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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练与乡村的乡勇、义勇也大有关系。换言之，将乡勇、义勇以团束编，加以操练，同样可以称为“团练”，如兴安葛源，“士民招议乡勇，创立五营，遵俞（谕）旨团练，使守望相助”（注：张自烈：《芑山文集》卷5《与樊公祖议革社仓书》，见《豫章丛书》，民国四年南昌胡思敬退庐刻本。）。明末团练已自成一套体制。如上引葛源团练五营，“营各有长，长各有职。诸器械、旗帜、符籍，参稽古兵法，悉具，授五营营长掌之。……兼行保甲、乡约毕，营长帅诸义勇诣五营，习步伐、击刺、骑射，肄业课以时，殿最以法，赏罚以信”（注：张自烈：《芑山文集》卷19《旅记》5。）。显然，这种团练更是与保甲、乡约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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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兵团练之后，即可称“乡团”，又称“土团”。这种乡团在对付农民暴动、保护地方乡里安全诸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明末张献忠攻陷宝庆之后，由新宁攻掠武冈，因被副总兵轻骑所蹑，只好“还至新宁峨口”，但在此地又为“乡团所扼”（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240《宝庆府部》。）。又明末浙江鄞县管江一带，一些不逞之徒也乘机而起。生员杜懋俊对此深感忧虑，“乃谋于其叔兆苮，请颁土团之法于有司，遂以兵法部勒族人，分队瞭望，击柝行夜，闾党为之安堵”（注：全祖望：《鲒埼亭集》卷8《明管江杜秀才窆石志》，见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17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而从“沿海诸村无不仿而行之”一句可知，此类土团并不仅仅限于管江，而且扩大到鄞县沿海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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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地方军事力量，除乡勇之外，尚有团勇。乡勇与团勇有所区别。随营打仗，官给盐菜口粮，听候调遣者，称为乡勇。人民修筑堡寨，备器械，里民自行捐给口粮，以备地方守御者，则称团勇。（注：《清仁宗实录》卷69，嘉庆五年六月壬戌条，《清实录》本。）显然，乡勇为纳入官方防御体制的地方军事力量，而团勇则为民间自卫武装。至晚清，由于社会动乱不定，民团、团勇不断涌现。嘉庆年间，大学士德楞泰上《筑堡御贼疏》，以求坚壁清野。疏中云：“为今之计，莫若劝民修筑土堡，或十余村联为一堡，或数十村联为一堡。贼近则更番守御，贼远则出入耕作，各保身家，自必奋勇。”当时，知府龚景瀚亦就团练丁壮、建立堡寨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其中有云：“责成地方官，巡行乡邑，晓谕居民，团练丁壮，建立堡寨，并小村入大村，称平处就险处。贼未至，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将至，闭栅登陴，相与为守。”（注：《山东军兴纪略》卷22《团匪》1，清光绪间京都刻本。）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由武汉顺江东下，沿江数省大震，北方亦甚为震动。清朝廷为使百姓团结自卫，命武英殿刊发德楞泰、龚景瀚的奏疏，让各地建立团练、堡寨制度。于是，一些地方官或乡绅纷纷举办团练。如毛鸿宾就在回乡之时，与地方官共同办理团练，“访求公正晓事之士民，举为团长，教以联庄互援之法，转相劝导筑堡浚濠”。其所设团练，或联数十村为一团，或以百余村为一团。（注：《山东军兴纪略》卷22《团匪》1，清光绪间京都刻本。）同治五年（1866），朝廷又下诏书，令民自卫，于是，“乡民习武以御强暴”，或称乡勇，或称民团。（注：民国《归绥县志》之《经政志·警卫》，民国二十三年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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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代末年，团练在全国得以广泛实施。一般说来，清末团练分为“民团”与“练团”两种。所谓民团，即“仍古者编立牌甲遗意，家出一人，轮流支更。每牌之中，互为守望，其实与保甲无异”。民团的好处在于“无筹费之烦，撤散之扰，事最轻而易举”。而其弊端则为“乌合之众，缓急难恃，器械不齐，老弱糅杂，一闻贼警，相顾失色。且商贾之竖，村野之氓，最惮为兵，一旦编入什伍，束以部勒，尤为其所难，易滋烦扰”。所谓练团，则为“富者出赀，量力输助，官总其成，别为招募”。练团的好处在于“郡邑之将，稍能知兵，号令齐一，约束谨严，部伍而居，练以新法，猝遇匪来，以寡胜众。节制之师，足歼大股，此可刻期而收奇效”。然其弊端亦相当明显，如“一勇之费，岁数十金，一邑一州，何以为继？”且团练宗旨，专主民兵，而应募入伍，大半枭桀，主弱客强，寖成尾大不掉之势。有鉴于此，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和州团练之法，已经分为“练团”、“户团”、“乡团”三种，实际上是兼用上面“练团”、“民团”二法。所谓练团，即“设法筹款，陆续募足练勇六十人，益以来城就练之乡团八十人，得一百四十人，比照德国一哨军队，仿德国一哨操法，编三大排，即德国之三小队也。职州身自督带，而以江南陆师学堂毕业学生为帮带，并兼教习。以职州前任怀宁县任内所练成之团丁十二人为排长、副排长，帮同教操，以资训练。即州署左侧旷地，辟为操场、营房，束以营规，寄以军令，日操二次，夜督梭巡”。所谓户团，即“练勇巡防，势常不及，弥以牌甲，以济其穷。城厢内外铺户，居民十家为牌，积牌为坊。坊一公所，派有团董，以为表率。城十一坊，夜必会哨，靡昼靡夜，猝有盗警枭匪骤乘，抵死来扑，练勇先驱，是为军锋，牌甲继之，相与兜捕。无事之时，各安其业，愿操者听，不操不强”。所谓乡团，即“令每甲岁出一人，州八十甲，虽八十人，半年为期，更番叠进，一岁之中，甲得二人，身手既娴，归团教练。期以三年，民风可革，挽弱为强，长城斯藉。此乡团所以与练团相为表里者也”（注：姚锡光：《吏皖存牍》卷中《举办和州团练通禀》，见《官箴书集成》，第9册，687~688页，合肥，黄山书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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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团练之制落到实处，便于永久实施，团练的倡导者通常采用制定章程之法，使团练趋于制度化。如刘衡任职广东四会县时，曾拟《团练章程》，而且禀准通行。细究章程，尽管事属多条，但大抵可以概括成下面三部分内容：其一，团练的管理及考成机制，包括团练管理人员、壮丁的选派，团练成员御警功罪之奖励及其惩处。如章程规定：每村之中，或者是由“党正”、“保正”出任团练的“董事”，或者公举绅衿、耆老二三人作为董事。至于团练内壮丁的选派之法，一般规定大户派出壮丁三四名，中户二三名，小户两户派出一名。壮丁即系本村各户农工执业之人，以本村之人守护本村之地，此即所谓“民自为守”，既不劳力，亦不费财，即古者“寓兵于农”之意。鉴于当时更夫之弊，“既费工食，又往往勾匪肆劫，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为此章程专门强调，壮丁不得雇用“游手无赖”之人，只有壮丁中确实有人因为贸易或探亲而外出，及绅衿、耆老力不能持械，方允许其家选派雇工、家人，或雇倩本村年壮良民代替。即使如此，仍必须报知董事注册。此外，团练通过具体的奖惩措施，以保证团练实施的有效性。如章程又规定：壮丁若擒获“伙盗”一名，由知县赏银20两。如果盗匪拒捕，该壮丁登时将其格杀，那么每格杀盗匪一名，亦赏银5两。假如壮丁能擒获盗首，知县所出赏银更是达到50两，即使是将盗首格杀，亦可得赏银20两。如有拿获“积聚巨盗”之人，更是从优奖赏。反之，若是壮丁有“怀挟私嫌、诬拿良民者”，那么一经审实，照诬良为盗之例严加惩办。此外，章程又规定：壮丁必须听从董事稽查，如有抗违不遵，及不在望楼支更值宿，那么董事可以立提究处。其二，团练的御警体制，包括壮丁器械配备、防御设施以及御警、巡逻之法等等。如章程规定：每个壮丁置备竹梆一个，火把20个，长四尺以上的防护刀、棍各一件，在棍上刻写“某村壮丁某姓名”字样，不许置造违禁器械，如有违反，一律重究。在各村附近总的要路口，或者离村庄较远且是山径、河汊、扼要的处所，必须建立“望楼”，望楼筑土而成，或以土为砖，堆砌成楼，以便瞭望。如系大村及路径分歧所在之处，则建造望楼二三座，中村一二座，小村一座。至于建造望楼及置备各种器具所需工料，由本村按照大、中、小户三等派捐，由董事自行办理。若各村交界处所，则由各村各户公同办理，均不许衙门书役参与其间。每座望楼设壮丁8名，至少亦须6名，夜间上楼支更巡逻，五日一换，轮流更替，以均劳逸。白天壮丁则仍各执农工本业，不致旷废。望楼置备铜锣一面，螺角一个。各家居民铺户，每家各置备铜锣一面，如确系家中贫窘无力，那么改用竹梆亦可。至于防御之法，章程亦有明确规定。如遇到盗匪来村，即在望楼上鸣锣吹角，其锣以随手连击不断为号，本村各户壮丁立即鸣锣接应，其锣亦以随手连击不断为号，各壮丁明火持械，飞出救援。此外，遇到盗警附近的各望楼、各村、各户，一闻连击不断的锣声，立即鸣锣接应，其锣以连击五声为号，各壮丁明火持械，飞赴锣声连击不断处的村庄救援。至于离盗警较远的各望楼、各村、各户，一闻五声锣响，立即鸣锣接应。其锣以连击三声为号，各壮丁明火持械，飞赴五声锣处，以次至锣声连击不断处的村庄救援。其三，为壮丁造册的规定。章程规定：董事每年需要开造壮丁册，里面登载壮丁姓名、年岁，一样两分，一存董事处，一送县署，由知县立刻当堂“钤印过朱”（注：刘衡：《庸吏庸言·团练章程》，见《官箴书集成》，第6册，220~221页。），分别给发存署，不必片刻守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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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清末，出于社会动乱的历史现实，于是地方绅士、商人纷纷创办团练，以保障一方的安宁。这些团练的兴办，甚至开始向乡镇渗透。如宝山县真如镇，咸丰十年（1860），由于太平军的“窜扰”，宝山县真如镇的绅士、商人创议办理团练。翌年四月，开始成立真如团练公局，推举董王渊董理其事，募集团勇40人，“日夜巡查，以防奸宄，并弹压游勇散兵。贼氛逼近，每与官军戮力邀截，颇著劳绩”。至光绪十年（1884），鉴于“匪类”啸聚，为患闾阎，当时的宝山知县吴观乐奉江苏巡抚之令，筹办地方保甲团练，由绅董陆毓岐、王家芝充任社长。清查户口，编贴门牌，按图各举正、副牌长二名，选拔强壮的居民充当团丁，担任守望及缉捕盗匪之职。（注：王德乾：《真如志》卷3《兵防志·团防》，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4册，69~70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光绪二十三年（1897），两江总督刘坤一札饬下属举办团练，于是宝山知县沈佺照会各厂绅董一律举办，依照市镇的大小分配团额之多寡，江湾镇定为40名，挑选年力精壮之人从事操练，造具名册，送县点验。光绪二十五年，朝廷下诏各省，整顿保甲、团练，知县沈佺改行按夫抽丁之法，照会绅士潘鸿鼎、施赞唐为总董，专任全县团练事宜。当时江湾镇团董合计二人，分别为严沐清、侯鹄，团长四人，为侯永芬、严涛、谈鼎祥、徐庆湘，团首46人，团丁460人，大旗锣夫4名，小旗锣夫118名。自团首以下，共计632人，分为前、后、左、右四团，按次序到县衙点阅，“俨如成军”（注：钱淦总纂：《江湾里志》卷8《兵防志·团防》，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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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团练局、冬防局、巡防局在江南乡镇的崛起，则更属团练兴办过程中最为值得关注的事情。如青浦县盘龙镇，就专门设立了团练局，办公场所在本镇的一座大寺内。咸丰十年（1860）夏，太平军东进，松江府失守，青浦城旋即陷落。在此之前，知县廖秩玮兴办民团，“以资保卫”。当时局董侯鼐、程云锦、徐行、金惟康等人，或劝集勇丁，或支应军需，或探报贼情，或随同进剿。盘龙与诸翟相近，属于嘉定、上海、青浦三县交界之处，于是上海知县刘邭膏、诸翟巡检黄仁廉下令，让各镇兴办团练严防。当时诸翟团董沈蓉、李长发等人，七宝镇杨崇道、马元亮、李墨庄等人，以及方家窑陈渊泰、李长春、李鸿等人，均属急公好义之人，各自创办团练之后，“分方互援”（注：金惟鳌纂辑：《盘龙镇志·义局》，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7册，38~39页。）。而青浦县之张泽镇、宝山县之盛桥里，则分别兴办了冬防局、巡防局。张泽镇之冬防局，设于痘神庙，光绪三年十月由吴昂锡募设。每年的十月朔日至次年正月底，属于冬防局的防务时期。光绪二十年改名为团防局，旋又复称冬防局。张泽镇之巡防局设在作善堂。光绪二十四年，募集巡丁八名设防。（注：封作梅补辑，封文权续补：《张泽志》卷3《建置志·警卫》，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9册，13页。）盛桥里巡防局创设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办公场所在城隍行宫。内局长一名，书记一名，巡兵八名，大夫一名。巡兵饷银由营中给发，本乡每月津贴油火钱6000文。局长臧宗仁宣统二年（1910）四月离任，继任者为叶昌乔，在宣统三年九月亦调回淞沪制造局。（注：赵同福主任编纂，杨逢时等编纂：《盛桥里志》卷4《防卫志·驻防》，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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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明代相较，清代的团练已显成熟，而且更趋制度化。清代的团练已就统领的设置、壮丁的抽派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一般是一乡设立一个团总，专司督办往来查催。如一县有四乡，则设团总四名，多者亦不过六七人。一都设立一个团长，督办一都事务。一图设立一个团正，专办一图事务。另每图设团佐一二人，协同办理一图团练事务。每个团总统领数个团长，每个团长统领数个团正。假若一姓聚族而居，就以族长兼任团正、团长。凡是团内年18岁以上、50岁以下之人，一概充作壮丁。每10个壮丁设一什长，百人设一百长，均归团正管领，团正又归团长统辖，团长则归团总，而团总听命于地方官。（注：朱孙诒：《遴选团总示》，见《团练事宜》，清咸丰十一年刻本。）由此可见，无论是保甲制，还是团练制，虽均以地域单位为其组织编排的基础，但均无法逃避现存宗法家族关系。族长兼任团正、团长，即为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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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尚有一种“渔团”，大致脱胎于保甲与宋代的军事性义社。早在宋代，在福建就将“所籍船尽团结义社，使自推择首领”（注：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14《版籍》，见《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7901页。）。清末光绪九年（1883），两江总督左宗棠曾上奏在江南开办“渔团保甲”。其后，因为并无能力加强治安，于是继任者曾国荃上奏加以裁撤。（注：储学洙等纂：《二区五团乡志》卷9《兵防》，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4册，85页。）至清末光绪二十一年，王鹏运在《请设渔团奏》中，也提出了在渤海湾一带设立渔团的具体办法，其中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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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将沿海居民捕鱼为业者，先编保甲，户口人数令勿隐匿一名，计渔〔船〕而不计户。五船为一棚，置棚长；十船为一哨，置哨长；三十船为一队，置队长。皆由渔户公举，长官查看而分置焉。（注：王鹏运：《半塘言事》，载《近代史资料》，总65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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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渔团实际上就是民间互助的海上保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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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团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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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护乡里为主要职责的军事性团体、结社的存在，如果缺乏必要的防御工事作为配套，显然仍难起到卫护家园的实际效果。换言之，有了团练，必须以“团寨”与之匹配，才能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明末人卢象昇在与农民起义军的对抗中，就曾经比较系统地构想与实施过“团寨”这种办法。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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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居民近山险者立寨，多村落者聚团。寨必有泉可汲，并择其路窄而陡峻，贼不敢攻者。团必大村镇，人力众多，周围挖深濠，布密箐，筑牛马墙，其近团路径用荆棘、树枝、木石垒断，再张毒弩等项于内，使贼难近。（注：卢象昇：《剿寇三策疏》，见《乡守编》，清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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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知，所谓的团寨，其实又可细分为团与寨。团均设于平原地区的大村镇，而寨则设于近山险要之处。但即使平原地区之团，亦同样需要设置深濠、密箐、牛马墙、荆棘、树枝、木石、毒弩等等防御敌方人马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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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明嘉靖年间，尹畊著有《乡约》一书，其内容为“约乡人为守御事也”。此书从堡置、堡势、堡制、堡卫、堡器、堡蠹、堡众、堡教、堡习、堡符、堡费、堡候等12个方面，对堡这种防御工事的设置、建设提出了一系列见解，堪称集寨堡防御设施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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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练与寨、堡相合，其因盖源于先秦时期社与邑的并合。商代之邑，大多有城墙一类的防御工事，故后世设团练，也充分考虑到设立寨、堡等防御工事。魏晋时期的坞壁，显然已开启了后世团寨、碉堡的先声。（注：傅衣凌认为，自秦汉以后，政治上虽已不见有形式严整的领主制度，但分散于各地的封建小领主仍占有社会上的相当势力。“他们利用氏族制的残余，以血缘或地缘的结合，结寨筑堡，倚坞立庄，统摄乡族，形成中国型的庄园，隐为地方的社会—政治的特殊势力集团，中国史上所称为坞、堡、圩、寨、庄、集等组织，即是他们政治势力的表征。”参见傅衣凌：《关于捻变的新解释》，见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418~419页。）民间团寨的兴起，一般以社会动乱时期为多。每当此时，民间往往结寨自保。因此，当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北方义兵广泛兴起之时，宋代的民寨也就蜂拥而起。如南宋时吴渊在光、丰、蕲、黄等地，“凡创司空山、燕家山、金刚台三大砦，嵯峨山、鹰山、什子山等二十二小砦，团丁壮置军，分立队伍，星联棋布，脉络贯通，无事则耕，有警则御”（注：《宋史》卷416《吴渊传》，12467~12468页。）。在宋代，民间山寨制度已相当完备，寨内设有寨主或寨官，有些寨官则由地方巡检充任，说明这些山寨属于官民合一的防御体。此外，宋代尚有堡坞之制。如叶适曾于墟落数十里内，“依山水险要为堡坞，使复业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处”。每堡大约有2000户，“教之习射”（注：《宋史》卷434《儒林传》4《叶适传》，12893~128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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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末年，群雄四起，义兵大兴，山寨亦随之遍布大江南北。至正年间，徐寿辉、邹普胜起兵，号称“红巾军”。贺应奎“倡义立寨，民皆入山，推应奎为寨长，相继攻打，岁无宁日。后威名日著，贼不敢近，时称保障焉”（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217《长沙府部》。）。在元代末年，山寨林立，或是群雄结寨以反抗元军，或是民间结寨自固，以对抗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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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自嘉靖以后，各地尤其是福建、浙江、广东、安徽四省，设立山寨已成一时风气。这些山寨，最早者创设于南唐，自宋、元以来，一直沿用至明。如福建宁化县，嘉靖末年“流寇”四起，“乡之富者避城中，贫下中户则窜迹深山茂林中，风雨无以自蔽”。鉴于此，李世熊伯祖“三峰公”根据莲峰寨旧迹，“捐资募工修之。增垒削夷，中建小宇祀真仙，仙降箕多验。此寨修而乡人恃以无恐”。为此，时人称之为“太平寨”。（注：李世熊：《寨堡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1辑，55页。）此外，福建各县所设山寨尚有很多，胪列如下：梓亭寨，位于建宁府松溪县北70里，即浙江处州府龙泉县松源乡之地，位于龙泉、遂昌、松溪、政和四县交界之处。宋时创建，元代将山寨改隶龙泉县。（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福建·建宁府·松溪县》，第4册，209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卤水岭寨，位于延平府城之西。背山枕溪，壁立万仞，路仅通步，险巇数折，始建于宋代。鹅鼻头尖寨，位于延平府城北考巢岭之上。12峰平地耸起，高10余丈，中有捷路，直通府城，后通峡阳，前通溪源。官方曾屯兵于此，作为瞭望之地。（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福建·延平府·南平县》，第4册，2097页。）牢城关，位于延平府尤溪县后崇岭之巅。宋建炎年间，范汝为“入寇”，当地人在此置寨。石湖寨，位于尤溪县西北石湖都，地宽袤，可容千余家。南唐保大年间，左散骑张彦成领兵在此置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福建·延平府·尤溪县》，第4册，2100页。）黄杨寨，位于延平府永安县北。旧名岩前寨，宋代设置。莲花寨，在永安县东五里。山形如莲花，周围壁削，小径至巅，仅容一人可行。元末及明代正统末年，沙县、尤溪遭受“寇乱”，当地人多在此寨避难。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福建·延平府·永安县》，第4册，2101页。）石洞寨，位于汀州府清流县北之大基头。山势险峻，上可容纳数千人。宋乾道年间，县令黄藻创立。元末“寇作乱”，当地人拥戴伍立保为寨长，于是立保“增修四门，积粮据险，与族人、邑人共登据之，悉赖保全”（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福建·汀州府·清流县》，第4册，2107页。）。至明代，山寨石门、鸟道犹存。莲峰山，位于汀州府连城县东七里，旧名东田石。峭壁攒峰，盘回数十里，绝顶坦夷，石泉流衍。外有石梯、石巷，仅容一人。官方在山上置立三寨，遇到“寇警”，则“移民以避于此”。其中冠豸寨，位于莲峰山上。四面石壁，上通一径，其上旷然平地，可容万人。元代至正末年，设有寨城。明正统年间，沙县邓茂七来攻，当地人童得庆等“率众保此得全”。弘治四年（1491），漳平县温文进作乱。知县关铨募工对山寨加以修缮，自白云楼至南门一概用石砌成，并在上面架设敌楼，又在宣武门砌石城80余丈，“以为保障之所”（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福建·汀州府·连城县》，第4册，2107页。）。龙亭寨，位于漳平县西里许。山顶可容200余人，当地人曾在山顶置立山寨“以避寇”（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福建·漳州府·漳平县》，第4册，2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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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地方山寨之设亦较多，尤以金华府、衢州府、处州府为盛。根据史料记载，金华府当时所设山寨数达7座。（注：王懋德：《金华府志》卷2《附寨》，见《中国史学丛书》，台北，学生书局，1987。）如峡口寨，位于金华府江山县南70里。成化年间，由于“括寇”不时往来，在此立寨，设机兵100名，委官把守。（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浙江·金华府·江山县》，第4册，1968页。）又白石寨，位于衢州府开化县西60里。每遇“盗贼窃发，民俱登此寨以避之”（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浙江·衢州府·开化县》，第4册，1969页。）。万景山寨，在处州府缙云县二都，可容纳万人。寨塘寨，位于缙云县九都，可容纳三万人。四六寨，位于缙云县九都。云岩寨，位于缙云县十二都，状如甑，仅有小径，攀缘而上，可容纳万人。东平寨，古称七十二寮，位于缙云县二十七都，有石井72口，可容纳数千人，四面有石壁百余丈。西寨，位于缙云县二十七都。老鹰寨，位于缙云县二十二都。黄寮寨，位于缙云县十四都。陈寨，位于缙云县十七都。客山寨，位于缙云县西，可容纳万人。（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浙江·处州府·缙云县》，第4册，1971~19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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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广东、安徽两省，亦多见山寨的设立。如塘宅堡，位于广东肇庆府恩平县东北100里。平定“贼乱”之后，肇庆府通判吕天恩建议，认为塘宅堡为新会、新宁、新兴、恩平各县适中之地，四面又是崇山峭壁，成为“盗贼”渊薮，理应砌造砖城，让分守广、肇、高、韶左参将驻扎此堡。为此，总督将此建议上奏，得到皇帝的批准，于是在塘宅堡建立参将衙门。（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广东·肇庆府·恩平县》，第4册，2209页。）崇祯十三年（1640），在安徽舒城，所设山寨甚多，除著名的春秋寨之外，其他规模较大的山寨多达29座。此外，“其险远而小未报闻者，又二十余寨焉”（注：陈弘绪：《舒城山寨记》，见黄宗羲编：《明文海》卷352，第4册，3615~36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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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叙述不难发现，明代的山寨有“兵寨”与“民寨”之别。如山东青州府，萧家寨位于常河社。洪武年间，灵山卫百户陈良在原有古墙基础上包以砖石，周长1里180步。寨下设有两座烽墩：紫良山，在寨东北五里；徐家埠，在寨正南十里。夏河城寨，位于龙湾社。洪武年间，灵山卫百户管成用砖石砌城，周长4里185步。寨下设有两座烽墩：陈家岛，离城东南15里；胡家岛，离城南5里。龙潭寨，位于大盘社。周长1里170步。设有两座烽墩。以上三座寨城，均由灵山卫量拨官军备御。崔家寨，在县东南120里信阳乡崇吉社，属于“民居，不系兵寨”（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山东·青州府》，第2册，605页。）。即使是民寨，随着战略地位的上升，官方通常也会将其纳入“兵寨”之列，在其中设置衙门加以统辖，上面广东肇庆府恩平县之塘宅寨即为典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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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代，高山结寨，平地并村，一仍如旧。不过，清人在建团练的同时，又建碉堡，“以资捍卫”。碉堡的形制，圆、方、长、斜不等，均以厚墙为主。堡外开壕沟，壕沟深六七尺，宽一丈余，壕内遍布竹签。取挖壕之土，用来筑墙，墙厚四五尺，高一丈二尺。墙距地二三尺，安枪炮眼一层，隔二尺，又安一层，共计三层，借此平打进攻者之身。向外三面凸出者为碉，亦即所谓的“虚敌台”，其式样与塘汛“望楼”相同，亦设枪眼数层，彼此对放枪炮，“以彼碉枪子可及此碉之中为主”。每碉配备数十名精壮，安设枪炮23枝，轮流施放。这样，“一堡要处，不过设数碉，一碉所需，也不过数十人，数百家老弱妇幼即可安然无恙”（注：朱孙诒：《遴选团总示》，见《团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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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清代中期以后，基于大土地所有制的盛行，江淮之间，寨堡组织尤其发达。（注：傅衣凌：《关于捻变的新解释》，见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419~421页。）至于其名称，在河南一带，则多称寨或庄（注：如康熙年间，河南扶沟县之孙家庄，“惟孙姓者居之，性黠而鸷，多行不义；颇赡于财，危楼高台，构至百楹，周以缭垣，甃甓甚固；佃户之依以居者，茅舍三十余家”（钮琇：《觚》卷5《豫觚·孙家庄》，9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而在皖北、鲁南、苏北等地，则称为“围”或“圩”。（注：清人潘咏《除盗篇》云：“长淮以北，迄于齐鲁，坞长民豪，皆曰围主，围主号令，百倍于有司，战伐攻守，习其风土地势，百倍于客兵。”（《皇朝经世文续编》卷95）薛福成亦云：“古于用兵扼要设守之处，大者曰城曰关，小者曰堡曰戍，又曰围。江淮间水高于田，筑堤捍水曰圩。圩与围音相转，今人于南方卫田之堤，北方御寇之堡，通呼之曰围，而文则皆从圩云。”（薛福成：《庸庵文续编》卷下《书金宝圩团练御贼事》）上引史料，均转引自傅衣凌：《关于捻变的新解释》，见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419页。）至于围、圩的范围，根据咸丰年间吴棠在淮海各属劝谕筑圩的实践，大小通常是在四里之内，可以作为一般的标准，但金宝圩则延袤达百余里，显然是一个特例。（注：如吴棠《劝谕淮海各属筑圩保卫示》云：“圩大不过四里，小以二三里为度，门留二处，须安吊桥，枪炮宜二百根。”（《望三益斋诗文钞》卷2）薛福成《书金宝圩团练御贼事》记载：“金宝圩在宣城、当涂、芜湖数县之间，延袤百余里，地饶沃，阻固城、石臼等湖，及句溪水、阳江为固，有水数重，名曰水套。”（《庸庵文续编》卷下）上引史料，均转引自傅衣凌：《关于捻变的新解释》，见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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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团寨属于与团练相配的民间军事性防御工事。团寨的表现形式，则为高山结寨，平地并村，把数个小村合并于一个大村，设立防御设施。在寨内，防御、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社的祭祀或改为真武之祀，隐然为一处小的社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