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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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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多年,大半都在与晚清士大夫缠磨于古今中西之变的感慨苍凉之中。因此积久而发为论说,其间的一得之见便多以这段历史里的士人与世相为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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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千多年的自成路轨之后,晚清中国因中西交冲而脱出了旧轨。时人称之为“万国梯航成创局”,称之为“天地自然之运会至于今而一变其局”,称之为“智勇俱困之秋”,说的都是不能用历史经验来对付的陌生和蹇迫。而七十年中立起于陌生和蹇迫之间,自觉代表中国社会回应西潮逼来的,则始终是传统文化养育出来的士大夫。在当日统称“四民”的人口中,他们是忧时的人,也是先觉的人,随后,在回应西潮逼来的漫长过程里,他们又成了最深地卷入了历史变迁的中国人。19 世纪 60 年代,曾国藩以“师夷智制船造炮”说借法自强,沈葆桢以“万不得已之苦心,创百世利赖之盛举”说借法自强,用意都在取新法以守护旧物。而二十年后王韬议时政,已主张“取士之法宜变”,“练兵之法宜变”,“学校之虚文宜变”,“律例之繁文宜变”,他也在回应西潮,但笔下的这一串排比的“宜变”则显然地说明,借来的西法正在化作尺度,并被直接用来规范本自另有一种尺度的中国。至 90 年代康有为、梁启超引“万国行立宪之政”比中国,从西方移入的是“明定宪法,君民各得其分”。同时的严复取“天演公理”说物竞天择,其笔锋扫过,摧折的都是儒学义理。他们志在借西法以尊中国,然而由此牵动天下,以取新卫旧为愿想的过程已不能不一变而为日趋日急的除旧布新。从曾国藩到康有为,其间的前后相连和前后相异非常明白地显示了同一个社会群类的一变再变。这是一种在节节回应里生成的节节嬗蜕,而晚清的士大夫则因之而成了当日变化最剧烈的中国人。与这种剧烈变化相伴随的,同时是士大夫群类在整体上由分化而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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