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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商会的正式出现，始于光绪三十年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之后。此年一月，商部上劝办商会一折，说明了办商会的重要性，其中言：“纵览东西诸国，交通互市，殆莫不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而揆厥由来，实皆得力于商会。”（注：《商部奏劝办商会酌拟简明章程折》，载《东方杂志》，第1卷1期。）此后，商部又向各省颁发劝办商会的谕帖，继而阐明设立商会的意义：“商会之设，不特可以去商与商隔膜之弊，抑且可以去官与商隔膜之弊，为益商务，良非浅鲜。”（注：《商部劝办商务谕帖》，载《东方杂志》，第1卷2期。）《商会简明章程》共计26条，谕令各省各埠前经各行众商公立的商业公所及商会公会等，一律各改为商会，并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而于商务稍次之地，设立分会。”另在会员人数、会董资格及总、协理权限、议事规则等方面，亦均作了说明和规定。（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清末民初单行刻本。）与此相应，同年底商部制定了《商部接见商会董事章程》，规定商会董事可随时赴商部禀告有关商务重要事宜，吏役不得刁难阻遏，违者予以严厉处罚。光绪三十二年（1906），商部又颁布了《订定商会章程附则》六条，对设立商会分会及有关问题作了补充规定。同年，商部上奏朝廷，建议设立商船公会，并初订商船公会章程13条，表明其宗旨“专为保护整顿中国航业”，规定由航业商人禀承商部批准，视各埠航业繁简，酌量情形，分设商船公会总会和分会。此章程后经商部重新修订，增补18条，于同年奏准正式颁行。（注：《商部核定商船公会章程》、《商船公会章程》，分载《东方杂志》，第3卷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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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章程颁布后，各地纷纷照章程成立商会。上海首先于此年年初在商业会议公所基础上改设商务总会，修正章程，举严信厚为总理，徐润为协理，周金箴为坐办。（注：《上海总商会概况》，上海，上海总商会，1928。）在总商会之下，上海的商务分会也相继成立。如上海南商会，原名沪南商务分会，成立于光绪三十一年冬；三林乡商务分会，成立于光绪三十三年；闵行镇商务分会，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马桥乡商务分会，成立于宣统二年（1910）；塘湾乡商务分会，成立于宣统三年。（注：民国《上海县续志》卷1《风俗》。）此外，上海地区各乡镇之商务分会，亦陆续成立。如望仙桥乡商务分会，成立于光绪三十年，会董（当时称商董）为黄庆安（注：杨大璋纂：《望仙桥乡志续稿》之《建置志》第2《会所》，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2册，14页。）；在宝山县真如镇，设有吴淞商会真如分事务所，光绪三十四年成立，设商董2名，有会员40名（注：王德乾：《真如志》卷3《实业志·农商会》，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4册，56页。）；在娄县枫泾镇，光绪三十四年秋，由松江商会提倡设立枫泾北镇商会分所，呈请农工商部立案，奉部颁发钤记，于宣统元年正式成立（注：程兼善重纂：《续修枫泾小志》卷2《志建置·义建》，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6册，36页。）；在罗店镇管辖下的宝山县盛桥里，于宣统二年（1910），业董顾仲爵请设盛桥商业集议所，经罗店镇商会议决，暂设本乡城隍行宫内。（注：赵同福主任编纂，杨逢时等编纂：《盛桥里志》卷2《礼俗志·商会》，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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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后，天津、长沙、江宁、广州、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也相继创立商务总会。据天津市档案馆所藏《天津商会档案全宗》可知，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天津商务公所也改组为商务总会，公举王贤宾为总理，宁世福为协理，么联元为坐办。又据《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会馆》记载，当时湖南省城长沙亦创设了商务总会，凡所属商号，均须入会注册。其注册费分三等：上等钱四串，中等钱二串，下等钱一串。若本小利微，且又不愿入会，即照部章，悉听其便。至于那些执业卑贱及欠债倒闭尚未清偿的商号，均不准入会。又土膏庄店、料子作坊，因系朝廷禁物，从光绪三十四年起，概不注册。湖南省外各属，如湘潭、常德，因各帮商号意见龃龉，尚无分会。而澧州之津市，会同之洪江，有无分会，并无明确的史料记载。至于益阳、浏阳、宁乡、巴陵、平江、衡阳、清泉等处，无不依次设有分会，均照总会定章办理，仅仅注册费各有差异。其筹收分会之常年经费，如益阳议加岁捐，每岁一号负担钱六串，余下亦三串、二串、一串不等。其他各属，或繁盛埠头商情复杂，或偏僻城市经费难筹，致使分会多未能成立，亦有已经组织，尚未成立者。其他商号，多由省城总会注册，往往一处数家，或十数家，或数十家不一。于是，又将注册一端视为设立商号的必要程序。（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14~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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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承德也成立商务总会一所，作为全省商务机关。另在城内设分会八所，八关各设分会一所，办理“本地面上商务”（注：宣统《承德县志》第7类《实业志·商业》，清宣统二年增修石印本。）。至于各地县一级的商务分会，其设立的时间也大致是在清末。如江阴县商务分会，成立于光绪三十一年，后改称江阴商会，设总、协理各一名。（注：民国《江阴县续志》卷3《公所》。）在宝应县，光绪三十一年由鲍友恪等禀设商会。又有商务公所，于光绪三十二年改为商务分会。（注：民国《宝应县志》卷2《公署》，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据统计，到光绪三十一年，全国共创设了商务总会和分会约70个，而次年，一年之内所设立的商会就达10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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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务公所演化成商会，这是商人社团一种质的飞跃。商会出现以后，其宗旨和目标更加明确，正如史料所言：“商会者，所以通商情，保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如湖南成立商会之后，凡遇到关于商界应兴应革、不平不直之事，或开会议，或赴会起诉，商会均有实行解决及保护之力。（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14~115页。））就过去的商业公所而言，不过是地区性的商业联盟团体，而商会则是全国性的工商统一组织，自总会、分会乃至更低一级的分会之分会，从属体系相当明确。另外，就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来看，商会管理人员的选举更具民主色彩。如承德商务总会会董、执事、庶务各会员，“皆由商家投票公举”。各行又有代表一人，每月初一、十五均可到会议事，星期六下午亦可参与会议。（注：宣统《承德县志》第7类《实业志·商业》。）还有，商务公所以各行行董为成员，而商会会员的组成，已包括普通的商家。综上所述，商会的出现，说明中国商人社团已进入一个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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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传统的诸如会馆、公所一类的各省同乡团体，一方面根植于深厚的邻里乡党观念，另一方面，鉴于传统中国政治机关不完备，无法从法律的角度保障个人的生命财产，更不能实现个人的权利，所以只能借助同乡团结之力。当辛亥革命之后，因为秩序破坏，新国家需要加大建设，为了“适应时代之风潮”，组织新同乡团体亦就成为必然之势。（注：根据日人宗方小太郎的考察，民国初年新式同乡会团体，以上海、北京最具代表性。就上海方面来看，分别设有“四川公会”（旧名“四川共和助进会”）、“江西建设讨论会”、“奉直鲁协会上海支部”、“两湖联合会”、“广西共和公会”、“福建同乡会”，以及“全皖旅沪同乡会”、“徽州公民会”、“云南同乡会”、“豫秦陇协会”（下分河南、陕西、山西、甘肃协会）等；而在北京方面，则有“陕西同乡会”、“西北实业协会”、“西北协进会”、“陕甘同乡会”、“甘肃共和实进会”、“四川协会”。参见氏著：《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225~22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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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人社团的两重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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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经济领域中各种商人社团（尤其是会馆、公所）的考察，不难发现，中国商人社团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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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明以前，只有传统的行会。这种行会，与其说是一种松散的行业性联盟，毋宁说是一种徭役组织，对传统统治的依附性极为严重。官府通过这些铺行，采办各类物品，并由此对工商业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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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明代中期以后，直至清末以前，出现了商业性的会馆、公所。与行会相较，这些会馆、公所的社团色彩更趋浓厚，无论是同乡商人抑或同业商人，均可通过会馆、公所维系同乡或同业的感情，协调内部事务，便于商业利益的开拓。如清末《振华堂洋布公所规则》已经明确指出其宗旨，为“联络同业，维持公益，研究商学，兴发实业，以冀同业之发达”（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612页。）。同时，会馆、公所的出现，使商人可以通过团拜、祭祀、会议等，加强同乡或同行内的交往，并得以借助团体的力量从事一些慈善或社会福利等建设性的事务，如办义园，设善堂。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会馆、公所不过是一种传统社会的商人社团。它们的出现，固然是传统社会内部商品经济长期孕育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然从其目的来看，无非是商人和手工业者为防止竞争、排除异己和垄断市场，显得十分狭隘。换言之，会馆、公所与专制政体之间，并非形成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注：如傅衣凌说：“中国城市行会制的发展，它对于封建政府的关系，不是对立的，绝大部分是替封建主服务的。试看中国工商行会制的原始，从会馆到行帮皆由有名望的士绅为其代表人，成为专制政体统治城市的一个工具。”（傅衣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若干问题的商榷》，见《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6页））就会馆、公所的成员构成来说，公所多为同业者的联盟，而会馆更具同乡会的色彩。所以，会馆虽无行业之分，但囿于地域籍贯，公所无地域籍贯之别，却又受行业帮派的拘束，各自存在，互不相统，均非各行商人及手工业者的统一机构。同时，公所、会馆所从事的事务，亦以传统的慈善事业为主。在某些会馆、公所中，这种同乡、同行的福利事业，有时竟然达到了喧宾夺主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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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至清末，商会这种新式社团正式出现。清末商会的成立，多由商部奏请朝廷谕准，并由商部颁发关防钤记，显然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和保护，并享有社团“法人”的地位。商会有“众商业之代表”之誉，不限籍贯和行业，为联络工商各业的统一社团。它的成立，使各行业乃至各地区第一次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整体，并开始以独立的社团“法人”新姿态，登上近代中国的社会舞台，其势力和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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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虽为新式社团，然诚如有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其间新旧因素、近世民主性与封建传统性并存，具有两重性的特征。（注：相关阐述，可参见马敏：《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马敏：《商事裁判与商会——论晚清苏州商事纠纷的调处》，载《历史研究》，1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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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商会领导人和组织成员的社会身份来看，并就其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而言，基本上是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民办社团。同时，商会活动经费，亦多来自工商业者的自愿捐助和自筹，与官方无涉。但与此同时，它又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官方的承认与保护，固然使商会取得了合法社团的资格，却又使商会蒙上了一层受到官方控制的阴影。从商会的实际创办过程来看，走的显然是一条自上而下的道路，官府在商会的创立中扮演了主导角色，而工商业者却仅仅是一种从属或依附的角色。换言之，正是因为得到了清政府及各地地方官府的扶植，各地商会才得以蓬勃发展。同时，商会又带有一些半官方机构的意味，其成员大多具有亦商亦官的双重社会地位。商会直接受商部管辖，其总、协理均由商部“札委”，并颁给“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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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商会虽为新式社团，但继承了许多行帮传统。据苏州市档案馆所藏《苏州总商会呈工商部条陈》记载，各地商会创立之时，在组织上，“大都以各业公所、各客帮为根据”。上海商务总会的会员则区分为“合帮会员”与“不合帮会员”（后改称“分帮会员”）两类，前者是行帮公所的代表，后者则是商店企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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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商会成立后，有些虽建有新的办事公所，但很多仍借用过去的会馆、善堂，作为自己的办事机构（注：如贵州贵县商会附设于县城粤东会馆，江苏江阴商会亦假保婴局后轩为公所，足证商会缺乏完全的独立性。参见民国《贵县志》卷2《社团》，民国二十三年刊本；（注：民国《江阴县续志》卷3《公所》。），说明商会势力尚缺乏完全的独立性，从而与传统的行会、慈善组织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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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第三章 军事型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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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义社”与“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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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义社”或“义会”，即指以地域单位为中心的临时性军事团体。义社、义会的崛起，当与官方军事体制的衰败和社会秩序的不安定有关。军事性义社、义会滥觞并初盛于宋，再盛于元、明两代，入清则流变为联庄会。民国成立以后，当时“人民政治思想发生狂热”，导致军事社团的历史性转向，亦即军人社会大量组织政治团体。（注：根据日人宗方小太郎的观察，民国建立以后的军人社团，可分为陆军团体与海军团体两类：陆军团体，主要有“军界统一会”、“陆军偕行社”、“全国将校团”、“南京陆军将校联合会”、“军事研究社”、“陆军学生联合会”、“江苏海陆军将校进行社”；海军团体，则有“海军协会”、“中华民国战舰会”。参见氏著：《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206~21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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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斗力尚武之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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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性结社组织的出现，当与社的起源大有关系。换言之，当社初起之时，就与军事行动密不可分。《周礼·秋官司寇》云：“大军旅莅戮于社。”据注：社，谓社在军者也。《尚书·甘誓》亦云：“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孔安国言：“天子亲征，必载迁庙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则赏祖主前，示不专也。不用命奔北者，则戮之于社主前。”（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5《莅戮于社》，113~11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可见，社的祭祀不仅是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起源，同时天子亲征这一类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也与社颇有瓜葛。从这种意义上说，后世军事性社团的兴起，其实就是古老的祭祀组织或地域团体的军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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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中国民间久已相沿的斗力、尚武习俗，也为军事性结社的出现提供了很好的社会土壤。据《荆楚岁时记》载，南北朝时，每年五月五日，民间有“蹈百草”之俗。至宋、元时，就演变成为“斗百草”之戏。如欧阳修有诗云：“共斗今朝盛，盈襜百草香。”（注：脱应修，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3《岁时》，见《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264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即指此俗。斗草之俗，当然只是斗巧，而非斗力，但其中所含的争斗意识，同样反映了民间尚武的传统。除斗草之外，民间尚有“斗力”之戏。据史载，隋代镇江京口为一都会，民间大多习战，号称“天下精兵”。当地之俗，每年五月五日行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注：史弥坚修，卢宪纂：《嘉定镇江志》卷3《风俗》，见《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2338页。）。至明清两代，福建漳州又有“掷石之戏”，“持石头相扑，折肱破脑，有司历禁之，终不可止”（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101《漳州府部》，清光绪三十年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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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民间尚有习武之俗，历代相沿。如宋代河北诸州军民户，就有一批人惰弃农业，专习击刺之术，诸如“枪剑桃棒”之技，样样都习。（注：宋真宗：《禁河北诸州军民习禁咒击刺之术诏》，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237，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在明代民间举行的会社中，也保留着尚武的良好风习。如吴地社会，其杂戏中就有打围场、平倭队、沙兵队、广兵队等名色。（注：王稚登：《吴社编》，见《说郛续》卷28，清顺治三年刻本。）清代乾隆时期，在四川，更有来自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的“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在河南，“少壮之民，习于强悍，多学拳棒”；少林寺僧徒，“向以教习拳棒为名，聚集无赖”（注：《清高宗实录》卷203，见影印本《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6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清末浙江松阳县，每年秋天有“水神会”，“聚农民数千人，各出钱数百文大会宴，时作野战状，以比武”（注：陶成章：《浙案纪略》卷中《列传》，见《辛亥革命》（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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