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24610 假若对明清两代学宫卧碑内容加以对比，此条显为清代所特增，而且其提出的理由，完全是基于明末社事的普及。顺治十六年（1659），顺治帝又下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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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612 士习不端，结社订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著严行禁止。以后有犯者，该学臣即行黜革参奏，学臣徇隐，事发一体治罪。（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383《礼部·学校》，清光绪二十五年重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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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614 显然，这是对前一禁例的重申，而且将禁止职责更加落实到学臣。至雍正三年（1725），雍正皇帝又下令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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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616 嗣后如有生监人等，假托文会，结盟聚党，纵酒呼卢者，该地方官即拿究申革。其有远集各府、州、县之人，标立社名，论年序谱，指日盟心，放僻为非者，照奸徒结盟律，分别首从治罪。（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383《礼部·学校》，清光绪二十五年重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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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618 可见，至雍正年间，清朝廷已经将生员、监生人等“结盟聚党”，比照“奸徒结盟律”加以惩处，违者治罪。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诗文社衰落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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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620 二是清初文人雅士经历变故之后，从明代士子结社的风气中悟出了教训，予以总结，从而导致对结盟风气持一种不赞同的态度。如刘廷玑就生平不喜结盟。他说：“盖朋友为五伦之一，朋友甚亲，何用兄弟之名乎？”为此，他专门写了《结交行》一诗，有“嗟此纷纷假兄弟，五伦忘却真朋友”（注：刘廷玑：《在园杂志》卷1《结盟》，3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之句。陈璜亦对盟社颇有微词，并言自己愿作一个“中立之君子”。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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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622 桃茢玉敦，昉于《周礼》。春秋诸侯，日事会盟，然屡盟乱长，君子耻之。近代其风，乃流于士子。鸡坛歃血，人人管鲍雷陈，一涉利害，操戈下石，有市井所不屑为者矣。当盟之时，创为社名，征文燕集，举国若狂，膏粱子弟，寒酸书生，惟恐不附名其中为耻。而有志之士，则褰裳远去，深以为畏矣。有能为士而不入盟，居官而不入党，则中立之君子也，足为狂澜一砥。（注：陈璜：《旅书·盟社》，清道光十三年吴江沈氏世楷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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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624 “为士而不入盟，居官而不入党”云云，当然不是陈璜所创，早在明代就有这种说法，但至清初陈璜再次提出，却有其特殊的意义。它至少可以说明，诗文社至明末达到极盛以后，已是弊端百出，再加之两朝鼎革的政治风波，清人已开始对士人结盟作必要的反思。如青浦县朱家角镇人朱善先，处馆高氏之时，倡设文社，其后社中各立门户，意气不同，犹如水火。于是，有一位相知对善先说：“东汉之祸不远矣，余居乡无名，君名震云间，当思申屠蟠之言。”善先听后，为之悚然，从此不再参与文社聚会。（注：周郁滨纂：《珠里小志》卷17《杂记》上，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7册，218页。）反思的结果，当然取的是中庸之路，做一个“中立之君子”。这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初诗文社的渐趋衰落既有其特殊的政治原因，同时也是社盟发展的基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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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626 尽管诗文社在清初已渐趋沉寂，但并不是说清初已无文人结盟的踪迹。事实上，从清初赵士麟的记载中，同样可以证明当时士子中尚存在着结盟的风气：“诸生中有假诗刻以呈身，联声气而结社，以非笑异己为乐，以品题月旦为能。”（注：赵士麟：《读书堂彩衣全集》卷43《抚浙条约·正风俗》，清康熙间刻本。）另外，姜元衡有《南北通逆》一禀，其中说道：“山左有丈石诗社，有大社，江南有吟社，有遗清等社，皆系故明孽臣与招群怀贰之辈，南北通信。”（注：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清道光光绪间南海伍氏刻本。）云云。在嘉定县，顺治初年，王泰际每每招集骚人，在东皋雅集，陈瑚、诸士俨、赵世鼎、苏震、陆元辅均参与其会。康熙年间，赵俞宦归绀寒亭，在每年的人日，结成“澹成社”，又结“寻乐社”。（注：萧鱼会、赵稷思编：《石冈广福合志》卷4《杂类考·轶事》，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册，149页。）金山县朱泾镇，清初钓滩诸老曾在文昌阁结文会，朱古匏有《钓滩文会启》。其后，逐渐废而不行。（注：朱栋：《朱泾志》卷2《建置志·宫庙》，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5册，17页。）顺治十四年（1657），王士禛在济南明湖创设一个“秋柳社”，“南北和者至数百人，广陵闺秀李季娴、王潞卿亦有和作”。同年，汪琬在苏州赋《柳枝词》12首，仿照月泉吟社之例征诗，浙西、江南与之唱和者亦达数百人。（注：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4《诗社和诗》，97页。）顺治十六年，蒲松龄与李希梅、王鹿瞻、张历友等，结成“郢中社”，“由此学问可以相长，躁志可以潜消，于文业亦非无补”（注：蒲松龄：《聊斋文集》卷3《郢中社序》，清道光二十九年钞本；张笃庆：《厚斋自著年谱》，民国间钞本。）。青浦县金泽镇，康熙十九年（1680），许治杰在文昌祠创设“文会”，一时文人萃聚，并延请举人陈桂主讲。（注：周凤池纂，蔡自申续纂：《金泽小志》卷6《杂记》，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7册，104页。）康熙四十一年，金埴与吴宝崖在杭州西子湖曾举办“吟社”，名流百辈，远近咸集。当时周渔山已年值107岁，亦参与此会。（注：金埴：《巾箱说》，1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可见，明末社盟风气至清初犹存。但从总体上说，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气势上，清代的诗文社已无法与明代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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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628 由于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再加之乾嘉考据学的兴盛，清代士大夫风流儒雅的风度似已稍逊于明代士大夫。当然，清代士大夫诗酒文宴的习气仍然存在。这一方面是明人习气的遗存，同时亦为任何时代文人士大夫的普遍特征。换言之，通过举行文宴，沟通文人士大夫之间的社会交往，同样是清人的特色。顺治十一年（1654），钱谦益就让袁骏招邀同好，会宴于假我堂，举行了一次颇负盛名的“假我堂文宴”。在这次文宴中，除堂主人张奕及拈韵征诗者袁骏之外，参加者还有朱鹤龄、归庄、侯玄泓、金俊明、叶襄、徐晟、陈岛7人。（注：钱谦益：《有学集》卷5《冬夜假我堂文宴诗序》，见《钱牧斋全集》，第4册，213页。）据朱鹤龄所载，这次文宴的内容，为“孝章谈冶城布衣（自注：顾子与治），祯起述渭阳旧事（自注：姚子文初），玄恭征东林本末，余叩古文源流”（注：朱鹤龄：《愚庵文集》卷9《假我堂文宴记》，清康熙刻本。）。可见，这次文宴，是钱谦益开堂传教的一次尝试，参加者或问时人诗文，或征故旧事实本末，或叩古文源流。乾隆八年（1743），厉鹗约同人集于扬州行庵。“悬仇英白描陶靖节像，采黄花，酌白醪为供”，觞咏赋诗。此次文宴，相会者分别有胡期恒、唐建中、全祖望等，共16人。（注：厉鹗：《樊榭山房文集》卷6《九日行庵文宴图记》，清乾隆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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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630 有清一代，除文宴外，文酒之会、文人雅集、诗酒之会均有其例。如王士禛至淮上时，就“招名士为文酒之会”（注：阮葵生：《茶余客话》卷11《王渔洋赏识张詹山诗》，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袁枚亦曾经在随园举行雅集，并作有《随园雅集图》。同治年间，在北京，杨颐与孙毓汶、洪钧、王先谦等“为文酒之会”，“酣嬉淋漓，极一时友朋之乐”（注：王先谦：《虚受堂文集》卷9《诰授光禄大夫兵部左侍郎杨公神道碑》，清光绪间刻本。）。清代的诗酒之会亦不乏其例。如陆以湉伯父为官京师时，“与诸名流为诗酒之会，江都罗西峰布衣聘亦与焉”（注：陆以湉：《冷庐杂识》卷5《滦阳于役图》，243~2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可见，诗酒会与文酒会不仅仅是士大夫政暇的消闲，同时也有布衣之士的参加。此外，一些地方官员亦以社这种组织形式教育地方子弟。如陈豪在随州时，立“辅文社”，“选才隽者亲教之，多所成就”（注：《清史稿》卷479《循吏传》4，130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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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632 清初的诗文社，多数为明末社事的赓续。此外，“十郡大社”与“望社”在清初仍很著名，颇值一提。据载，十郡大社“以宋既庭、尤西堂诸君执牛耳”，而参加者还有钱金甫等。（注：许仲元：《三异笔谈》卷1《钱月江学士》，21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淮上望社在明末即已闻名，至清初仍颇具声势。据载，清初望社中诸名士曾邀请江浙胜流，在重九日大会于府学尊经阁。马西樵有诗记这次淮上大会云：“今古东南地，论交海岳通。耆英千里至，诗赋一时雄。胜会登官阁，华筵变楚风。诸公沉醉后，丝管彻高空。”（注：阮葵生：《茶余客话》卷12《望社大会淮上》，《续修四库全书》本。）声势之壮，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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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634 在清初，吴、浙之间，文社分列，各有部署。如在太仓州，就分别有“端社”、“起韩社”、“菉斐堂”、“七录斋”等社，每社各有成员数十人，互相唱和。至于其他各州县，亦大抵如此。（注：佚名：《研堂见闻杂录》，285页。）当然，在清初吴越两地，最为著名者，当数“同声社”与“慎交社”。同声社由“三宋”即宋德宜、宋德宏、宋实颖主持，而“佐之者”则为尤侗、彭珑。最初，这些人与同府人章素文为莫逆之交。素文曾有《沧浪社书》一选，对同声社诸子表扬备至。其后，因为在言语上产生冲突，诸子与章素文势同水火，于是“三宋”等又另外成立“慎交社”。（注：同上书，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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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636 尽管清初文社为明末社事之赓续，然与复社相较，已经发生很大的转向：一是“复社为局，声气合一，而今则瓜分豆裂”；二是“复社之取人，专以才学，而今则专以势要”；三是“复社每切磨文字，讲求声誉之术，而今则置文字不言，但取干局，取通脱，取纵横，凡高门鼎族，各联为一社以相雄长，大约如四公子之养士，鸡鸣狗盗，以备一得之用而已”（注：同上书，285~286页。）。之所以如此，显然是时势变化所致，导致人心风俗，终成另一机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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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638 六、清中期扬州与杭州的诗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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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640 清代中期，由于乾嘉学派的兴盛，士大夫矻矻于经史考据，而对风雅之事相对关心不够。尽管当时的文人间有雅集之举（注：如赵丕烈于乾隆年间，在嘉定续举人日雅集，以“人日邀宾成故事”为起句，王元勋、俞昌言、王初桐、赵晓荣、赵国荣皆有诗。相关的记载，参见萧鱼会、赵稷思编：《石冈广福合志》卷4《杂类考·轶事》，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册，149页。），但总体上说，清中期诗文社处于沉寂状态。倒是在扬州、杭州，由于有山水、园林之胜，往往文人雅士荟萃，诗文社曾一度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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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642 扬州为清代两淮盐运司的所在地，徽帮盐商云集，却又有胜游之处，文人大多负笈而往，故诗文社很盛。如诗人仪堉与徐晁玖、陈仲公在古渡禅林结社，称“二分明月社”，仪堉为文跋其事。（注：李斗：《扬州画舫录》卷7《城南录》，1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当然，清代扬州诗文会，还当推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筿园及郑氏休园三处为最盛。清人李斗记其盛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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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644 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摆笔二，墨一，端砚一，小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每会酒肴俱极珍美。一日共诗成矣，请听曲，邀至一厅甚旧，有绿琉璃四，又选老乐工四人至，均没齿秃发，约八九十岁矣。各奏一曲而退。倏忽间命启屏门，门启则后二进皆楼，红灯千盏，男女乐各一部，俱十五六岁妙年也。吾闻诸员周南云，诗牌皆以象牙为之，方半寸，每人分得数十字或百余字，凑集成诗，最难工巧。（注：李斗：《扬州画舫录》卷8《城西录》，180~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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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646 显见，扬州小玲珑山馆、筿园、休园是清代文人士大夫雅集的主要场所。每次雅集，颇多风雅之事，诸如赋诗、听曲之类，而又极豪奢，“每会酒肴俱极珍美”、“诗牌皆以象牙为之”，即可证。至于所赋之诗，从数十字或百余字中凑集成诗，则直如玩文字游戏一般，无多少艺术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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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648 清中期扬州诗会尚有很多。如汪坤工诗，好交游，“尝于扬州集诗人之会”，并刻有《唫香馆合稿》。这次诗会的参加者，计有李天澂、汪俊、汤振家、萧炳、吴仁煜、季澍、张镠、秦昱、李桐、许善、胡保泰、叶建侯、查善等14人。（注：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0《虹桥录上》，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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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650 杭州有西湖山水之胜，是文人士大夫消闲的极好去处。在明清两代，西湖边上别墅、山馆林立，山人、骚客云集，游冶之风甚炽。杭州社事在明代一直很盛。明季有登楼社，而西湖八社、西泠十子继之。其后，有“孤山五老会”，参加者为汪然明、李太虚、冯云将、张卿子、顾林调；又有“北门四子”，即陆荩思、王仲昭、陆升黌、王凡麓；还有“鹫山盟十六子”，分别为徐元文、毛驰黄诸人。至清中期，则又有“南屏吟社”的崛起，主持其事者为杭世骏、厉鹗诸人。又有“湖南吟社”，与会者多达20余人，杭州的诗会至此达到极盛。其后嘉庆、道光年间，有“潜园吟社”，参加者有屠琴隖、应叔雅、马秋药、陈树棠、张仲雅诸人；而吴子律则创“汪氏东轩吟社”，“小米舍人继之，前后百集”，并刊社诗为《清尊集》，可见其盛。此外，戴简恪寓居杭州天后宫时，创“秋鸿馆诗社”，亦较有名。这些诗社均作有社图，以示纪念。如东轩吟社有《东轩吟社图》，潜园吟社有《潜园图》，即为其例。（注：吴庆坻：《蕉廊脞录》卷3《杭州诸诗社》，见《求恕斋丛书》，民国间吴兴刘承幹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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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652 清代中期，江南的“文会”亦有零星记载。如金山县干巷镇，乾隆四十六年（1781）春，在小普陀寺右侧建文昌阁。两年之后，阁才建成。阁建成之后，士人就在文昌阁举行文会。（注：曹源因：《小普陀文昌阁文会记》，见朱栋：《干巷志》卷6《艺文》3，收入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5册，100页。）又如青浦县朱家角镇之寿宁庵，其殿右兼祀文昌神。文昌祠中有梯云室，为“文会之所”（注：周郁滨纂：《珠里小志》卷6《寺庙》，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7册，75页。）。常熟县之恬庄，亦有文会，由孝子杨岱设立，当地文风蔚起，杨氏创导之力居多。嘉庆元年（1796）议定，文会费用永远由杨氏读书田中支取。（注：杨希澯编述：《恬庄小识·杂记》，见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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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654 七、“宣南诗社”与“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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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656 清道光以后，清政府内外交困，王纲解纽，朝廷对结社的禁律也就形同虚设，致使诗文社如雨后春笋，再度兴盛。清季的诗文社大多带有政治色彩，并与明季社事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在这些社盟中，当以“宣南诗社”与“南社”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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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4658 若追溯清末的诗文社，还应从杭州的社盟说起。前面已经提到了“东轩吟社”。此社由吴子律创设，始于道光四年（1824），迄于道光十三年，前后长达10年，出诗百集，入社者达70余人。（注：吴庆坻：《蕉廊脞录》卷7《东轩吟社》。）咸丰、同治以后，杭州的诗社雅集无闻。至光绪四年（1878），吴筠轩与里中诸老结“铁华吟社”，迄于光绪十一年。社集一般以西湖居多。此社有一特点，即在永赖祠旁遗安室，挂出了“铁华吟社”的牌榜，“以诏来滋”（注：吴庆坻：《蕉廊脞录》卷3《铁华吟社》。）。诗文社公开挂牌，这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说明清末风气已开，文人集团趋于自觉，文人更无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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