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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斗力、习武之俗的存在，当然是为了强身健体，但同时又是民间尚武精神的真实反映。一旦社会动荡，民间纷纷结社自保，这批习武之人就成为军事性社团的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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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义甲”与“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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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军事性社团出现会、社的名称，当始于宋。在宋代，如“弓箭社”、“马社”、“万马社”，均为众所周知的军事性社团。北宋年间，河北、京东等路将人户组成弓箭社，推家资、武艺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等，自备鞍马器甲，供地方治安和备边之用。而在这些军事性社团中，为购买马匹，其成员又相互结成马社。如北宋时期，陕西、河东劲勇及广锐等军相结为社，购马时，除官司所给马价外，并由本社成员自筹部分资金，马死则买而补之。宋代淮民多畜马善射，崔与之欲据万弩社法，创设万马社，“募民为之”（注：《宋史》卷406《崔与之传》，122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又如河东忠烈、宣勇乡兵，也是“结社买马，以填广锐禁军，陕西振武亦然”（注：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5《安边御寇》8，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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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军事性结社的风气极盛。这些结社，大抵与乡兵组织合一。如南宋时，叶义问、贺允中从金国出使回来，认为金必毁盟，为此陈康伯建议四策，其中之一就是“分画两淮地，命诸将结民社”（注：《宋史》卷384《陈康伯传》，11809页。）。“民社”云云，实指那些民间的军事性结社。在福建，每当地方不宁，民间亦纷纷结社自保。如靖康年间，潘中任长溪令，正赶上叶侬叛乱。潘中为防其骚扰长溪，就“团结民兵，号忠义社，为备”（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100《福宁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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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这种军事性的义社，有时又称“义甲”或“牛社”。如在北方边地诸郡，每遇金人入寇，一些土豪就统率义丁实行抵抗，与官军成掎角之势。尤其在罗山、杏山等处，更是出现了义甲、牛社等民间军事性组织，设有头目、总首，在土豪的统辖下，自相结集，保卫乡里。（注：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29《缴奏奉使复命十事》，见《四部丛刊初编》，民国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在南宋，民间更是出现了大量的抗金军事组织，即“义社”与“巡社”。北宋至南宋初，河朔百姓自相结巡社，抗击金军。建炎元年（1127）八月，因户部尚书张悫建议，宋廷规定诸路、府、州、军，什伍其民，并“教之战”，使其自保疆境，各社均以“忠义社”、“强社”、“巡社”为名。其社编制如下：每十人为甲，甲有长；五甲为队，队有长；四队为部，设有部长；五部为社，设社长、社副各一名；五社为都，设都社正、副都社正各一名。甲长以上，均免除本家保甲色役各三年，依次递迁，仍允许置办各种器械，轮流到寨教习。忠义社、巡社在抗金战争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此外，梁兴在北方组织人民抗金，亦以忠义社为名。此类结社，在南方也广泛存在。如建炎年间，福建建寇窃发，城居编户自结忠义社，于是，州在左右南厢均置社，以有产业之人充当社首、社副。建寇平定后，就令社专掌防火器备缓急，以一年更替。乾道二年（1166），参政王之望增设城外草市社，一如城内之法。闽县城内六厢，总计37社，城外设10社。绍兴二十八年（1158），知县张维将产业户除外，凡在市经营之人，均列入社籍编置，“以流水法差，一季替”。元丰六年（1083），又将所籍船只尽行团结，立义社，“使自相推择首领”（注：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14《版籍·州县人役》，见《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7901~7902页。）。可见，宋代此类军事性的社团，除了民间团结互保这一自助特色之外，由于地方政府的参与，进而演变成为一种相对固定的军事性徭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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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元以后，这种民间义社继续存在。正当金末之时，中原生灵涂炭，燕之永清人史伦广结豪士，以侠称于河朔。史伦死后，河朔诸郡结40余个“清乐社”，“社近千人，岁时像伦而祠之”。至元，史伦之子史天倪，选清乐社中壮勇万人为义兵，号称“清乐军”。（注：《元史》卷147《史天倪传》，34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显见，所谓清乐军，其实就是以地域祭祀组织为中心的军事性社团。元末之时，张士诚起事，并能逞一时之雄，所凭藉的也是乘时丧乱，“保结义社”（注：杨循吉：《吴中故语》，《说郛续》本。）。于是，军事性的义社又成为地方群雄的主要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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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符会”与“义勇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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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立国，上元县典史隋吉曾向明太祖建议，将乡村农民以“社”为单位，建立乡村基层组织。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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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令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每遇农时有疾病，则一社协力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芜，民无饥窘。（注：余继登：《典故纪闻》卷5，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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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明太祖采纳其建议，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的里甲制度。隋吉所谓的“团为一社”，为乡里行政组织，并非军事性的社团。但在明代的北方，确实存在着军事性的“团社”。如在河间、保定等府，当地百姓“皆团聚为社，分曹角艺，日悬弓矢驰猎为乐”（注：《明穆宗实录》卷46，隆庆四年六月乙卯条，见校印本《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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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社会动荡之时，军事性社团就起到保护地方的作用。这在明代也不例外。明季，社会动荡不安，学者孙奇逢结庐于容城东南双峰村，“与同人修武备，兴文学，干戈扰攘之时，有礼乐弦诵之风”（注：汤斌：《孙夏峰年谱》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据《畿辅丛书》本排印。）。此外，他还与同志立科条，有严同心、戒胜气、备器具、肃行政、储米豆等六事。此处虽不言孙奇逢结社，但他在双峰村之所为，全是为保护地方而设，显然亦类似于团结性质的结社。弘光元年（1645）四月，清兵未至江南，但徽州府属黟县、休宁等县，奴仆已蠢蠢欲动，结12寨，“索家主文书。稍拂其意，遂焚杀之”。休宁良家子弟听说此事，大惧，于是也立“七十二社”，“富贵者写粮银，保护地方”（注：计六奇：《明季南略》卷4《黟县仆变》，2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显然，这“七十二社”，亦当属于义兵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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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民间军事性社团中，其最负盛名的是“林符会”与“义勇大社”。成化初年，“流贼”四起。茂名人林雄首创义会，率符琼等300余人，“矢盟并力保障乡村，贼不敢入其境”。后林、符二人殉难，乡人立祠祀之。当地后人遵其法，因此就有了“林符会”这样的乡兵义会。（注：陈舜系：《乱离见闻录》卷中，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资料丛刊》，第3辑，258~25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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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大社出现于明季。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率兵攻打开封城，祥符县知县王燮创设“社兵”予以抵御，按开封府城84地方，立84社，“择民有一二千金产者出兵一名，或两家合出一名；万金产者出兵二三名。巨商亦然”。社兵的具体编制则为每社社兵50名，择殷实有素行生员二人，分别充任社长、社副，统率50名社兵。另外，选总社五人，“按五所五门，各置一人统之”，依次为北门后所总社、南门前所总社、西门右所总社、东门中所总社、曹门左所总社。社兵“无事则团练习艺，有事则登陴守御”。与此同时，推官黄澍也创设了“义勇大社”，同样属于义兵结社性质。这种军事性结社，传统色彩相当浓厚，如“刑牲祭关壮缪侯，与众饮血盟酒”，而参加者的成分亦极复杂，郡王、乡绅、士民、商贾，各色人物均成为义勇大社的重要成员。全社分为五营，即中权、后劲、前茅、右翼、左翼，分设头目，大多由举人、乡绅、郡王统率。凡是社中义勇，“人给社票一纸”（注：李光壂：《守汴日志》，见《昭代丛书》壬集补编，清道光间吴江沈氏世楷堂刻本。），并在腰间系上无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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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庄会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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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联庄会”，又称“连庄会”，是以地域为纽带，出于防卫需要，将共同地域内的村庄连成一片，以期互相支持合作。联庄会也属于地域性的军事组织。如山东兖州府城武县共有村集1107个，知县赵嗣晋在各个村庄设庄长一人，大锣一面，火枪一杆，每夜逐户轮流打更巡夜。“或有警，则放枪为号，声达邻村，随放枪接应，共相救援，虽有盗贼，立时擒获。又分四乡为八方，以便稽查。八方锣声分别八音。每遇农隙之时，传谕八方，保什庄长依期演枪，如违者薄加扑责，以儆游惰。”（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237《兖州府部》。）此虽无明言设立联庄会，但从各庄互相接应、共相救济来看，显然已经将各村庄连成一片，具有联庄会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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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地方乡村主要实行军事化的保甲制度，并无专门的联庄会之称。至清代，保甲制虽继续存在并发挥乡村防御的作用，但联庄会兴起的势头已很迅猛。如康熙十二年至十三年（1673—1674），三藩之乱期间，福建宁化县之民间特地约结20多个乡为“保民会”，“耑禁从军及饷引外寇残害本境者。部署周密，治简严，缓急呼应，务联诸乡如一家”（注：李世熊：《寇变后纪》，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1辑，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毫无疑问，保民会就是典型的联庄会。清末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兴起，时因各地地方军备简陋，百姓为谋求自卫，纷纷筑寨防守，为坚壁清野之计，并自动联合数十村庄，结成一个大的团体，称为“连庄会”，守望相助，为此闾社得以保全。（注：《续安阳县志》卷9《兵防志》，北平文岚簃古宋印书局民国二十二年刊本。）庚子事变，联庄会再起，旋即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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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清末还出现了具有地方暴动性质的连庄会。据载，山东莱阳县永庄社社长于祝三，一向倡议反对清政府的新政，拒不纳捐，村民纷纷归附。曲诗文为于祝三的同志，与其弟曲林舟，“平日皆不安分，在县缠讼有案”。宣统二年（1910）正月，曲诗文在唐家庵地方，纠众50余人，“拜盟立会，蓄意与官僚为难”。当时莱阳朱知县勒逼各种捐税，经曲诗文倡导，城北八社联络一气，拟图抵制，称“连庄会”，由曲诗文出任会长。此连庄会成立后，提出七条要求，反对陋绅劣董干预地方公事，在地方完全实行自治。（注：《东方杂志·山东莱阳县乡民将乡董房屋焚毁》，见《辛亥革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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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地方军事性结社，有些亦称“会”，当属于民众抗清的军事组织。如广东钦州三郡墟土产蔗糖，各墟民众因为清政府糖捐繁重，就聚众抗捐，推刘思裕为首，名“万人会”。（注：《东方杂志·广东钦州乡民抗捐》，见《辛亥革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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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防会”的出现，使民间的自卫结社转而纳入政府的地方防御体系。如在承德，原先由地方团练结成“团练会”，又改称乡镇“堡防会”。后又将堡防会改为“镇乡自治警察机关会”，在旗屯设防长，民屯设约长，下设练长、会首与民兵。每个堡防会，所属民兵数，二三十名不等，均以村屯大小而定。（注：宣统《承德县志》第4类《政治志·警察》，清宣统二年增修石印本。）此外，尚有农禁会、堰坝会、巡夜会等，均属于地方防卫的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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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第二节 团练、民团与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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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团”的起源来看，亦属于乡村地域组织。大致说来，团主要有以下四层意思：一为糅合、聚集意。汉崔寔《四民月令》：“齐人呼寒食为冷节，以曲为蒸饼样，团枣附之，名曰枣糕。”二为乡村地域组织单位。如隋朝，每年五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注：《隋书》卷24《食货志》，6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后五代周显德五年（958）十月诏：“诸道州府，令团并乡村，大率以百户为一团，选三大户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仍每及三载，即一如是。”（注：王溥：《五代会要》卷25《团貌》，清光绪十年江苏书局刊本。）三是军队编制单位。《隋书·礼仪志》云：“又步卒八十队，分为四团，团有偏将一人。”四是宋人市肆之称。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诸行》云：“又有名为团者，如城南之花团，泥路之青果团，江干之鲞团，后市街之柑子团是也。”可见，从词源上讲，团的第一义为糅合、聚集之意，后三义均说明团为地域、军事或行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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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团又与民间结会互为出入，说明团与会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有时会可以变为团，如清末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900—1901）之际，出于保护乡里的需要，濮振声借助白布会会众创办团练，分别有“宁清团”，又称“宁清会”。（注：陶成章：《浙案纪略》卷中《列传》，见《辛亥革命》（一）。）有时团又可转化为会，如清末梧州岑溪、怀集两县的乡民，以前多附入古万村的“崇正团”，“以为结体抗捐之意”。后其众窜入山谷，“入其会者无算”（注：《东方杂志·广西民变余闻二则》，见《辛亥革命》（一）。）。后世的团练、民团与商团，作为军事性的结社组织，均与团的起源颇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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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甲及其军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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