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24278
在论述团练之前，很有必要对保甲制及其军事化的过程作一番梳理。据明人言，保者，原可与堡字并看，“兼有保守之意，故用此保字”。此外，保又为古代乡社之称，“守望相助之劝”（注：熊鸣岐：《昭代王章》卷1《句解》、《辨疑》，明刻本。）。揆诸史实，保确为乡社之称，亦为地域单位。明代虽已建立了里甲制度，但保仍与里并称。如明人吴桂芳上疏称：“如河南南阳县旧二十一保，今实不及十保。陕西商南县旧管一十二里，今止见在三里。”（注：吴桂芳：《条陈民瘼疏》，见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342，第5册，36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此即保、里并称之例，说明保可以与里等同。
1703024279
1703024280
保甲制的起源颇早。《周礼·地官司徒》就曾讲到施教之法，“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又《管子·禁藏》亦说到什伍之法。至商鞅变法，实行连坐之法，“其法以五家为保，十家相连，收司相纠察也。一家有罪，九家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注：上面所引，均转引自徐栋：《保甲书辑要》卷4《原始》，清同治十二年羊城书局刻本。）。北魏时，“令五五相保，若盗发则连其坐”（注：《魏书》卷57《高祐传》，12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唐代的伍保制，作为当时最基层的地方组织制度，尽管渊源于先秦军队的什伍制，而且属于地方民政体系，但亦不免带有军法连坐的色彩。不仅如此，随着官方的推广运用，伍保制更是被赋予了“保安、救助、纠告，甚至是偿付、检查、认证等性质”（注：罗彤华：《唐代的伍保制》，见梁庚尧、刘淑芬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城市与乡村》，88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1703024281
1703024282
宋张咏守蜀，春末时粜廪米济贫民，其粜米之法大致与保甲制相似：“凡十户为保，一家犯事，一保皆坐，不得籴。”至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十二月，王安石变法，正式“立保甲法”：“其法十家为保，五十家为大保，十大保为都保。选众所服者二人为都保正、副。凡保丁，听自置弓箭，习武艺，于是诸州藉保甲聚民而教之。”（注：徐栋：《保甲书辑要》卷4《原始》。）有宋一代，不少地方官均实行过保甲法。在宋代，保甲除了行赈济以外，同时又兼具催赋之责，行使户长的权力，因而与乡里制度合一。如宋代旧制，以户长督赋输。至熙宁中，行雇役法。不久，又行保甲法，始罢户长，而令保丁催租，“于是户长之役，移之保丁矣”（注：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9《福建罢差保长条令本末序》，清蒲城真氏拱极堂刻本。）。
1703024283
1703024284
考明代的保甲制，当始于洪武年间的“保伍”与永乐年间的“编排”。据史料记载，洪武初年，费震任汉中知府，“值大军平蜀后，陕西旱，汉中尤甚。乡民多聚为盗，莫能禁。是时府仓储粮十余万石。震即日发仓，令民受粟。自是攘窃之盗与邻境之民来归者，令为保伍，验丁给之，赖以全活者甚众”（注：谭希思：《明大政纂要》卷3，清光绪间刻本。）。用保甲法行赈济，这是自宋以来地方官员的普遍做法。费震所行之“保伍”，大概就是明代保甲制的原始。另据史载，“永乐中防盗，于村市集民编牌置械”（注：谈迁：《国榷》卷20，宣宗宣德二年五月戊申条，13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这大概就是王阳明十家牌法的起源。宣德元年（1426），御史朱惠“以伍籍空虚，复奏籍民兵，编保甲，令自为守”（注：万历《广西通志》卷22《兵防志》，明万历二十七年刻本。）。可见，宣德初年保甲制在广西得到了部分的推行。至正统时，显然已在乡村正式实行了保甲法。如谈迁《国榷》记载，“增丽水等县县丞，专抚民行保甲法”（注：谈迁：《国榷》卷27，英宗正统十三年十二月庚辰条，1753页。）。这样，保甲法不仅得到了广泛的实施，而且在县一级政府中，专门设立了管理保甲的县丞。正德、嘉靖以后，这种保甲法在腹里或边地得到了普遍的执行。直至明亡，此制一直构成明代乡村防御体制之一。（注：关于明代保甲制的探讨，可参见陈宝良：《明代的保甲与火甲》，见《明史研究》，第3辑，合肥，黄山书社，1993；陈宝良：《明代乡村的防御体制》，载《齐鲁学刊》，1993（6）。）
1703024285
1703024286
1703024287
清兵入关，清世祖就下令编置户口牌甲。其法为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每户给一印牌，上书姓名丁口。出则注所往，入则稽所来。寺观亦一律颁给，以稽僧道出入。乾隆二十二年（1757），将保甲之法更定为15条，内容涉及直省各属州县编户、绅衿之家、旗民、边外蒙古地方种地民人、在内地贸易的客民、盐场井灶的灶民、矿厂丁户、各省山居棚民、广东寮民、沿海各省商渔船只、寄居内地的苗人、云南之夷、甘肃番子土民、寺观僧道、各省回民、外来流丐等编设保甲的具体方案。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论，继明末之后，随着清初保甲制的扩大，开始出现里甲制与保甲制并行的局面。尽管如此，当时的里甲制尚广泛存在。至于保甲制取代里甲制，则更是“清代中期以后的事情”（注：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增订本），243~24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按：江西德兴县之棚民，同样编设保甲，即“将各棚户就其现住都图编入册尾，统归保正管辖，另立甲分，以别土著”（凌：《西江视臬纪事（选录）·棚民编保及禁缉私盐议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3辑，2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1703024288
1703024289
保甲制的编设，一般以户为单位，亦即通常最流行的十户为甲，十甲为保。但并不尽然。保甲有时并不以户为编设的基础，而是以人作为组成保甲的基本单位。如山东济南府所属陵县，在城市、镇店、乡村各立保甲，“大约以五十人为一保，立保长一人领之。二保百人，又立保正一人总之”（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202《济南府部》。）。两者相互结合，说明保甲尽管属于一种负责地方公共治安的组织，但同样以人、户为基本单位，从中可证其脱胎于传统的编户组织。
1703024290
1703024291
1703024292
在清代江西，其风气大多“聚族而居”。那么，在聚族而居的村落中，如何编设保甲，究竟是采用“一族自联保甲”之法，让“族正”与“保甲”合而为一，抑或让甲内别姓出任甲长，而“族正”仅仅“董率族人”？换言之，保甲制与家族制究竟属于一种什么关系，这在当时的官员中显然存在着一些争议。其争议的结果，则是确定在聚族而居之地，保甲制可与家族合并一处，即保正、甲长由族人充当，而并不是由一二别姓“异户”充任。除了在家族中编设保甲之外，另外凡是地方村庄聚族满百人以上，再“拣选族中人品刚方，素为阖族敬惮者”（注：凌：《西江视臬纪事（选录）·议建昌府条陈保甲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3辑，201页。），立为族正，同样负有纠察族中匪类之责。
1703024293
1703024294
综上所述，保甲制是从古代乡里制衍化而来的地域性组织，其平时负责地域内的社会治安，而在战时则负担地方的军事防御，可见兼具社会治安与军事防御双重职责。若是从社团的角度对保甲加以考察，那么仍有下面两点值得引起关注：
1703024295
1703024296
其一，早在宋代，时人行乡社之祭时，开始灌输保甲之意，使乡社与保甲合而为一。如真德秀“与同社百家修祀于本坊之社，牲牢酒醴，皆一力自备，退而分胙，则百家之人皆预，不以士农工商为间，庶合古人崇重乡社之意”。在修乡社祭祀过程中，真德秀又“陈说邻里乡党相亲相睦之义，及官司所以团结保甲本意”（注：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浦城谕保甲文》。），说明传统的乡社与保甲已趋于融合。
1703024297
1703024298
其二，保甲之设，其本意只是防备小窃与遗漏，并无捍御外盗之责，其间虽有“拽队巡警之说”，但未必经常行使。其后，保甲日趋军事化。如宋代江、淮一带，闻金兵将至，就实行保伍法，“五家为保，二保为甲，六甲为队，因地形便合为总，不以乡为限，总首、副总首统领之”。保伍内禁止赌博杂戏，“而许以武事角胜负，五日更至庭阅之，而赏其尤者”（注：《宋史》卷434《儒林传》4《薛季宣传》，12883~12884页。）。保甲的军事化，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保丁变成了保甲兵，使其尽地方乡兵的义务。换言之，在乡村编设保甲的同时，地方上出现了乡兵，亦即“保甲兵”。这种保甲兵，其实就是保夫、丁夫、火夫的军事化。所以，明代一般将“乡团保甲”并称。保甲兵在明中期以后的历次军事行动中，其作用是无可否认的。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王阳明征讨两广时，“尝以保甲兵一举而破獠夷三十六洞”（注：张萱：《西园闻见录》卷79《土兵》，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703024299
1703024300
除此之外，保甲还与团练相合，进而出现了“团保”、“团甲”，使保甲更趋军事化。如明嘉靖年间，王梴就在徐州实行过团保制。此制不分军民、官舍，只以住居循序，“每十家编一小牌，为一保，内取精健好汉、丁力强胜者为保长，承牌管领十家。又相度地方远近，村屯顺便，每五保编一大牌，为一团，内取精健兼有行谊、众所推服者充为团长，收牌管辖五十家”（注：嘉靖《徐州志》卷8《人事》3《兵防》，见《中国史学丛书三编》，台北，学生书局，1987。）。团保之外，尚有团甲。在明代的少数民族地区，每当明政府军破寨平叛以后，对那些“向化之民”，大多“编立团甲，以便管束”。这种团甲制一般为“每十人为一甲，立小甲一名”。团的编制更为复杂，或以村落为单位，合村编团。如李材曾有如下记载：“将中村、石泾、牵牛冈、元山四处并归沙湖为一团，大湴、石山、横山、杨柳湴四处并归为潘村一团，各立团长一名。”（注：李材：《兵政纪略》卷16《束团编甲以安集新民行屯总邹文茂总目梁乔》，明万历间刻本。）此即以村合编团之例。
1703024301
1703024302
上述所谓的团长、保长，名虽不同，管辖的人户多少亦不一，但无不起到了“团结乡兵”的作用，最后都演变成为乡兵的头目。
1703024303
1703024304
二、团练的兴起与发展
1703024305
1703024306
团练，有时又称“团结”，为团练地方丁壮的武装组织。据现有史料来看，团练至迟在唐代已经出现。如《资治通鉴》云：
1703024307
1703024308
（唐大历十二年）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其召募给家粮春冬衣者，谓之官健。差点土人，春夏归农，秋冬追集，给身粮酱菜者，谓之团结。（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5，唐大历十二年，72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按：傅衣凌曾对“团练”的成立过程作了追溯，说：“我不愿引用一般庸俗的名物考证学家的说法，把团练一词，机械的说是始于唐宋时代的团练使，而认为中国民间原有的一种政治武力团体的组织。”（傅衣凌：《太平天国时代团练抗官问题引论》，见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4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这是颇具真知灼见的看法。笔者在谈到团练之前，先述保甲及其军事化，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1703024309
1703024310
可见，所谓的“团结”，就是土兵或乡兵，并非职业军士，从而与“官健”有所区别。唐乾符末年，更是出现了“土团军”。当时黄巢兵攻江南，“永兴民皆亡为盗，刺史崔绍募民强雄者为土团军，贼不敢侵，于是人人知兵”（注：《新唐书》卷190《杜洪传》，54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1703024311
1703024312
至后周，窦俨上疏称，“乡村团为义营，各立将佐，一户为盗，累其一村，一户被盗，累其一将。每有盗发，则鸣鼓举火，丁壮云集，盗少民多，无能脱者。由是邻县充斥，而一境独清”（注：未见原疏，转引自胡世宁：《地方利害疏》，见孙旬编：《皇明疏钞》卷62，明万历十二年刻本。）。显然，后周的“义营”，其实也是乡兵，而且与保甲的连坐相结合，同样具有保甲兵的特点。
1703024313
1703024314
宋亦有团练。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3载：“（刘起彝）作战船，团结洞丁，以为保甲。”尤其是澶渊之盟以后，“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并“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弓箭社为军事性结社，同时又是乡兵团练的源头。如明人林希元在谈到明代乡兵团练时，就提到曹、璋之弓弩手，福建泉州、漳州之兵，并将其拟为宋之弓箭社。（注：林希元：《献愚计以制边军以御强胡疏》，见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164，第2册，1656页。）此即其例。此外，宋代也有“乡团”，即“乡为一团，里为一队，建其长，立其副”（注：《宋史》卷401《刘爚传》，12172页。）。
1703024315
1703024316
元末明初，乡兵团练蜂拥而起。至正十一年（1351），汝颍兵起，明玉真“团乡兵青山，为屯长”（注：查继佐：《罪惟录》卷6《列传·明玉真》，影印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元末，单安仁“集义旅自保，号青军”（注：查继佐：《罪惟录》卷8下《列传·单安仁》。）。可见，乡兵团结，以“团”这种形式出现，即可称为团练。元末人杨基有一首《送谢雪坡防御出郭团练》诗，其中有云：“朝催筑城夫，暮点团结兵。……官家百万师，自足与寇争。汝自守汝乡，汝自保汝生。闲暇苟不虞，仓卒恐见倾。我当徼汝劳，薄尔赋税征。”（注：杨基：《眉庵集》卷1，6~7页，成都，巴蜀书社，2005。按：此诗亦被清人法式善所引用，转见其所著《陶庐杂识》卷5，1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仅仅数语，团练之义以及相关的法纪，已是包括无遗。
1703024317
1703024318
乡兵团练的出现，大多以社会动荡时期为甚，属于乡里百姓自我保护的军事团体。所以，随着大明帝国的建立，社会逐渐趋于安定，更由于明初卫所制度在全国各地的陆续建立，乡兵团练在明初一度沉寂。至正统以后，由于东南沿海的倭变，以及内地诸多地区民众的骚乱，乡兵团练又一次应运而生，成为明代中后期乡村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1703024319
1703024320
明代团练的起源，大概应追溯到正统十四年（1449）。此年，北京城外关厢居民“自团聚诘盗”，为此，明朝廷“增各城兵马指挥十人”（注：谈迁：《国榷》卷28，英宗正统十四年十月壬戌条，1806页。），以便加以约束。至明末，地方团练的设置，遍及城乡各地，人数亦多寡不一。如安徽太和县，其下属各集镇均设有团练，分别如下：县集团练400人，界首集团练300人，三塔集团练200人，税子铺、十里沟团练各200人，倪邱集团练400人。此外，其他诸如砖桥集、洪山镇、光武庙、元墙集等处，亦各设有团练，人数不详。（注：吴世济：《太和县御寇始末》卷下《复查保甲器械》，61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3。）
1703024321
1703024322
在明末的乡兵中，某些地区存在着“社兵”这种名色，显然与地方军事结社有关。如张瀚在一封书信中曾言：“民间团结社兵，如浙江今日之法，责令有司觉察联属之心，有警则军民并力驱剿。”（注：张瀚：《上内阁相公》，见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300，第4册，3162页。）此为“社兵”与“团练”并称之例。又如天启年间，北直隶永平道所练乡兵，亦以“社”为团练的基本单位，即“每社若干牌，每牌若干名，居平分派，联络演习枪棍。遇有盗贼窃发，就便应援，深得古者守望相助之遗意”（注：《明熹宗实录》卷64，天启五年十月壬寅条，《明实录》本。）。
1703024323
1703024324
团练与保甲关系颇深，所以明人又有“团练城市集镇保甲乡兵”（注：吴世济：《太和县御寇始末》卷下《复查保甲器械》，61页。）之说。在明代，所谓团练，通常就是“团练乡兵”的简称，亦即以“团”为单位，操练乡兵。在团练乡兵之时，如若需要，又可设立“练总”以统领之。如北直隶顺德府，额设乡兵1700名。每当惊蛰、霜降，“各持兵器赴教场操练，逐一查点，以练总统领之。无事则治农，有事则荷戈”（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17《顺德府部》。）。
1703024325
1703024326
大致说来，团练在晚明东南海防中已初见成效。据明人田艺蘅言，团练乡兵在沿海之所以能取得成效，究其原因，实由于“大族之功，既能率人，而久乱之乡又皆固志，加以守巡之协助，府县之专督，是以其势易行，其民易集”。他进而认为，只有“望重一邑，才摄万夫，恩威兼著之家，信义素孚之人”（注：田艺蘅：《留青日札》卷37《非武备》，下册，118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方可充任团练的组织者。至明末，团练不但被认为可以“防患于未然”，而且与家族武装极有关系，亦即所谓的“父子兄弟之兵四合不可离”（注：吴晋锡：《半生自纪》卷上，见《吴氏囊书囊》甲10，钞本。）。
1703024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