮。（注：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各商帮》，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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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33 此外，同行之中，各自分帮，于是也就有了小帮的团体。如汉口之铜匠，有大行、小行之别。大行制造水烟袋，而小行则打造首饰。（注：《申报》，光绪五年三月初七日，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696页。）上海的木业团体，分为以下两个：一为“震巽木商公所”，专门经营洋杂方木；一为“木商会馆”，专门经营福建桶木。究其原因，正如史料所言：“盖同一木业而以营业种类不同，范围互异，以及规约捐税交易等种种差别，不得不各设团体，未可强同。”（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827页。）相同的例子在其他行业也普遍存在。如金融业中，除银行公会外，又有钱业公会；药材业中，除中药业公会外，又有参业公会。有时行内帮派之间亦会引起纷争，甚至斗殴。如清末汉口之木匠业之文、武两帮相争斗殴，堪称典型一例。（注：《申报》，光绪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7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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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35 会馆、公所的设立，有总公所，又有分公所，两者之间，或有从属关系，或具指导关系。如上海钱业，在县城隍庙东园设总公所，另分别在南市、沪北设分公所、分会馆。又宁波商人旅沪最众，各业各帮大率有会，均总汇于四明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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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37 商业会馆、公所，或为同业会馆，或为同乡商人公所，虽也带有同乡会的性质，但与明清两代通行的另外一种同乡会馆稍有不同。这种同乡会馆与商业会馆相较，至少有两点不同之处：一是这种同乡会馆的商业色彩极为淡薄，有些甚至禁止在会馆内进行与商业有关的活动。如当时规定，会馆只是衣冠荟萃之地，“不得寄存货物，粘贴招牌”（注：《上湖南会馆传书》卷6《新议章程》，清刻本。）。二是从这些会馆的寓馆条规来看，也不是同业或同乡商人的会议之所，而只是为乡、会场寓考而设，即替同乡应试士子、选官士绅提供方便。如清代北京休宁会馆的《馆寓条规》就规定：会馆只为应试及需次者而设，此外概不得与；乡试、会试、候选、候补均以文书为凭，若无文书，以及不是应试的生监，就不得寓于会馆。休宁本籍绅士，可以寓馆；若为寄籍，就必须询明乡村、姓名，确有证据，方准寓居。寄籍久远，须同县京官力保，若无保人，就不准寓居馆内。（注：《寓馆条规》，见《京师休宁会馆公立规约》。）这就需要对会馆所容留之人与禁止之人作一系统考察。玛高温在《中国的行会》中认为，会馆主要留宿下面三类人：一是“给高级官吏的宦游提供临时的宿所”，二是“为去都会赶考的学子过宿”，三是“对投宿的云游僧众（道士和佛教徒）给予方便”（注：［美］玛高温：《中国的行会》，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8页。）。这显然就是同乡会馆的典型特征。此外，会馆禁止妇女进入其内。作为一个游寓人员进出频繁的公众场所，这条禁例的出台，其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持纲常和礼教”（注：［美］玛高温：《中国的行会》，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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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39 清代北京，同乡会馆林立，最为集中。据现仍保存下来的会馆条例、章程来看，清代在北京的会馆，其中较为著名者有：休宁会馆，始建于明万历年间，至清乾隆时重建。（注：北京休宁会馆的始建乃至沿革状况，可详见《京师休宁会馆公立规约》。）河南全省会馆，共有七处：中州东馆，在骡马市大街路北；中州南馆，在米市胡同南头路西；中州新馆，在丞相胡同北头路东；嵩云草堂，在达智桥东头路北；嵩阳别业，在骡马市大街路北；中州乡祠，在上斜街路北；河南会馆，在粉房琉璃街路东。（注：《京师河南全省会馆管理章程》。）河间会馆，乾隆年间由舒成龙创建。（注：关于北京河间会馆创设及沿革，可详见《河间会馆录》，清刻本。）安徽会馆，定有公议条规，光绪十二年（1886）九月重订规条。（注：安徽会馆重订条规，可详见《京城安徽会馆存册》，清光绪十二年重订本。）浙闽会馆，民国四年（1915）重订章程。（注：详情可参见《重订浙闽会馆章程》，清刻本。）江西会馆，道光二十九年（1849）公定条例。（注：《江西会馆纪略·条例》，清道光二十九年订本。）上湖南会馆，议有章程，定有传书。（注：其中所定章程，可详见《上湖南会馆传书》。）又根据光绪年间人李虹岩的详细记录，当时各省在北京的同乡会馆，已达382处（详见附表14）。从李氏的记载又可知道，清代北京同乡会馆出现了下面几个特点：一是会馆或称“试馆”，大抵保留了会馆起源时的称谓；二是会馆除了原先的老馆之外，又分别出现了新馆，于是同乡会馆有老馆、新馆之别；三是同一地域在北京不止一处会馆，有些甚至有两处或更多处的会馆；四是从某种角度上说，乡祠同样具有会馆的功能；五是在北京的同乡会馆，有时往往同乡与同业合而为一；六是县亦开始在京城设立会馆；七是在北京同乡会馆中，以山西人在京所设会馆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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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41 清代南京，号称五方杂处，会馆之设，亦是甲于他省。如中州会馆，在糯米巷；三楚会馆，在赛虹桥；旌德会馆，在党家巷；太平会馆，在甘雨巷；陕西会馆，在明瓦廊；贵池会馆，在黄公祠；新安会馆，在马府街；洞庭会馆，在徐家巷；崇明会馆，在江东门；庐江、三河会馆，在窑湾；江西会馆，在评事街；石埭会馆，在武定桥；湖州会馆，在牛市；浙东会馆，在安德门；山西会馆，在颜料坊；全闽会馆，在天妃宫；山东会馆，在陡门桥；泾县会馆，在百花巷。（注：甘熙：《白下琐言》卷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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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43 各地省城由于为乡试所在地，同乡会馆亦在在有之。如直隶保定，有上下江会馆，“为岁时公宴之所，所以笃乡谊也”（注：李鸿章：《创建上下江会馆碑记》，见《直隶省城上下江会馆录》，清刻本。）。在山西省城，有湖广会馆。（注：《山西湖广会馆章程》。）在四川省城成都，会馆均设在城内，最大者当数福建会馆、浙江会馆，最小者为布后街之河南会馆，共计设有会馆16个（详见附表15）。（注：《浙江馆恤嫠局章程清册》；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会馆公所》，22页。）即使在一些较为偏僻的州县，同乡会馆的设置也较为普遍。以地处大西北的皋兰县为例，一县共有14个会馆（详见附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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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45 至于工商会馆、公所，其分布的数量其实与经济和商业的繁荣程度密切相关，亦即在数量上存在着地域差异性。假若说在明清两代，会馆、公所大多集中于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等经济发达的城市，那么，自清末乃至民国时期，诸如上海、汉口等开埠城市，逐渐取代北京、南京、苏州等传统城市，成为工商会馆、公所最为集中的城市。据成立于民国元年（1912）的会馆公所联合会调查，当时汉口约有200个工商会馆、公所。（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30页。）又据民国十二年出版的《上海指南》一书，在整个上海境内，当时共有工艺公所58个，商业公所117个，此外还有新成立的农业团体、工厂联合会以及商务运输公会151个。三项所加，工商行会总数已达326个。（注：阿维那里乌斯：《中国工商同业公会》，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28页。）反观北京，据不完全统计，在清代末年，仅有商人会馆8个，分别为文昌会馆、长春会馆、颜料会馆、药行会馆、仙城会馆、烟行会馆、安平公所、正乙祠（详见附表17）。即使到了1928年，北京所有工商行会均已属总商会统辖，但据不完全统计，其总数亦仅有55个。至于东北的哈尔滨，据民国十一年（1922）出版的《哈尔滨指南》，在哈尔滨总商会之下，更是仅有12个工商公所，分别为滨江县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杂货商公会、油业公会、运输公会、风船公会、粮业公会、当商公会、火磨公会、木商公会、工业维持会。（注：阿维那里乌斯：《中国工商同业公会》，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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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47 最值得关注的是，至清代中期以后，会馆、公所开始向市镇、乡村广泛渗透。以市镇为例，如江西景德镇，当地的窑户至迟在清代嘉庆末年就建立了“陶成”、“陶庆”二会，并创立书院，称“景仰书院”。至后，都昌县业窑各户集资捐建“景镇公馆”，“除本镇联乡情、议公事外，凡士人膺举贡者到镇，均乔寓于是”（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91页。），所以又称“古南书院”。此外，娄县之枫泾镇，亦相继成立了米业公所、水木匠公所。其中米业公所，设在镇北尤家场，光绪三十四年（1908），米商徐志华、徐志文、程树荣等集资公建；水木匠公所，设在镇北朱家桥内，水匠李永贵、木匠李玉田等集资公建。（注：程兼善重纂：《续修枫泾小志》卷2《志建置·义建》，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6册，36页。）宝山县之大场镇，设有徽州会馆，创建于明末清初。当时徽州商人来到大场经营商业者颇众，于是有徽州会馆之设立。地址在镇西梢文昌阁门前，土地堂东隔壁。迨至清末，馆屋年久失修，遂即坍毁，而一般徽籍商人后裔，亦以年事久远，不思故乡，就在大场生根立业。现今居民中，其始祖来自徽州者不少。（注：张仰先编纂：《大场里志》卷1《会馆》，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45页。）宝山县之江湾镇，共设有九个会馆及公所，分别为：南海会馆，在结一图虬江路，光绪三十三年粤商梁步云筹建；湖州会馆，在结一图，民国元年浙商沈镛筹建；北长生公所，在结一图，光绪二十四年王洪忠筹建；延绪山庄，在结一图，原名华众公所，光绪二十年浙商叶澄衷、知县马海曙创建；广肇山庄，在结一图，光绪五年戴运来筹建；广肇分庄，在结一图，光绪五年戴运来筹建；蜀商公所，在结九一图，又名川主宫，光绪二十三年蜀商游必方、王正扬、许秉堃等创建；蓬瀛公所，在殷四图，光绪三十年建立；江宁公所，在阙三图。（注：钱淦总纂：《江湾里志》卷14《名胜志·第宅》，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144页。）至于村落中出现会馆、公所，大抵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原本乡村居住者的联合团体，如农民会馆之类；二为工商业开始向农村渗透，或者专业化村落的出现，导致农村出现工商会馆。如广东顺德县陈村，出产锡箔，当地工人数百人，亦设有会馆。（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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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49 根据现存的会馆章程、规条，再结合其他史料，可见会馆的组织结构极为严密。第一，无论是商人会馆，还是具有试馆性质的会馆，均设有专职的管理人员。会馆一般设有“值年”。如清末北京的休宁会馆，“议定京官二人值年，会馆一切赖其管理，保全公所……如遇奉差回籍，另议交待”（注：《值年条规》，见《京师休宁会馆公立规约》。）。值年一年一换，有时又不拘泥任职年限，全在得人。如北京河间会馆创建人就延请戈芥舟管理会馆长达五年。《值年值客规条》，见《河间会馆录》。值年轮管一年一换，具有临时性质，很不稳定，不利于会馆的管理，所以有些会馆、公所就在值年、司月之外，专设董事、总理，以便管理。如清末上海的豆饼业公所，曾推举董事一人，“会同司月六家办事”（注：民国《上海县续志》卷3《建置》下《会馆公所》。）。保定的直隶上下江会馆，也设总理一人，与值年共同管理会馆事务。有些会馆，在值年之下，又设“直月”，三个月更换一次。（注：《京城安徽会馆存册》。）（注：这种轮管的值年或值月，亦因会馆不同而名称各异。如芜湖的湖南会馆，有经管两人，一为“正办”，一为“副办”。）（注：《芜湖湖南会馆事实汇录》，清刻本。））在值年、直月之下，设司事（或称司馆），管理会馆下属庄田及账目。此外即为一些杂役人员，如长班、侍事、伙夫等。至民国初年，会馆管理人员的设置就更趋规范化，将其分为五种，分别为总理、协理、文牍员、庶务员、会计员。（注：《京师河南全省会馆管理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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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51 第二，会馆每年定期团拜、追祭或祀神、会议。在同乡会馆中，每年正月，团拜一次。每年春秋，追祭两次。另如遇先贤诞辰，亦行祭祀之仪。在商人会馆中，一般奉祀行业之神，遇神诞之期，举行祭祀之会。此外，同业定期会议，协调同行业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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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53 第三，会馆之设，本为联合团体，敦睦乡谊。所以，凡是有关公众之事，无论政军工商各界，均应共同承担责任。其职责可类举如下：一是凡是事关公益或慈善、保卫，由同乡会议赞成；二是同乡中如有孤寡急难之家，应由会馆量筹接济；三是同乡子弟无力入学，又无父兄照管，由会馆保送学校，代筹学费；四是同乡遇有争竞，务为排难解纷，以全乡谊；五是若遇到同乡被外界无理欺凌迫挟，会馆就必须共同出力加以保护。（注：《重订浙闽会馆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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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55 第四，会馆内设有神殿享堂，祭祀神祇、同乡先贤。一般商人会馆祭祀行业神，如清末上海的商人会馆，其中商船会馆崇奉天后（即妈祖），徽宁会馆正殿供奉关帝，泉漳会馆前殿供天后，后殿供关帝，药业公所供炎帝，纸业公所祀关帝及蔡伦，药业会馆奉神农帝，参业公所奉神农、炎帝，集义公所奉关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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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57 清末上海的商人尤其信奉天后，对天后祭祀甚勤。以黄浦江上的沙船帮为例，所从事的主要是“南货”与“北货”的贩运，却能获利倍蓰。沙船进出黄浦江口时，“必向天后、城隍处烧香”（注：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5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究其原因，大抵因为水道为交通媒介，而上海则襟江带海，所以凡是各省来沪经商者，无不乞灵于天后以求神佑。这种神灵信仰，其影响亦及于商人会馆。如在会馆中，均设有天后神牌，在每月的朔望则拈香以致敬礼。根据当时民间的传说，每年的三月二十三日为天后的圣诞，于是就在这前后数日内，各会馆通常会开筵演剧，“以伸祝嘏”。只有江西会馆可称是唯一的例外，在每年的八月初一祭祀天后。这是因为江西为夏布生产之地，每年的春天，各商正好在产地购货，等到八月初布市告终，才能腾出时间行赛神之举。（注：姚公鹤：《上海闲话》，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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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59 至于同乡会馆，则以祭祀先贤为主，如清末保定的上下江会馆，后为享堂，祀闵子、言子及宋人范仲淹、朱熹。（注：李鸿章：《创建上下江会馆碑记》，见《直隶省城上下江会馆录》。）此外，在直隶河间会馆中，还祭祀文昌魁星、朱衣大士，每年春秋，用三牲祭品祭祀。（注：《河间会馆录·值年值客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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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61 第五，会馆一般附设善会、善堂、义园，公贮经费，或支付寒士卷价，或周恤同乡忧戚事故。同乡会馆所从事的各项慈善事业，西人玛高温有一段详细的阐述，他在《中国的行会》中说：“同乡行会并未自称是一个乐善好施的慈善组织，然却总是参加各式慈善活动——收殓、埋葬死人。他们或者是帮助把死者尸体送回其家乡，或者是在定居地为同乡人修建一个公墓。有时对孤儿寡妇提供生活补助，或将贫困者送回其家乡。”（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3页。）这是相当真实的记录，可以从当时中方的史料中得到印证。如清末上海的商人会馆，其中商船会馆附设“承善堂”，办理同行水手伤亡；徽宁会馆办理施棺掩埋、助资盘柩等善举；花业公所设恤嫠会，周济同业中的嫠妇，月给恤钱，若伙友因公身故，施送棺木，加给殓费；洋布公所设“怀安会”，办理恤嫠、赡老等事，以济同业中的贫人；沪北钱业会馆，附设“怀安会”、“恤嫠会”，专门救恤同业伙友故后其妻之贫乏者。（注：民国《上海县续志》卷3《建置》下《会馆公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又如湖南长沙之衬铺，原本同业设有“雷祖会”，以共同祭祀雷祖。在此基础上，至光绪元年（1875），同行又设立了“长生会”，作为行业内的慈善组织。其会内同行互助救恤内容如下：“所有后学手艺与歇业多年及寡妇年满五十者，无论乡城远近地方，每人出钱六百文，准其登名入会，倘斯人不测，长生会上出钱五串文，以作同行帮助祭奠之费。”（注：《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商业条规》，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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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63 此外，会馆还设有一处甚至多处义园，作为同行、同业或同乡死后停柩埋葬之用。如江南会馆，自清同治十三年（1874）即已附设义园，分别男女，厝所有号舍64间，义冢有山地两处。（注：《江南会馆义园征久录》卷3《义园停柩逾限拟私葬山场公启》。）又如宝山县所属江湾镇，其辖内义冢，很多就是由会馆、公所所设，分别有：扬州八邑公所义冢，在阙三图荒圩，包括公所殡房在内，共计有地5亩；南海会馆义冢，在结一图外育圩，包括馆址在内，共计地5亩；长老会义冢，在结九一图字圩，共计地5亩8分余；蜀商公所义冢，在结九一图洪圩公所花园旁，共计地13亩6分余，光绪十三年蜀商游必芳、王正扬、许秉堃等创置；江宁七邑公所义冢，在阙三图荒圩，共计地10亩3分，江宁绅商陈彦清等创置；湖州会馆义冢，在结一图外育圩，包括病院、殡舍在内，共计地10亩余，宣统二年（1910）会董谢庆麟等创置；南海邑馆义冢，在结一图外育圩，共计地5亩；山东会馆义冢，在结九一图荒圩，包括馆址在内，共计地16亩；苏长公所义冢，在阙三图荒圩，共计地1亩6分。（注：钱淦总纂：《江湾里志》卷10《救恤志·恤亡》，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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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65 第六，会馆经费的来源，有些会馆由现任达官捐资大部分，其余由同乡捐集。明代嘉靖末年，歙县会馆在北京建立时，其捐款录分为五类，分别为名宦、甲第、乡试、武职、贡监。（注：徐世宁、杨熷续录，徐光文、徐上墉重录：《重续歙县会馆录》之《续录》前集《捐款录》，20页。）可见，同乡会馆的热心创立者，应该还是属于士大夫。在这种会馆中，首先出资者往往对会馆具有支配权。当然，大部分会馆的经费，均来自同乡或同业商人的捐资。同乡会馆的捐资，分别有喜资、岁捐、折席（详见附表18、19），而商人会馆的经费，除公捐外，还有商业买卖中的捐提。如清末上海的豆饼业公所，其经费就来自代客买卖之货的捐提，油每篓捐银一分四毫，小者减半，豆每石捐银一厘八毫，饼每片捐银二毫八忽。又米麦杂粮业公所，其经费也来自代客商买卖河船米麦杂粮，每石提捐钱一文。又校斛，自一只至三只，每月捐银一元，多则递加。（注：民国《上海县续志》卷3《建置》下《会馆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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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67 为了对会馆经费来源作更深入的探讨，下面不妨引用日本东亚同文会编《中国经济全书·会馆及公所》中的调查记录加以分析。据此调查可知，会馆、公所所需经费，数额颇巨。会馆建设之手续，以及设立之费，各地多有不同。以上海为例，其中的建设费用，大抵从3万两银子至八九万两银子不等。如上海的徽宁会馆，其建设费用为8万两银子，广肇会馆为3.8万余两。（注：日本东亚同文会编：《中国经济全书·会馆及公所》，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95页。）又以上海的安徽会馆为例，其支出项目相当之多，一次性投入的建设费用，亦达29525两余（详见附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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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69 一般会馆的经费来源，通常分为两项：一为捐款，二为租款。会馆之性质，大多以慈善为目的。细究会馆经费来源，其中的捐款，又可分为下面四种：其一，乐捐。所谓乐捐，就是会馆创设之际，所募集的各项捐款。其二，一文捐。所谓一文捐，即每日出钱一文之谓。除了妇女、小孩任凭自由外，其他若20岁以上的男子，即使其家贫寒，亦须出此义捐，故收入相当巨大。如清末上海的绍兴会馆，其中一文捐的收入，每年达到6000余元。其三，月捐。在清末的上海，诸如四明公所、徽宁公所、广肇会馆，多有此捐。照理说来，月捐通常仅仅限于同乡商店的伙计。以清末上海为例，其中的大伙计（指食俸多者），每月出一二千文，即使是小伙计，每月亦须出二三百文。其四，入堂捐。所谓入堂捐，就是运棺于殡所时所纳之捐金。如清末上海的四明公所，其入堂捐的收入，每年达银洋3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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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71 所谓租总，其实就是赋课金。租总虽属善举性质，但往往对参与会馆、公所的商人强制加以赋课。关于行会经费的筹集，西人玛高温在《中国的行会》中说：“资金筹集的办法是由行会成员对自己出售的商品进行‘征税’——其税额则根据需要而定，平均约为千分之一。”（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8页。）这其实就是赋课金。租总包括下面三项：其一，货物税。货物税仅仅限于各帮。出于同业者的公义，支办会馆的经费。当然，各帮所定商品税率多有不同。如上海的绍兴会馆规定：“凡我同业者，卖大箱之茶课四分，小箱课一分五厘，按期纳付，不得有误。”又嘉谷堂所定章程规定：“同业者卖米一担，征收钱四文。”其二，船税。所谓船税，即对出入船舶，按照等级征收课税。此课税，大抵比照清代官方所定民船等级税率以定。如当时侨居天津的闽广商人公议如下：“其酌捐香资之法，以船之大小，为定捐资之轻重。凡船有装一千四百担以上者，为大船，应捐银三十两；装一千四百担以下者，为小船，应捐银二十两。须于出港时交纳。”其三，家屋税，即房租。所谓家屋税，就是对向会馆租赁房屋的商家征税，亦属会馆的主要收入。（注：同上书，100~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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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73 三、新式商会的相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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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75 中国商人社团的历史发展，在经历了行会、会馆、公所的发展过程之后，明中期以后“墟集会”这样的商人社团的出现，无疑是一种新气象。然而这种新气象却是转瞬即逝，在明末尚未形成气候，随即就为大量涌现的会馆、公所所淹没。直至清季，由于早期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新式商人社团才得以出现，而且蔚成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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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177 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至清末，清政府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才使得各地商会相继成立，但就其起源而言，商会同样具有一个构造过程，而且从其随后的发展来看，确又突破了官方的章程，成为一种比较纯粹的资产阶级社团组织。尽管在光绪二十年（1894）之后，因受到西方学会的影响，各地组织学会蔚然成风，但职业性的商会组织中，其反映尚不普遍。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南《湘学新报》发表《拟中国建立商业总会章程》，希望藉此“合中国全国经商之爱力以为商力，条最中国全国之商财资本以为资本，群中国全国之智度材量以为商智”（注：《湘学新报》第27期《拟中国建立商业总会章程》，转引自王尔敏：《商战观念与重商思》，见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27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按：下面关于商会建立过程中的史料，除注明出处者外，均转引自王文，特此说明，不敢掠美。）。光绪二十四年以后，各省陆续设立了商务局，成为一种管理地方工商事务的准官方机构。这种商务局当然带有很多传统的衙门习气，然诚如有些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样，中国近代商会确以这种准官方机构作为历史的起点，这一点毋庸置疑。（注：相关阐述，可分别参见朱英：《清末苏州商会调解商事纠纷述论》，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1）；虞和平：《清末民初商会的商事仲裁制度建设》，载《学术月刊》，2004（4）。）据《湖北通志》记载，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委派王秉恩为汉口商务总局总办，复邀各商帮选总董24人，分董36人，“于是汉口商人有会议之处，开各省风气之先”。商董开始参与商务局的事务，使其在衙门形式之外，增添了一些商人社团的色彩。光绪二十七年，张之洞又以札文指示湖北汉口创设商务学堂、商会、公所，并申明成立商会，可以起到“集思广益，互相联络”之效。光绪二十八年以后，更是出现了商业会议公所，更具商人社团的特色。如就在这一年创设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由盛宣怀拟定宗旨，其中的五名总董分属于四明公所、广肇公所等大商帮和银钱、汇业、茶业、五金洋货业等大的行业。其中又设议员，由来自南北市各行业的商董充任。（注：《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第一次章程》，见严廷桢辑：《上海商务总会历次奏定禀定详细章程》，清光绪三十三年刻本。）又因状元出身的商人张謇的推动，上海于光绪二十八年亦成立了总商会。光绪二十九年，天津绅商也创设了天津商务公所，其中的董事均由各行商人公举，随时赴所讨论商务事项。此外，光绪二十八年，广州和汉口也分别成立了商业会议公所和商务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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