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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四年（1011），宋真宗下诏将奉祇宫改为太宁宫，内设后土圣母像，“选道士焚修，本庙崇奉，一如旧制”（注：宋真宗：《改奉祇宫曰太宁宫设后土圣母像道士焚修诏》，见《全宋文》卷240。）。“选道士焚修”，说明社祭之事已改由道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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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民间的社会祭赛，有时则在佛教寺庙举行。如每年夏首，关西凤翔府岐山县民在法门寺举行“社会”，“游惰之辈，昼夜行乐”（注：宋真宗：《令官司严加警察关右民社会诏》，见《全宋文》卷238。）。在江苏昆山，每当四月望日，“山神诞，县迎神，设佛老，教以祈岁事，并社为会，以送神”（注：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淳祐玉峰志》卷上《风俗》，见《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1061页。）。祈岁祭社，改设佛老，这是宋代民间祭社活动的特点，以致最终出现了“并社为会”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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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出现的“并社为会”的习俗，在元代犹有遗存。如元人载：“四月望日，以庆山神诞，县迎神，设佛老会，以祈岁事。”（注：杨纂修：《至正昆山郡志》卷1《风俗》，见《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1113页。）又如山西上党的里社祭祀，亦有相同的特色。从史料记载可知，上党民间之俗，质直好礼，勤俭力穑，百姓“勇于公役，怯于私斗，自昔称为易治”。然上党民间百姓，“事神”尤勤，凡是井邑聚落之间，无不有神祠，岁时致享。在里社祭祀聚会之时，其所祀之神，包括下面两类：一是传说中的圣王，诸如伏羲、神农、尧、舜、禹、汤之类，二是“山川之望”，即山川一类的自然神灵。在每年的正月，农事刚刚兴作之时，当地的一些父老率领男女几十数百人，“会于里中祠下，丰牲洁盛，大作乐，置酒三日乃罢。香火相望，比邑皆然”。此类里社祭祀，一直延续到十月农事毕为止，“岁以为常”（注：《重修真泽庙记》，见冯俊杰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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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立国，朱元璋就制定了里社祭赛的基本仪式。这就是明人所说的“乃立社稷，以教民事鬼神”。明代里社祭祀礼仪规定，凡是各处乡村人民，每里100户内设立社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专为祈祷雨旸时若，五谷丰登。每年有一户轮当会首，遇到春秋二社，预期置办祭物。至社日，约聚村民祭祀。祭品用一羊一豕，酒果香烛纸随用。祭毕，举行会饮的仪式，会中先令一人读“锄强扶弱”的誓词，其词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恃力凌弱，违者先共制之，然后经官。或贫无可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使不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一切为非之人，并不许入会。”读誓词毕，长幼以次就座，尽欢而退。（注：《皇明制书》卷2《洪武礼制·祭祀礼仪》，明镇江府丹徒县刻本。）从明代官方所定里社祭祀礼仪来看，从中无不体现出朱元璋的乡治设想，即“锄强扶弱”，所以其间规定了通过里社祭祀会饮达到邻里互助的基本条例。所有这一切，无非是为了“务在恭敬神明，和睦乡里，以厚风俗”，即通过乡村里社祭祀这一仪式，以维持乡村社会的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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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实来看，这种官方制定的里社祭祀礼仪在明初得到了部分的贯彻执行。自中期以后，民间里社祭祀活动虽不绝如缕，但这套仪式显然已形同虚设，地方官员仅仅祭祀州、县社稷，至于各里社之祀则废置不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者，乡村纷纷设立“淫宇”，甚至一里有多达数十座者，称之为“土谷之神”。鉴于此，明代有不少地方官员和乡绅在建设乡村社会之时，对里社祭祀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整顿与改革，以期使乡村风俗更趋淳厚。如黄佐就主张，凡是城郭坊厢以及乡村，每百家立一社，“筑土为坛，树以土所宜木，以石为主，立二牌位，以祀五土五谷之神。设社祝一人掌之”。每次里社祭祀聚会，由约正等预行编定，凡入约者，每年一人轮当会首。平时由社祝督率社夫打扫社坛。社祭祭品，富乡用一羊、一豕，酒果香烛楮钱随俗从宜，而贫乡则不过三牲之类。每次举行社会之时，乡人各出银二分，贫者半分，极贫之人则不必出银，仍可与会。（注：黄佐：《泰泉乡礼》卷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叶春及在担任福建惠安知县时，也对惠安乡村里社祭祀进行了改革，其主要内容为恢复明初洪武礼制所规定的里社祭祀仪式，以期里社重新恢复春祈秋报。他的改革大致是洪武礼制的翻版，有些地方也与黄佐的《泰泉乡礼》有契合之处。当然，叶春及所提出的里社祭祀仪式，也有其特殊的内容。如每年春秋社日举行社会时，由会首主持社坛祭祀事宜，会首亦为轮充，但由见役里长充任。社祭时，除了洪武礼制所规定的誓词，又新定了祝文，其祝文为：“伏愿雨旸时若，五谷丰登，官赋足供，民食充裕。”另外，叶春及特别指出，春秋二祭，当遵守古人祈年报赛之礼，“务在精诚，不许装神舞鬼，以为盛会，违者罪之”（注：叶春及著，泉州历史研究会整理：《惠安政书》10《里社篇》，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可见，朝廷规定的里社祭祀礼制及地方官刻意恢复里社祭祀古礼，与民间的社会祭赛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大体说来，古礼与官方礼制追求的是乡村和睦，官赋足供，以行乡村教化之实，而民间里社却是迎神赛会，借悦神之事，行娱人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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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社日赛社活动极其频繁。明人王稌有赋民间社日活动之诗，其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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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柳无花桑柘树，不寒不暖社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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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邻赛社相娱乐，分肉宁论均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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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典祈农令不违，里中散社纸钱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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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帘卷春风坐，检点寻巢燕子归。（注：王稌：《瞆斋稿·社日醉书》，见《续金华丛书》，影印本，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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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明代的民间社会仍保持着原先的祈农传统，举行分社肉、散社纸钱等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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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迎春社日民间赛社之盛况，明代万历年间曾任过苏州吴县知县的袁宏道，已经在《迎春歌和江进之》一诗中明白道出。诗云：“梨园旧乐三千部，苏州新谱十三腔。假面胡头跳如虎，窄衫绣袴搥大鼓。金蟒缠胸神鬼装，白衣合掌观音舞。观者如山锦相属，杂沓谁分丝与肉。一路香风吹笑声，十里红纱遮醉玉。青莲衫子藕荷衣，透额垂髻淡淡妆。拾得春条夸姊妹，袖来瓜子掷儿郎。”（注：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3《锦帆集》之1《诗》，上册，153页。）从诗中“炫服靓妆千万人”一句中，可知参加赛社者之众。尤其是大量妇女参与赛社活动，更可证明此类活动已经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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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民间的赛社活动，在当时的史籍中时有所见。如在杭州的钱塘县，岁时社会不断。二月初一日，有“挑菜会”。二月中，在西湖还有探春赏花之会，“幼儿女辈则于家园作斗草之戏”。二月的社日，则举行社祭，“民间轮年醵金祀土谷神。祀毕，为社会饮”。七月，杭人游西湖，作“赏芙蓉会”，“各里醵金作会祀神，与春社同”（注：万历《钱塘县志》之《纪事·风俗》，见《武林掌故丛编》，第16集。），其实就是秋社。在福建，民间举行社会之风亦很盛。如兴化府，每年自元月十三日起，至十七日止，乡里小民各合其同社之人举行祈年斋。当上元日，“鼓乐迎其土神，遍行境内。民家各设香案，候神至，则奠酒果，焚楮钱，拜送之，亦古者乡人傩之遗意也”（注：弘治《八闽通志》卷3《风俗·兴化府》，见《中国史学丛书》。）。又如漳州府，每当二月十五日，各乡醵集钱物，准备牲醴，祭祀土神。祭毕，“众以其酒胙班荆序坐饮食而归”。每年祭祀土神，由一社首主持其事，民间称为“福头”（注：万历《漳州府志》卷1《风俗》，见《中国史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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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民间社会，尤以江苏为甚。如在嘉定县，元宵时有灯会，据说其目的也是“以迎神，而祈水泽”。据史料记载，灯会之时极为热闹，杂戏骈集，“街巷皆张步障，画以五采巾帨鞶带，悬之，倚疏旁列，流苏四垂，烂如万花之谷”（注：万历《嘉定县志》卷2《疆域考》下《风俗》，见《中国史学丛书》。）。此类灯会，在苏州府吴江县也极为流行。每当九月初六，“都人为灯会”。朔日，集于八角亭，“装演剧戏，杂以金鼓”。在吴江，乡民在立春日还选集方相、戏子、优人、小妓等扮演社火，作为祭社活动的一部分，谓之“演春”，“士女纵观，填塞市街”（注：嘉靖《吴江县志》卷13《典礼志·风俗》，明嘉靖三十七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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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苏州一带民间举行的社会，内容极为丰富。每当春夏之交，当地百姓就妄言神降，在神所栖舍的庙宇，“具威仪，箫鼓杂戏迎之”，名之为“会”。会的名称很多，分别有“松花会”、“猛将会”、“关王会”、“观音会”。其中松花、猛将二会，只是在发生旱蝗之时举行，而关王会则独盛于昆山，观音会亦间一行之。苏州一带最负盛名的，当数“五方圣贤会”。举办社会的会地分别有五龙堂、车仓、娄门、葑门、专诸巷、康工庙、丁香巷、北营、胥门、虎丘寺、枫桥、白莲桥、洞泾里、黄路庵、南濠、陆墓、许市。五方圣贤会由五龙堂开始，所以五龙堂社会之盛，甲于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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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苏州一带民间社会的组织与仪式较为复杂。根据王稚登记载，大致有会首、助会、接会、看会、打会、装会、走会、舍花、百戏等，不仅极尽娱乐之能事，而且还带有尚武的一面。其中所反映的，当然仍是民间社祭与佛道的合一。如当时举行社会时，有道人参与其间，而扮演的色目如神鬼类中，除后土夫人外，尚有观音、汉天师，如此等等，均足为证。（注：王稚登：《吴社编》，见《说郛续》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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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豆棚闲话》可知，每当清明时节，在明代的乡村还有一种“乡会”。这种乡会，一般是轮流“起社”。小说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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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日，夫人娘子果到庄上，公子早已唤人搭起十座高台，选了二十班戏子，合作十班，在那台上。有爱听南腔的，有爱听北腔的，有爱看文戏的，有爱看武戏的，随人聚集，约有万人。半本之间，恐人枵腹散去，却抬出青蚨三五十筐，唤人望空洒去，那些乡人，成团结块，就地抢拾。有跌倒的，有压着的，有喧嚷的，有和哄的，拾来的钱，都就那火食担上，吃个餍饱，谓之“买春”。那戏子出力，做到得意所在，就将绫锦手帕，苏杭扇子，掷将上去，以作缠头之彩。（注：艾衲居士编：《豆棚闲话》第4则《潘伯子散宅兴家》，40~4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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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乡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将迎春仪式与里社祭祀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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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明代社祭的一般仪式，还是由道士主持。如明代道教系统的里社祈祷行移文式，诸如《札当境里社等神》、《追亡一宗投状式》、《牒将》等，至今仍留存于世，收于《祈祷里社行移》一书，其间行移所提诸神，均为道教系统的神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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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民间社会，至清代仍十分流行。如清人载，乡村农人田功一完，“皆醵金赛神，丛祠社鼓，村落阗然”（注：嘉庆《芜湖县志》卷1《风俗》，清嘉庆十二年刻本。）。又载：“俗于春秋二社，必集钱演剧，贫者称贷从事，或至破产。”（注：《华氏传芳录》卷9《处士华公二容传》，清刻本。）清人李飞鸣有《罗田竹枝词》一首，其中有句云：“摇青滴翠满塘陂，不数成都八百桑。好是楝花风起后，村村社鼓赛蚕娘。”（注：潘焕龙：《卧园诗话》卷4，见高洪钧编：《明清遗书五种》，198页。）所有这些，都是与祭社有关的社事活动，即古老的春祈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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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祀社仪式得到了清代儒家人士的关注。如清代徽州府休宁县人吴翟，就专门著有一篇《祀社仪节》，以供吴氏家族在举行春秋二社祭祀仪式时参考采择。据此可知，每当遇到春社、秋社之时，吴氏家族同样举行祀社仪式。在祭祀前一日，必须斋戒，以示诚敬，如会首及参与祭社仪式之人，均斋戒沐浴，派人对社坛加以清扫。斋戒之后，在社坛“陈器具馔”，即在社坛正中陈设香案，在东面陈设祝版、酒樽，在东南陈设盥盆、帨巾，宰牲割毛血，用五谷以备米面之食。至祭祀这一天的早晨，将牲醴、酒馔陈设在社坛。祭祀之时，需要献上一篇祝文，然后举行会饮的仪式。会饮期间，由一位声音洪亮的子弟大声宣读社会之词，其词云：“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以强欺弱，毋以富吞贫。婚姻死丧，邻里相助，鳏寡孤独，有余相周。违者有罚，罚之而不从，或屡罚而不改，然后闻官理治，摈不与会。於戏，慎之哉！”读完誓词，长幼以次而坐，尽欢而罢。可见，祀社仪式无非是在恭敬神明之余，达到“和睦乡里，以厚风俗”的目的。（注：吴翟辑撰，刘梦芙点校：《茗洲吴氏家典》卷7，283~284页，合肥，黄山书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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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全国各地，民间祭社的社会活动也不断见诸史籍记载。如在松江府上海县法华镇，每年的秋天，农父就群相召集，举行“猛将社”、“土地社”、“关帝社”、“城隍社”等（注：胡人凤续辑：《法华乡志》卷2《风俗》，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2册，28页。），尚有春祈秋报之遗意。在宁夏固原，每当春二月、秋八月之时，当地的汉民就演戏酬神，称之为“过会”。另外，还有“青苗会”、“羊头会”等各种会名，“所以儆绺窃及践踏之徒”。此类社会，或数小村结为一社，或一大堡结成一社。每次社会的事务，由会首、堡头、乡约、农畯等共同主持。（注：《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253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青苗会在苏州也能见到。每年八月，农家祭土谷之神，名“青苗社”。（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676《苏州府部》。）在台湾府，每年二月二日，各街社里逐户敛钱，“牵牲演戏，赛当境土神，名曰春祈福”（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110《台湾府部》。）。在西南的嘉定州，每年逢四季，乡里就推举一人为首，“敛金治香楮酒肴，巫觋作伎于会首之家，扎竹为船，装以彩纸，列官与仪从其上，送至江边焚之”，称之为“送瘟”（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629《嘉定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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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里社的祭社活动，在某些地区自具特色。下引三例，以观清代民间社会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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