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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无碍福会”同样值得关注。如南陈时，陈文帝曾于太极殿设无碍大会，“首僧一夕，娑罗大斋，愿法雨法云，清凉三界之火，慧灯慧炬，照朗百年之室”（注：陈文帝：《娑罗斋忏文》，见《全陈文》卷2，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梁时，庐山东林寺禅房智表法师亦于栖贤寺设无碍大会，“上答乾慈，永同彼岸外衣事宣行”（注：邵陵王纶：《设无碍福会教》，见《全梁文》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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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法会又称“水陆大会”、“水陆会”、“水陆斋”、“水陆斋仪”，俗称“水陆道场”，为佛教法会中的一种。诵经设斋，礼佛拜忏，追荐亡灵。供品以饮食为主。其本意为超度水陆一切鬼魂，普济六道四生。相传始自南朝梁武帝。《佛祖统纪》卷33：“梁武帝梦神僧告知曰：六道四生，受苦无量，何不作水陆大斋以拔济之。……帝即遣迎《大藏》，积日披览，创立仪文，亲临地席，诏祐（僧祐）律师宣文。……常设此斋，流行天下。”宋天圣八年（1030），宋仁宗认为，水陆斋会“夜集士女，就寺开设，深为亵黩，无益修持”，就下诏令功德司及尚书祠部告谕两京、诸道州府，禁止水陆斋会。（注：宋仁宗：《禁灌顶道场水陆斋会夜集士女诏》，见《全宋文》卷7。）此外，据蔡襄言，宋代被丧之家，还有置办酒食斋筵即举办“山头斋会”之习，“僧俗之中，本非知识。斋食不足，每人散钱二百文，如有少阙，便即怨怒，与乞丐无异”（注：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39《土俗类·戒谕》，见《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8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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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兰盆会又称“盂兰盆节”、“盂兰盆戒”、“盂兰盆供”，为佛教节日之会。每逢夏历七月十五日，佛教徒为追荐祖先而举行。据《佛祖统纪》卷37，盂兰盆会始于梁武帝时。节日聚会期间，除施斋供僧之外，寺院还举行诵法经会以及举办水陆道场、放焰口、放灯等宗教活动。至唐代，朝廷尊奉佛法，在中元节这一天，内廷“出《盂兰盆章》敬寺，设七庙座，书尊号于幡上，百官迎谒，岁以为常”（注：于慎行：《谷山笔麈》卷17《释道》，198~1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按：于慎行在同一记载中对盂兰盆会的起源亦稍作考证，有云：“古俗以七月望日具素馔享先，织竹作盆盎，挂冥财衣服，在上焚之，谓之盂兰盆，昉于目莲比丘见亡母在饿鬼中，故作此以救之也。”云云。至于唐代盂兰盆会之盛，清人钱泳根据《旧唐书·王缙传》，对其作了如下勾勒：唐代宗时，“尝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又设高祖以下七圣神座，备幡节笼伞衣裳之制，各书尊号于幡上以识之，舁出内陈于寺观。是日排仪仗，百寮序立于光顺门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岁以为常。”当然，钱泳将唐代宗时定为盂兰盆会之始，显是失考。参见钱泳：《履园丛话》3《考索·盂兰盆会》，83页。）。如清代台湾中元节之盂兰盆会，每会由一老僧主持。黄昏后，登坛说法，撒发物食羹饭，称之为“普施”（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110《台湾府部》。）。又如清末的上海，每遇中元节，就仿唐武后盂兰盆会，建水陆道场，各行资助，“台阁杂耍，纸扎人物，争奇斗巧”（注：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盂兰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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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佛教设有“金轮大会”。如速哥，酷好佛书，施舍千金，修建龙宫寺，建金轮大会，“供僧万人”（注：《元书》卷50《速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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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的节序中，有些亦受佛教的影响，形成宗教性的风俗之会。如宋代昆山，俗信鬼神，每遇岁节，就有岁忏，还设立佛会。一月，士女骈阗，车盖相属。二月望，景德寺设“释迦涅槃双林会”，其规模尤盛。四月八日，尼寺设饭茶供，称“无碍会”。（注：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淳祐玉峰志》卷上《风俗》，见《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1061~1062页。）四月八日为佛生日，有些地方就举行“庆赞大会”，“探阄分施衣巾扇药之属”。后虽经官府禁绝，然此风犹存，“岁无时节，岁以二三日，或集民居，或聚社庙”（注：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40《土俗类·岁时》，见《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8249页。）。至明代，四月初八浴佛之日，江南乡镇村妇在佛寺举行“传经会”，更是佛教节日渗透于民间宗教风俗的明证。（注：如顾镇编辑，周昂增订：《支溪小志》卷5《杂志》2《风俗》，记常熟县支塘镇风俗云：“俗以四月初八浴佛日，于褒亲寺中，村妇为传经会。”（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257页））此外，如明代的杭州，俗尚释老。每遇相传仙佛诞辰，“多往炷香设会”。如正月六日，在南山法相寺设会；九日，在城中宗阳宫玉皇殿；十五日，吴山三官庙。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清代扬州，俗传二月、六月、九月之十九日为观音圣诞，于是民间“结会上山，盛于四乡”（注：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6《蜀冈录》，366页。）。在苏州，每年的七月三十或二十九，开元寺举行“点肉灯会”，其状甚惨。在这一天，“男女混杂，亦不可言喻”（注：张运青撰，隋人鹏集解：《治镜录集解》卷上，见《官箴书集成》，第3册，716页。）。在徽州，清明、七月十五日、十月初一这三天，民间通常有宗教性的集会，俗称“三元会”。其中七月十五日的中元会，一向在府衙仪门外举行，“招僧道多人，设坛诵经，铙鼓齐鸣，作盂兰盆大会”（注：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破除迷信示》，见《官箴书集成》，第10册，466~467页。）。可见，盂兰盆会在清代已经有佛道合流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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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佛教风俗性之会外，尚有道教之会。如元代镇江，其俗从十二月朔日开始，就鸠钱置办熏蜡之具，预结彩棚。到晦日，就命羽流设醮事，以祈福祥，称之为“天符会”。（注：脱因修，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3《风俗》，见《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2646页。）清代的大名府，其俗以三月三日为真武帝诞辰。此日，民间“多集黄冠作醮会”（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40《大名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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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风俗之会对传统的民间节日会社影响极大，有时甚至互相融合。据佛经记载，世尊见民间杀牛羊以为社，就戒之道：“地狱满塞，则坐杀害汝等，何以为社？奉斋守戒，则获福无量矣。”于是，唐代社日祭社时，往往有设斋的仪式（注：韩鄂：《岁华纪丽》，见《说郛》卷69。），显受佛教影响。在昆山，宋元时更是出现了“并社为会”的现象。如每年四月望日，为庆山神诞，“县迎神，设佛老会，以祈岁事”（注：杨纂修：《至正昆山续志》卷1《风俗》，见《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1113页。）。这是元代的记载。此条宋人作如下记述：“望日，山神诞，县迎神，设佛老，教以祈岁事，并社为会，以送神。”（注：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淳祐玉峰志》卷上《风俗》，见《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1061页。）显见，“并社为会”现象的出现，是宗教风俗与民间风俗融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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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良风俗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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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风俗性社团，固然内容丰富多彩，但难免鱼龙混杂。而在民间风俗中，鄙俗陋习亦复不少。如带有赌博性质的“花会”、“抓金钱会”，更是败坏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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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类风俗会社，史籍多有记载。赌博之戏，种类繁多，不胜枚举。诸如地摊、钱摊、铜盒子、宝添飞、花会、赌牌、掷骰、斗鸡、斗鹌鹑、斗蟋蟀，均为民间赌风所常见，而尤以“花会”最为著名。花会又称“花鼓戏”。据载，花会起源于安徽，当地人称之为“花灯虫”，大略与闽、粤两地的花会相同。此戏“编造花名三十六个，每日止开一名，听人猜买”，得隽者以一赢三十。清道光末年，花会兴起于安徽绩溪，不久盛兴于歙县，“山村水堨设坛场，聚游手”（注：刘体智：《异辞录》卷1《花鼓会吴老铭》，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400《礼部·风教》。）。在广东、福建两省，花会亦极流行。如在福建漳州、泉州一带，赌博人尚少，而花会则“合富贵贫贱，内外老少，一网打尽”（注：陈盛韶：《问俗录》卷1《花会》，58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在福建顺昌县，民间赌事甚殷，博戏极多，诸如麻雀、牌九、车马炮等，不一而足。尤其是花会，在民间最为风行。此类赌法采用押“一倍赢三十二倍”，大约分为三十六门，各门均以菩萨之名命名。于是，城乡游民，凡是遇到花会，就“卖衣典产，奔赴恐后”。在未赌之先，焚香祷神，住庙祈梦。“梦关则押关，梦岳则押岳。男女杂沓，奸盗并作，伤风败俗，莫此为甚”（注：法政学社编纂：《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第1编《债权》第3类《契约之习惯》，14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至于粤东，赌博之风更是甲于他省。除白鸽票、闱姓之外，花会一项，更是繁盛。而在北京的旗人中，赌博之风却流行“抓金钱会”，邀约他人，一同入会。（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26《刑部·刑律·杂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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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近代，由于白鸽票、山票、铺票、花会、闱姓等赌博形式需要有组织、大规模进行，因此，在这些赌博形式中涌现出了近代最早的职业赌博集团。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在花会盛行的地方，如浙江、福建、广州、天津、上海等地，都有靠经营花会票局而牟利的赌博集团。更有甚者，晚清的妇女已经广泛参与到赌博活动之中，至于在一些大城市中，许多妇女建立起了如上海“女总会”、广州“女子地铺会”一类的赌博组织。此外，在一些较为偏僻的农村，妇女参与赌博活动也相当普遍，如福建建阳妇女赌麻将成风，而在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一些农村，妇女几乎达到了“无人不赌的地步”（注：涂文学：《赌博与社会时尚近代化》，见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401~402、40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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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种鄙风陋俗败坏人心，动摇传统统治基础，所以就有一批明智的士大夫以移风易俗作为目标，进而出现了一些以改良风俗为职责的社团。这种社团，早在明代就已出现。如在西北平凉，民间百姓每遇丧事，就采用佛老之俗，饭僧道，作水陆之会，写经造像，号称“为死者灭罪”。为此，桑桂与同里之人彭会、赵天锡等，倡设礼社，称“移风社”。凡遇乡邻朋侪有丧事，“断以朱文公礼制为准。熄佛老，尚哀戚。贫者喻以义，富贵制以礼。……一求合乎中正”（注：谈迁：《枣林杂俎》圣集《桑桂移风社》，220~22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此外，还实行丧葬互助，患难相助，疾病相扶，道义相尚，德行相励，过失相规，借此移易天下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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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末，西风再次东渐，两相对照，中国的鄙风陋俗昭然天下。再加之戊戌变法，更是将改良风俗作为新政的一项主要内容。于是，一些改良风俗的社团纷纷出现，内容包括戒缠足、不吸纸烟、倡议剪发、改良戏剧、改良滩黄等等，希望通过改良风俗，以改变中国人积弱积病这种落后的精神面貌。稍加归纳，当时此类社团大致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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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振武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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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斗力尚武一向是风俗中的优良传统。民间习武之风的流行，其目的也无非是强身健体。可是，自鸦片流入中国以后，毒害百姓，导致国贫民弱，真可谓杀人无血，灭国无形。为此，一些明智之士就起而倡导改良吸食鸦片的陋俗。如在上海，曾少卿就创设“振武宗社”，寻觅鹅郎草，“绘图贴说，劝人戒烟”，借此振兴尚武之精神。有志之士，闻风响应，不可胜数，于是各埠支社纷纷成立，以广劝导。（注：李维清：《上海乡土志》第91课《振武宗社》，南京，南京图书馆，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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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戒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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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之害，人所共知。（注：如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云：“照得中国痼习，为环球所诟病者有二，曰吸烟，曰缠足。”（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劝禁缠足示》，见《官箴书集成》，第10册，466页））但习俗已久，再加之无友朋规劝之助，以致积弊难除。至清末，各种戒烟会就纷纷兴起。在福建，一些绅士发起“去毒社”，不辞辛劳，不避亲故，禁烟效果明显，颇有令行禁止之势。（注：《湖南全省应组织禁烟会交议案》，见《组织禁烟会社交议案》，清末铅印本。）而有些戒烟会，则由维新人士倡办，带有全国性的民间改良风俗会社的特色。如“戒鸦片烟会”，总会设于日本横滨的中国大同学校，分会办事之处则分别有：广东省城兴隆大街公善堂，双门底下街知新书局；香港《华字报》潘主笔房；澳门大并头《知新报》；上海大马路泥城桥大同书局；广西省城圣学会。（注：《戒鸦片烟会章程》，见《戊戌变法》（四），463~464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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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些戒烟会则带有官办性质。如上述福建的去毒社，虽以绅士为主，但亦以“官权为后盾”。所以，当湖南省组织“禁烟会”时，其中的官方色彩就更为浓厚。此会在省城组织禁烟总会一所，由绅士担任其事，专门办理省城民间禁烟事宜，作为各分会的总机关。在各府、厅、州、县设禁烟分会，在乡镇设立禁烟调查所，甚至在每团每村，亦设禁烟会社一所，“以助官力之所不及”。禁烟会社随时宣布朝廷禁烟功令，并写成浅说，处处张贴，以使家喻户晓。（注：《组织禁烟会社交议案》。）以四川为例，宣统元年（1909），四川通省巡警道专门下发白话告示，劝谕各地绅商人等设立戒烟分会。从告示内容来看，显然官方将各地的戒烟分会归入“善会”之列。告示规定，若每一分会，其吸纳的戒烟人员达到1000人或5000人以上，那么就由地方官禀请，“分别给奖，以示鼓励”（注：《四川通省巡警道劝谕设立戒烟分会告示》（宣统元年），见四川省档案馆编：《巴蜀撷影：四川省档案馆藏清史图片集》，14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为此，四川省戒烟公所就专门下发禁烟告示给南部县，明确道出禁烟已成清末新政的一部分。（注：如禁烟公所在告示中明确指出：“倘敢不遵禁令，仍复偷吸开灯，查出从严治罪，按照条例施行。科罚不论绅富，毫无情面瞻徇，更有私开烟馆，徒刑重罪匪轻。绅首书役包庇，即与犯罪同论，无论售卖吸食，统限六月肃清。”（《四川省戒烟公所告示》（宣统元年），见四川省档案馆编：《巴蜀撷影：四川省档案馆藏清史图片集》，141页））为了响应巡警道的号召，四川的南部县开始成立了戒烟分会，并向各戒烟支会颁发《戒烟册》一本，册上列有烟民姓名、年龄、住处、职业，并说明因“吃烟逐日携牌取膏诸多未便”，改为烟民每月限量到戒烟分会买领，登入戒烟册，不准私买煮吃，“违者照章处罚”（详见附表25）。从附表25可知，戒烟分会已经对当地烟民作了很好的登记，但仅仅是一种摸底调查，并不完备，诸如烟民的瘾量、月领官膏数、注册日月、戒净限期均付之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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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光绪、宣统之际，戒烟会社开始从“戒烟总会”转向“戒烟局”，官方色彩有所加强。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光绪皇帝明确下诏，“定禁烟期限，以年内为烟馆禁绝之期”。于是，一些城市纷纷设立戒烟总会，派调查员巡行各区实行劝诫。当时各区烟馆已经被勒令闭歇，另外专设“官膏店”，分别认缴“膏捐”。如果各区有私售灯吸以及官膏销多报少，那么调查员可以随时检举，呈报县署，按律拘罚。至宣统二年（1910）正月，裁撤戒烟总会，另设戒烟局。八月，江苏省禁烟公所仿照浙江省所行办法，饬各县设立禁烟分公所。三年正月，照章委定各区协赞员二人，与分公所随时联络进行。经费即以各本区膏捐移补。（注：陈亮熙编辑，陈克襄补辑：《杨行乡志》卷3《防卫志·禁烟》，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0册，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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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烟会社设有章程。规定入会之人，必须书其名姓、籍贯、居寓、仕履，以备刊登会籍之用。入会以后，不得吸烟，并须自觉禁止子弟及家人吸烟。此外，戒烟会博采戒烟良方及家传秘方，供瘾君子戒烟之用，并作“戒烟歌”、“戒烟文”，劝导戒烟。于是，随之也就出现了“戒烟店”与“戒烟药局”，主要销售戒烟药品，藉此帮助瘾君子戒烟。如宣统元年（1909），湖南长沙的烟行遵照朝廷的旨意，召集同人，公同商议，成立一个“戒烟研究会”，以“脱毒断瘾为宗旨”，立有《戒烟店条规》，其中所售戒烟之药方，经过四川巡警道监督考验，彼此稽核，互相调查。药方虽各不同，其规矩却是“总不许一家搀杂吗啡等物，贻害同胞”（注：《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商业条规》，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4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与此同时，在长沙还成立了“仁寿戒烟药局”，根据其所立《条规》所言，此药局特地将经过上海工部局考验的奇方，制成药方，廉价售卖给“吃烟诸君”，希望这些人“力行戒除，旧染咸新”，脱离苦海。为了扩大药局的影响力，药局在《条规》中专门告诫官绅商庶，让他们在购买戒烟药方时，必须“认明本药房仿单招牌，寿星为记”（注：同上书，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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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缠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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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三寸金莲，是传统士大夫畸形心理的产物。其影响所及，则使妇女为了迎合男子的心理而纷纷缠足，甚至在一些地方形成妇女结成“小脚会”一类的陋俗。如在甘肃某县，每年四月二十四日，妇女就结成“小脚会”。届时，妇女淡妆浓抹，坐于门首，均跷一脚于膝，以供游人赏鉴。或评其双弓窄窄，或称其两瓣尖尖。最小者则洋洋自得，合宅欢庆，而其门如市。在此风气影响下，阖县妇女均无大脚，间有家中妇女，其脚稍大，则“其时惟闭门饮泣，合家垂头丧气”（注：丁柔克：《柳弧》卷2《风俗各异》，8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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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妇女来说，缠足无疑是套在脚上的脚镣。时至清末，一些地方官员或出告示，或现身说法，指出缠足对于妇女之种种弊端。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湖南按察使黄遵宪在《禁止缠足告示》中，明列妇女缠足之害七条，分别为废天理、伤人伦、削人权、害家事、损生命、败风俗、戕种族。（注：黄遵宪著，陈铮编：《黄遵宪全集》第4编《公牍》，上册，532~53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而清末出任徽州知府的刘汝骥，更是以自己家中女儿而“现身说法”，指出缠足对妇女之害，以及不缠足对妇女的裨益。（注：刘汝骥云：“若以本府之言为未足深信，本府现身说法，为都人士一道之。本府有女三人，皆橐橐大足也。长女、次女，六七岁时，初亦未能免俗，聊复尔尔。继见其日夜号泣，筋骨腐烂，深以废学为懼，则毅然开放，一任其距，跃三百，曲三百，而体乃日健，而学亦大进。长女前在京师，充四川女学堂总教习，继又组织一怀新学社，成就人才无算。此不缠足之明效大验也。”（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劝禁缠足示》，见《官箴书集成》，第10册，466页））此外，由于女学的兴起，社会上更是普遍倡戒缠足，所以，“不缠足会”的崛起最早，而收效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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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缠足会或称“天足会”，以倡导女子不缠足为宗旨。天足会为英国女士立白氏所创。（注：陈典三：《劝勿缠足说》，见曾垂治等撰：《信笔文存·箴俗》，清光绪三十年刻本。）按照现有的研究成果可知，清季反缠足的组织，应以光绪元年（1875）由教会在厦门所创立的“戒缠足会”为最早，创会者为厦门教会的牧师光照（Rev.John MacGowan）。（注：林维红：《清季的妇女不缠足运动（1894—1911）》，见李贞德、梁其姿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妇女与社会》，392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按：林文提供了详细的清末各地不缠足会组织成立表，可资参看。同书，393~405页。）当时上海、广东、湖南、湖北、四川各地，均有不缠足会的组织，其中尤以湖北、湖南为盛。而湖北的“劝导不缠足会”，总会设于湖北省城，分会遍布省内汉阳、武昌、大冶、黄冈、蕲水、安陆、应山、天门等地，甚至在金陵、扬州、镇江、嘉兴亦设有分会。会员分名誉会员、赞助会员与一般会员，人数达到34人。（注：宋康复：《劝导不缠足会章程》，清光绪三十年刻本。）另据黄遵宪的记载，他在湖南任上时，亦曾与同人设立不缠足会，“编列会籍，互通婚姻”（注：黄遵宪著，陈铮编：《黄遵宪全集》第4编《公牍·士绅刘颂虞等公恳示禁幼女缠足禀批》，上册，536页。）。又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四川重庆府城，亦创立了“天足渝会”。至光绪三十年，共计开会四次。经过城乡同人分布会章、转辗劝导，加入会籍者总计已达300余家，而这些入会家庭中的女子，不缠足或者缠足以后再行放足者，亦达100余人。（注：《重庆知府禁止缠足告示》（光绪三十年），见四川省档案馆编：《巴蜀撷影：四川省档案馆藏清史图片集》，153页。）成都之“天脚会”创于光绪三十年。英国人立德乐之妻及启尔德之妻，在玉龙街龚氏蘧园开设演讲，当时赞助及临会者，均为一些官宦人家夫人及小姐，并摄影留念，刊印《勿缠脚歌》，共印送10余万张。至宣统年间，成都不缠足的女子，大约占“十之二三矣”（注：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妇女》，54页，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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