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25441 在浙江嘉兴府，民间有“做社”的习俗。结社的方式，一般以村为单位，自由组合，或七八户，或十四五户，有的多达30余户。每年春分时节，由社主（又称“当社”，每年依次轮当）负责筹办牲礼（猪头、肉、酒）、佛马（神像马幛）、银锭、纸箔，请一名“说因果”（说唱艺人）或“太保”（又称“赞坛”、民歌手）来演唱。届时，社内成员在社主家聚会，抬着佛马、供礼，敲锣打鼓送到附近社庙中，由管庙的庙祝帮助设祭坛，礼拜。佛马有玉帝、观音、关公、赵玄坛、城隍、土地、田公、地母、灶君等36尊。请“说因果”或“太保”唱赞词请神（又称“请符官”）。其演唱形式如下：一手拿小堂锣，一手拿皮鼓，自敲自唱。演唱时，众社员在下面礼拜。祭祀仪式之后，由“说因果”艺人唱锣鼓书或钹子书，书目有《封神榜》、《说唐》、《岳传》、《四香缘》、《粉妆楼》等。二回书唱毕，就焚化佛马、银锭、纸箔，称为“送神”。然后继续听书，直至深夜。次日，再到社主家分享祭祀社神用的酒肉斋品。每次做社的钱，均由社内每户分摊。（注：《浙江风俗简志》，287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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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443 在安徽池州，自正月十三至十六夜里，同社之人将社神轮流迎于家中，或踹竹马，或肖狮象，或滚球灯，装神像，扮杂戏，“震以锣鼓，和以喧号”。会饮完后，将社神送回社庙。到了二月社日，再事社神，乡市同社之人一起将社神送到轮社者的家中，以祈年礼相祭。祭祀完毕，“馂其余而返，祭新墓”（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807《池州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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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445 祈雨仪式，除向龙王等神祈祷外，一般仍以求土神为主。如安徽婺源县浙源乡庆源村曾举行社会，因财力不足，议起社坛而未获成功，直到社祭时才建坛。会首由各户轮流充当。康熙三十九年（1700），该地夏季久旱，六月十一至十三日村人吃斋饭祈雨，商议起坛，十七日因禾苗严重干枯，浙源乡乡约鸣锣通知建坛祈雨。十九日建坛，二十一日乡人到坛祈雨，二十四日生员詹元相、詹润河等到阆山岭头迎龙王塑像到庆源村社坛，二十七日村人到方枧埕地方求水神，迎神像。七月初二日下了大雨，初四日送佛散坛。庆源村社会每年都有会租，这次起社，除会租外，又按各户田亩交粮，收了3000余斤，几乎全部用掉。（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辑，190~2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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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447 三、庙会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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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449 庙会导源于古老的祭社仪式，但比社会的内容更为广泛，每年的活动也更为频繁。（注：如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田六善所撰《成汤庙化源里增修什物碑记》云：“里之有社，本古人蜡飨遗意。后世踵事增华，相沿成例，陈锦绣，设珍玩，穷水陆，俳优技。”显然，已明确道出了从里社祭祀向庙会转化的演变历程。参见冯俊杰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387页。）庙会大多在当地的各色神庙中举行，以神庙中的神灵偶像为祭祀中心，故又称“神会”。如清人载：“邑中八九月间，四乡赛神演剧，农商士女及游食之徒咸集焉，谓之神会。”（注：乐钧：《耳食录》卷2《竹连环》，5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按：所谓“神会”，当为“迎神赛会”的简称。据清人李详考证，迎神赛会之“赛”，亦即“报赛”、“赛祷”，在上古时期，当作“塞”字。如《韩非子》卷14《外储说》，言“秦塞祷事”；《汉书·广陵厉王传》，亦云“杀牛塞祷”。此即其例。相关的考证，参见李详：《媿生丛录》卷1，见《清人考订笔记》（七种），93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假若说民间的社会祭祀，仅仅局限于社坛、社庙与土地庙，其活动亦以春祈秋报为主，那么，庙会则以形形色色的神庙为依托，并以庆祝神诞为借口。在庙会系统的神庙中，既有佛道寺观，又有朝廷祀典所规定的神庙，甚至还有民间私自创设信奉的各色庙宇，即所谓的“淫祀”。而其祷祀赛会的内容，亦不再限于春祈秋报，举凡祈雨、止雨、驱邪、除蝗、禳灾，无不可以成为民间百姓举行庙会的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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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451 庙会的兴盛，起源于“淫祀”、“淫祠”的泛滥。何谓“淫祀”？按照明朝人的解释，就是“祭非其所祭”，亦即祭祀那些“无德于民”而且“祀典弗载”的神佛者，均可归入淫祀之列。（注：《阳邑寺新建膳亭乐亭并砖天王殿墙记》，见史若民、牛白琳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390页。）何谓“淫祠”？唐人段成式云：“大凡非境之望，及吏无著绩，冒配于社，皆曰淫祠。”（注：段成式：《好道庙记》，见《全唐文》卷787，第8册，8235页。）可见，除社坛、社庙以及朝廷祀典所列神庙之外，凡是民间私自创设而不被朝廷承认的神庙，均在淫祠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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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453 自唐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此类祠庙遍布城市坊厢，即使是乡村一隅，除了有土地庙之外，也必然会有几处民间信奉的土神之祠。举例来说，宋代苏州比较有名的祠庙就有至德庙、吴王夫差庙、伍员庙、南双庙、春申君庙、圣姑庙、灵祐庙、天王堂、包山庙、卜将军庙、三高祠、焕灵庙、东岳庙、阳山灵济庙、灵济庙、甫里庙、黄姑庙。（注：范成大：《吴郡志》卷12、13《祠庙》，见《江苏地方文献丛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此外，尚有许多神祠，散处乡村各地，无法统计。明代福建惠安一县，幅员仅80里，却有神祠551所，有时一里（里甲之里）可达数十所，正可谓是“家为巫史，享祀无度”（注：叶春及著，泉州历史研究会整理：《惠安政书·自序》，《惠安政书》10《里社篇》。）。至清代，即使25家的小里，亦多设有五道庙、七圣祠一类的神庙。至于一个乡村巨镇，更是神庙无数。如宝坻县的林亭镇，有火神庙、药王庙、娘娘庙、五道庙、文昌阁、关帝庙、土地祠等。（注：李光庭：《乡言解颐》卷2《寺观》，25~2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每当所祀之神的诞日，各座寺庙就举行迎神赛会，以致庙会不断。如前述林亭镇，就定下各庙酬神演戏之日，分别如下：南草庵，四月初八；西大寺，二月十九；关帝庙，五月十三；文昌庙，二月初三；火神庙，正月二十九；娘娘庙，四月十八；药王庙，则为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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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455 庙会源出于祭社的社会，故起源亦较早。当社神偶像化及社坛庙宇化之后，正式的庙会随之兴起。到了宋代，庙会就已经很盛了。如宋代福建漳州，从城邑到村墟，各种寺庙，不啻数百。一入春首，民间就开始筹措迎神的财物。有些人装扮成土偶模样，号称“舍人”，“群呵队从，撞入人家，迫胁题疏，多者索至十千，少者亦不下一千”；有些人装扮成土偶，号称“急脚”，“立于通衢，拦街觅钱，担夫贩妇，拖拽攘夺”；有些人印成百钱小榜，“随门抑取，严于官租”。所有这些庙会，一般都由游手无赖或好事之徒张罗其事，当然也抬出一些有名望的人，作为实际的主持者。如“签都劝缘”一职，则由乡秩之尊者为之，“劝首”一职，由宗室为之，而一些豪猾胥吏则成为“会干”。每当一庙迎会，动辄塑数十像，“务以悦神”。一些地方官员对此不加禁止，亦张帷幕以观之，以示与民同乐，甚至对迎会之人赏钱赐酒，对庙会更是推波助澜。（注：陈淳：《上赵寺丞论淫祀》，见万历《漳州府志》卷10。）此外，每当三月廿八日东岳帝生日，福建百姓亦“结社荐福，观者如堵”（注：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40《土俗类》，见《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8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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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457 至元代，山西平定县之庙会具有与民间里社祭祀合流之趋向。史载平定县蒲台山有一座灵瞻王庙，每年四月四日，民间祭祀庙神。在祀前一日，举行迎神仪式，由六个村落的百姓准备仪仗，“引导幢幡宝盖、旌旗金鼓与散乐社火，层见叠出”，称为“起神”。至祭祀此日，举凡牲牢、酒醴、香纸之类，准备得相当丰腆，甚至还有“吹箫击鼓、优伶奏技”一类的活动。在庙会期间，各社均有“社火”，“或骑或步，或为仙佛，或为鬼神，鱼龙虎豹，喧呼歌叫，如蜡祭之狂”。日晡复起，称为“下神”。神到之处，“日夕供祀惟谨，岁以为常”（注：《灵瞻王庙碑》，见冯俊杰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127~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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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459 明初，朱元璋对民间的迎神赛会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并制定了一套里社祭祀仪式。所以，明初民间只有春秋二社的祭社活动，庙会暂趋沉寂。自中期以后，由于官方的限制已形同虚设，因而各地庙会重又抬头。如浙江杭州仁和县，庙会就形成于成化末年。当时正值承平，地方富庶，其地有姓鲁之人，“纠率一方富家子弟，各出己资，妆饰各样抬阁及诸社火，备极华丽”。自此以后，地方转相效尤，庙会不断，主要有：九月十五日，干胜庙庙会，在众安桥东；九月二十八日，华光庙庙会，在江涨桥东；十月初三日，晏公庙庙会，在夹城巷内。（注：嘉靖《仁和县志》卷13《宫观》，明嘉靖二十七年刻本。）明代杭州风俗崇尚释老，每当相传仙佛诞辰，亦“多往炷香设会”。如正月六日，在南山法相寺；正月九日，在城中宗阳宫玉皇殿；正月十五，在吴山三官庙（七月、十月望日同）；二月十九日，在西山天竺寺观音殿；三月三日，在城中佑圣观；三月二十八日，在古荡东岳庙；六月二十四日，在北山雷院。（注：万历《钱塘县志》之《纪事·风俗》。）在北直隶的广平府，明初也没有庙会。自正德初年，始有庙会此俗。广平府的庙会以永年县的娘娘庙、肥相县的赵王庙、曲周县的龙王庙最为闻名。每当庙会时，“先期货物果集，酒肆罗列，男女入庙烧香，以求福利”（注：嘉靖《广平府志》卷16《风俗志》，明嘉靖九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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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461 自明中期以后，庙会遍及全国各地城乡。在南方，福建寿宁县，俗传六月十六日为马仙诞辰，县官设祭。里中百姓岁聚敛为迎仙社会，专设“仙首”一人为会首。关于马仙庙的庙会，冯梦龙记其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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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463 自十二日迎之出宫，一日两斋，午斋则轮家供养，晚斋则架台于街次，鼓吹彻夜。如此三日，城中已遍，则往乡，又二日乃还宫。各乡亦有社首，或于八月收成行之。其部下名“元帅”者，另有牲醴。（注：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上《香火》，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北京，中国书店，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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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465 从各乡马仙庙会“于八月收成行之”来看，马仙庙会与民间社祀显已合而为一。又如福建崇武所，每年正月终，民间百姓也举行庙会，“涂面作鬼蜮之状，结巾穿红绿之衣，锣鼓喧天，烟火沸地，本是以神为戏，实乃逐疫为名”（注：《崇武所志·岁时》，附于叶春及著，泉州历史研究会等整理：《惠安政书》。）。在北方，如河南夏邑县，正月二十八日有东岳庙会，四月八日有佛会，五月十三日有关王庙会。（注：嘉靖《夏邑县志》卷1《风俗》，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河南尉氏县，三月十六、十七、十八三天，“赛城隍之神。庙中盛设祭品，张乐，男女剧戏，宴赏亦盛”。三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天，“赛东岳之神于其庙，如前仪”。五月十三日，关公庙赛神，仪如前。（注：嘉靖《尉氏县志》卷1《岁时》，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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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467 自明代中期庙会再盛以后，庙会一直长盛不衰。入清，庙会已基本趋于定型。如徐珂曾就赛会作如下解释：“具仪仗杂戏迎神，以舆舁之出巡，曰赛会。”（注：徐珂：《清稗类钞》之《迷信类·赛会》，第10册，4671页。按：清人钱泳亦对当时迎神赛会仪式有所描述，可以作为上说的补充。钱泳云：“其前导者为清道旗，金鼓，肃静、回避两牌，与地方官吏无异。有开花面而持枪执棍者，有绊为兵卒挂刀负弓箭或作鸟枪藤牌者，有伪为六房书吏持签押簿案者，有带脚镣手靠而为重犯者，有两红衣刽子持一人赤膊背插招旗，又云斩犯者。”（钱泳：《履园丛话》21《笑柄·出会》，5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清代赛会的仪仗已形成一套程式，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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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469 前导金鼓二，即大锣也，而衔牌、伞、扇、旗、红帽、黑帽、香亭及陈设各物之亭继之，中杂以乐队、骑队。神舆将至，则先之以提炉，而僧道及善男信女则随于后，有系铁练于手足者，有服赭衣而背插斩条者，有裸上体而悬香炉于臂者，皆先期许愿，至是还愿之人。（注：徐珂：《清稗类钞》之《迷信类·赛会》，第10册，4671页。按：清人钱泳亦对当时迎神赛会仪式有所描述，可以作为上说的补充。钱泳云：“其前导者为清道旗，金鼓，肃静、回避两牌，与地方官吏无异。有开花面而持枪执棍者，有绊为兵卒挂刀负弓箭或作鸟枪藤牌者，有伪为六房书吏持签押簿案者，有带脚镣手靠而为重犯者，有两红衣刽子持一人赤膊背插招旗，又云斩犯者。”（钱泳：《履园丛话》21《笑柄·出会》，5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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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471 这一概括，揆之清代各类赛会，大体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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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473 至清代，北京、天津、上海三地更趋繁华，庙会亦就更负盛名，其次则为苏州的各色庙会，再次则为各省府、州、县的庙会。为示方便，下面依次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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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475 清代北京的庙会，当数京西妙峰山与城外白云观最为有名。在京西妙峰山，每当夏秋二季，一些烧香人众，“装演杂剧，以致男女混淆”（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038《都察院·五城》。）。每年正月间，白云观也举行烧香赛会，“并有托为神仙之说”（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038《都察院·五城》。）。此外，京城内其他寺庙庵院，亦设教聚会，并建设高台，“演剧敛钱，酬神赛会”（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01《礼部·方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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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477 天津有“娘娘会”。所谓娘娘，即天后，又称天妃。在清末，娘娘会又称“皇会”。每当赛会时，旗帜卤簿，宝玩珍奇，无所不备。又有中旛，前导小旛数十对，最后为大旛，高五六丈，用上等梁栋材料制成旛杆，以龙头为饰，“悬旛于吻，锦绣缨珞，垂垂及地”。杆首用长绳数条，四周撷之，以防欹侧。中间有一人持杆而行，杆重达数百斤，用力向上抛掷，“或承以额，或接以口鼻耳目，或受以肘背肩腹。一击糜烂，屡掷屡击，体无完肤，绝不为怪，观者交口羡赞”（注：徐珂：《清稗类钞》之《迷信类·天津娘娘会》，第10册，4671~46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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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479 清末的上海，每年清明日、七月望、十月朔，“例以鼓乐奉城隍神出诣北郊，坛祭无祀鬼神”，称为“城隍会”。每次城隍庙会时，仪仗舆从，骈阗街巷。一些妓女椎髻蓬发，身着赭衣，锒铛桎梏，乘舆后从，称为“偿愿”（注：王韬：《瀛壖杂志》卷1，1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上海又有“茅山会”。茅山殿即万福行宫，在上海城西门内，各行栈及娼妓均信奉茅山真君。每年春天，俗传真君赴句容大茅山解饷回殿，于是民间举行赛会，“仪状整肃，隶役扮演，仪状狰狞，颇骇人目”（注：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茅山会》，见《小方壶舆地丛钞》，清光绪十七年铅印本。）。在一些会馆中，外地商人也纷纷迎神赛会。如广肇山庄，在新闸之南，为广东人的会馆。每年七八月间，广东人就筹集资金举行盂兰盆会，“香烛锭帛，务极奢华，一会之费，动至万金”（注：《淞南梦影录》卷4，见《小方壶舆地丛钞》。）。另外，上海还有“刘大人会”。刘大人者，即刘邭膏，曾任上海知县，迁官以后，乡民奉其为神道。每年出会，号称“刘大人放赈”。出会期间，壁间粘贴刘大人会会首名单，达数十百人，普通会员更不计其数。（注：姚公鹤：《上海闲话》，3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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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481 在江南，庙会盛设，风行城乡。如南京，迎神赛会最有名者称“炉会”。自道光十一年（1831）以后，炉会大盛，“县庙中僧道及首事，舁神出巡，名曰大会”（注：采蘅子：《虫鸣漫录》卷1，见《笔记小说大观》，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在苏州，每年二月十九日观音诞辰，“士女骈集殿庭炷香，或施佛前长明灯油，以保安康。或供长旛，云求子得子”，称为“观音会”。二月三日，为文昌帝君诞辰，“士大夫酬答尤虔，虽贫者亦备分烧香，纷集殿庭”，称“文昌会”（注：顾禄：《清嘉录》卷2《观音生日》、《文昌会》，50~51、46~47页。按：“文昌会”在浙江台州的士人群体中亦相当盛行。据史料记载，台州士子信仰文昌神颇诚，除了城中府、县两学设有文昌庙之外，尚有文昌祠十余处。每年二月初三，士人“各醵钱会于祠中，笙歌彻夜，三日而罢”。此外，城东北隅白云山麓之正学书院，亦有“文昌会”之举。相关的记载，参见陆以湉：《冷庐杂识》卷3《文昌神》，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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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483 清代吴俗信巫祝，崇鬼神。每当庙会报赛之期，巡游之盛，令人叹为奇观。清人龚炜《赛会奇观》一篇对此描摹详尽，可资参看。（注：龚炜：《巢林笔谈》卷2，34~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从中可知，赛会之俗，大抵仍保留着古代大傩的遗风，有些甚至寓含上古田猎之意。赛会者，带有竞争、比赛的意思。故清吴俗庙会，“分两社以争胜”。在吴地，俗传三月二十八日为岱岳诞辰，“各乡之神朝于岱庙”。岱庙有数处。石牌介于昆山、常熟之间，赛会尤盛。每当赛会之期，“水陆毕集，加以鼓泄游拳，飞艎竞渡，玉箫金管，蜚逸响于清波，翠袖红妆，流采葩于涟漪”（注：龚炜：《巢林笔谈》卷4《岱诞赛会》，93页。）。此外，昆山县之“朝山王”之俗，同样可见里社之盛况。（注：清人龚炜记载：“我昆清和里社为最盛。望前后三日，乡城之神都赴山王庙，舁神者飞步竞前，谓之朝山王。”（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梦绿袍神》，1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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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485 清代扬州的观音会，也极负盛名。按照当地的风俗，将二月、六月、九月的十九日作为观音圣诞。每当此期，百姓“结会上山，盛于四乡，城内坊铺街巷次之”。会之前，迎神轿斋戒祷祀。至会日，在布袋中贮存沉檀等香，上书“朝山进香”（注：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6《蜀冈录》，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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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487 在其他地区，如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安徽等省，酬神结会的风俗亦大致如此。直隶沧州城东南隅有一座药王庙，庙市甚为热闹，游女颇众。清乾隆十三年（1748），在沧州所属之泊头、莲儿窝等处，均有“药王会”，相当“盛闹”，或“两岸士女络绎”，或“岸上游人如蚁，河中渡船如织。”（注：徐昭：《公车纪程》。按：此书全文附于伍跃：《普通の知識人による普通の旅——〈公车纪程〉》，载《大阪经济法科大学论集》，第95号（2008年11月），93页。在河南，自正月至二月，每日千百为群，先到省会城隍庙，申疏焚香，称为“挂号”。然后分途四出，“成行结队，填塞街衢，树帜扬旛，鸣金击鼓，黄冠缁衣，前后导引”（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399《礼部·风教》。）。在山东章丘杈槎山，有孤石夫人庙，缁川县白云山有泰山行宫，民间香火社会，也是“习俗相沿，敬神祈福”（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399《礼部·风教》。）。在山东登州府所属各县，在每年的四、五月间，均有“山会”、庙会，演戏数日，以通商贾。山会、庙会期间，测字、算命、打唱等人，均来赶会。“又有西来乞丐，每于乡间，强乞恶讨，扰害地方。并有一种不法之徒，随会聚赌，尤属刁恶”（注：戴肇辰：《从公录·严拿赶会匪徒告示》，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239页。）。湖北黄州，每当五月十八日，就作“棚会”，“市民十家一棚，祭痘神会饮，或醮禳，焚苍术，插桃叶”（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178《黄州府部》。）。湖南宁乡，每年正月至三四月，各个村庄均借敬神酬愿为名，演唱花鼓戏，称为“迎案”，“沿村轮接，排筵宴客，男女聚观”。到五月下旬，为城隍神诞，当地村民又抬神游市，“雇贫民美色女子，装演杂剧抬行，各报鲜妍，以娱众目”（注：朱孙诒：《宁乡劝诫士民条约》，见《团练事宜》，清咸丰十一年刻本。）。在安徽徽州府属各县，酬神演戏之俗亦相当普遍。徽州府歙县，有“保安会”，“数年开光一次，游神演戏，科敛丁口”。其所祀神灵，更是五花八门，分别有“五瘟大王”、“五瘟小王”、“汪公”、“八相公”、“九相公”等。（注：鲍振炳起草，刘汝骥审核：《歙县风俗之习惯》，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583页。）徽州府婺源县，敛费酬神之会，包括“同年会”、“戏会”、“土地会”、“社会”、“灶会”、“胡帅会”、“李帅会”等，不一而足。其中尤为著名者，当数城乡普遍盛行之“四月八会”，东乡汪口之“三宝仙会”，北乡清华之“端阳会”，南乡中云之“重阳会”等，庙会期间，演戏多达10余日。（注：汪开宗起草，刘汝骥审核：《婺源民情之习惯》，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594页。）徽州府休宁县，每年八月初一，衙门差班有“土地会”；西关庙杨三舍人，有“龙灯会”；城隍庙，则有“演戏赛会”（注：王世勋起草，刘汝骥审核：《休宁民情之习惯》，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586~5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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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5489 为了对清代的民间庙会仪式、盛大场面，以及对民间生活的影响，有更为深入的了解，不妨以天津“皇会”与福建崇安“烛会”为例，加以具体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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