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40680
1703040681
[7] Rude，G.：Robespierre. London：Collins.，1975，p.118.
1703040682
1703040683
[8] 〔英〕德里克·希特：《何谓公民身份》，郭忠华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第99页。
1703040684
1703040685
[9] 〔英〕德里克·希特：《何谓公民身份》，郭忠华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第55～56页。
1703040686
1703040687
[10] Emmanel Joseph Sieyes：What is the Third Estate？ （ed. by S. E. Finer） London：Pall Mall. 1963，p.58.
1703040688
1703040689
[11] 〔英〕德里克·希特：《何谓公民身份》，郭忠华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第102页。
1703040690
1703040691
[12] Smith，A. D.：Theories of Nationalism. London：Duckworth.1971，p.175.
1703040692
1703040693
[13] 〔以色列〕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第88页。
1703040694
1703040695
[14] 〔德〕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马克思的社会学的基本要点》，袁志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47页。
1703040696
1703040697
[15]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2页。
1703040698
1703040699
[16]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民身份与民族认同》，载〔英〕巴特·范·斯廷博根编《公民身份的条件》，郭台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第28页。
1703040700
1703040701
[17]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9页。
1703040702
1703040703
[18]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0～12页。
1703040704
1703040705
[19]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3页。
1703040706
1703040707
[20]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4页。
1703040708
1703040709
[21] 〔英〕德里克·希特：《何谓公民身份》，郭忠华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第109～110页。
1703040710
1703040711
[22] Brubaker，W. R.：Citizenship and Nationb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Cambridge，MA，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x.
1703040712
1703040713
1703040714
1703040715
1703040716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1703037851]
1703040717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附论2 近代中国的“民族”概念及其衍化
1703040718
1703040719
——皇权、天下、革命与“民族”建构
1703040720
1703040721
“天下一统”的政治理想不仅缔造了疆域广阔的中华帝国，也塑造了古代中国“华夷一家”的“族类”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的内涵差异和不同迈向同样影响到了中国。在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先生为代表的改良派之间，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危亡和“民族”前途的论战。改良派不仅最早在中国使用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而且使这个概念具有了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所不具有的、深厚的中国特征，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和“大民族主义”的概念。这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民族”概念的基本内涵，而且奠定了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理论基础。当我们在赋予辛亥革命在推翻皇权专制、建立中华民国的过程中崇高历史地位的同时，往往低估甚至忽略了保皇党人或者立宪改良派在肇造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改良派“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的“大民族主义”，不仅是“五族共和”思想的最早来源，也是我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先声。
1703040722
1703040723
西方现代“民族”概念的内涵差异和不同迈向，对人类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现代“民族”概念辗转进入中国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视野，随即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同样产生了不可逆转的重大影响。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有关中国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对中国语境下的“民族”概念不断提出反思和质疑，认为中国的“民族”概念混沌不清，易致学术歧义与政治误解，应以更加科学、严谨、专业的词汇更替。中国语境下的“民族”概念到底具有什么含义？这些含义是如何形成的？与中国当前的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存在什么关联？这种关联又与学界对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反思存在什么联系？问题的解答，也许还要从中国历史的前“民族”时代说起。
1703040724
1703040725
一 马戛尔尼伯爵的尴尬：古代中国的“华夷”关系与“族类”意识
1703040726
1703040727
就在奠定所谓“民族主权”政治原则的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进行之际，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于1792年以向大清皇帝乾隆祝寿为名，派遣马戛尔尼伯爵一行700余人出使中国，并亲笔致函乾隆皇帝，希望双方建立“一种兄弟般的情谊”。马戛尔尼曾担任英国驻俄国公使，是18世纪经验丰富的英国外交家，然而他的访华之行却遭受惨败——虽然他们一开始受到中华帝国的礼遇，但其代表英国国王所提出的有关放宽两国贸易限制、设立使领馆等要求被乾隆皇帝悉数回绝。史学界对此事件的关注，多着眼于中外礼仪之争，认为由于马戛尔尼拒绝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惹怒了乾隆皇帝；而乾隆皇帝在给乔治三世的回函中自称“天朝”，该函被视为清政府狂傲自大、愚昧无知、闭关锁国的经典文献例证。但是在笔者看来，无论是马戛尔尼的“尴尬”还是乾隆皇帝的“无知”，恰也正是古代中国的“华夷”关系与“族类”意识向现代“民族”转化的源头和起点。
1703040728
1703040729
“华夷”之别与“族类”之分，在中国古已有之。早在周朝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了“五方之民”（中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华夷”“族类”之别，“多着眼于文化之殊别”[1]而不重视血缘、语言上的区别，所谓“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2]。
[
上一页 ]
[ :1.7030406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