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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无以对百姓，又无以谢清议，而事之能了不能了，尚在不可知之数，乃知古人之不容于物论者，不尽关心术之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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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五天，他再说津案引发的苦恼，而能够写得出来的却只有一声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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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已裂矣，亦不复深问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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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九年的曾国藩，已经以事功成重臣，在当日的朝廷之内和朝廷之外，他都是人们心中的宿望和元老。但置身于一世之清议面前，他仍然是一个战战兢兢的人。“乃知古人之不容于物论者，不尽关心术之坏也”，说明曾国藩未尝不知道清议中会天然地内含着苛论。而身遭訾议之际，他所能做的，只有忍受和顺受，把咽得下去的东西与咽不下去的东西都咽下去。清议中天然地包含着苛论，因此，敬而畏和惧而畏都会有不自愿。然而正是这种不自愿，迫使传统中国已在治天下和将要治天下的士大夫群类常在紧张和惕厉之中。作为握有政治权力和影响政治权力的人物群，他们是中国社会里万千人的支配者；然而他们感受的紧张和惕厉则同样出自中国社会，是随权力而来的一种当然的匹配物。因为随权力而来，所以紧张和惕厉都不是个人所能剥离的。奕管夷务之日，曾以“宁可以身当祸，断不能受万世之讥评”8 自明其志，短短的一句话里，包裹着异乎寻常的沉重。他手里的权力大，与此相对称的，是他精神上承受的紧张和惕厉也大。阅读这些历史人物在清议压力下呈露的心理世界，可以明白地看到：因清议的是非管束和善恶管束而产生的由敬而畏和由惧而畏，其真义都在于使士大夫群类中的每一个个体了解自己的不圆满性和有限性，并因此而懂得，在这个世界里有着他们不得不怕的东西。人多了一点害怕，便会多一点谦卑，少一点恣睢，而后，他们握有的直接权力和间接权力才不会过度肆张。这个过程可以造就君子，也容易产出伪君子，然而士大夫公然践踏礼法而面目狰狞，一群一群地甘居下流，则未之见也。清议从整体上用管束塑造了士大夫，其程度和限度都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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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议是士大夫的自我管束，但自另一面而言，裁断、纠正、评判、界分、褒贬，其间的题目都是以天下为视野，又是以天下为对象的。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和事是士大夫的议论所不能到达和不能笼罩的。它们的关怀所在与庙堂的关怀所在相一致，因此，清议虽是士人的群议，却久已被引入庙堂，成为政治结构中的一部分。清议引入庙堂，同时产生的是一朝一朝的言路和谏官。在中国人的政治传统和政治理想里，因为清议重，所以言路和谏官也重。欧阳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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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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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中的谏官应当是一种清议的人格化。他们据有言路，自觉而且执着地把士大夫群体的意见、意识、意志和主张送到帝王的面前。就其本意来说，谏官“与天子争是非”，其实是士大夫群体与天子争是非。因此，从宋代到明代，谏官常常成为庙堂里最高亢的一群人，而天下人从庙堂之外远看庙堂之内，谏官也常常成为最醒目的一群人。高亢和醒目交相为用，其间的异乎寻常，是明人因言事而受责扑，“有以廷杖几次署为衔牌以相夸诩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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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19 世纪中叶以前的清代，是一个言路不振的时代。康、雍、乾三朝因文字致祸而家破人亡的事经常发生，读书人便无章法可循。“与天子争是非”本以讲理为前提，但文祸的用意却在一意摧锄。君权一意摧锄士人的矫激，则矫激被压抑，言路也被压抑。随之而来的是长久的士林不倡风骨气节。咸丰年间孙鼎臣处已乱之世，追想明代“四海无不可言之人，百官无不有当言之责”，致“天下之士，闻风慕义，感慨奋发，争自树立”，称为“知立国之本”。而后慨乎言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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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乎！世道降而风俗衰，士不知名节之可贵久矣。天下之气靡然澌灭，不鼓舞激劝之，犹借口明季之失，以言为忌，不可痛哉！彼亦思天下之气则何以靡然澌灭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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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言为忌”是对士大夫的窒息。而孙鼎臣在天下板荡之日追咎“以言为忌”，正说明了士大夫的议论是一种不可久窒的东西。在他之后，这一类思考和陈述越来越多，12 它们与内战的困苦相激荡，也与中兴的期望相激荡，至光绪初年，言路一变而节节发煌，于是“清流”之名目勃勃然起。《清史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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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吴大澂、陈宝琛好论时政，与宝廷、邓承修辈号“清流党”，而（张）佩纶尤以纠弹大臣著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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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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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体芳、宝廷、（张）佩纶与张之洞，时称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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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之名所对应的，是光绪一朝以庙堂言论自标风格的人物群。当日之翰詹科道称清班，讲官和谏官都聚于此。在清代的法度里，他们是可以在皇帝面前发声音的人。庙堂里的声音能够传得很远，其间以文字激扬重造高亢的人物，便会以文字激扬重现醒目。因此，用古已有之的“清流”一词指称当时的言路中人，本是一种没有精确尺度的类分。《清史稿》罗举了为清流先开风气的一群人，而在时人的论述和后人的追述中，可以同他们归入一类的，至少还有刘恩溥、盛昱、文廷式、王仁堪、丁立钧、黄绍箕、王懿荣、陈启泰、孔宪谷、周德仁、何金寿、李慈铭、李盛铎，以及朱一新、屠仁守、王鹏运等等。《异辞录》则归纳更广，称“监察御史赵启霖、赵秉麟、江春霖者以敢谏著称，夙标清流之目”，这三个人立起于言路，其实已在光宣之交了。14 不同的叙述把不同的人物归入清流之内，加上当日依附于清流的各种人物，遂使清流之名的象征意义更多于识别意义。这些人才情有不同，志节有不同，识度有不同，性气有不同，并且年辈不同，遭遇不同，但在光绪朝里，却都曾经做过引儒学的大义争天下之是非的事。在长久的言路不振之后，他们各做一己之嘹唳，而由此形成的劲气辐辏，则能于前后相接中播染风气，为传统中国的言路重造出最后一派声光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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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堂里的清流以士大夫的清议为源头。因此，裁断、纠正、评判、界分、褒贬最容易直接化为道德评论和道德判断。清与浊由此分，而纠弹和搏击也由此起。以御史居朝官之间的邓承修当时被人目为“铁汉”，出处全在于笔下的凌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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劾总督李瀚章失职，左副都御史崇勋无行，侍郎长叙等违制，学政吴宝恕、叶大焯，布政使方大湜、龚易图，盐运使周星誉诸不职状。会边警，纠弹举朝慢弛，请召还左宗棠柄国政。逾岁，彗星见，则又言宗棠莅事数月，未见设施，而因推及宝鋆、王文韶之昏眊，请罢斥，回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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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弹章中有“论广东贪吏”一折，“推论至六十年前，累累凡百余人”。15 他凌厉得非常严刻，又严刻得非常认真。以此为风格，本是常人不容易做到的。但当清流全盛之日，这种风格却曾是言路里的一种共相。出身宗室而被目为清流的盛昱，“为讲官未半载”即“数言事”，以其一击再击，被“士论推为謇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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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浙总督何璟、巡抚刘秉璋收降台匪黄金满，盛昱劾璟等长恶养奸，请下吏严议，发黄金满黑龙江、新疆安置。尚书彭玉麟辞官不受职，劾其自便身图，启功臣骇蹇之渐。浙江按察使陈宝箴陛见未行，追论官河南听狱不慎，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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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犹是笔锋小试。至“法越构衅”，他以一折“劾枢臣怠职”，造成朝局翻动，使军机处里的重臣纷纷出局，16 则可谓以笔底锋芒移山倒海了。清流以纠弹为风采，源起于激浊扬清的一派凌厉便很容易指目达官，派生出台谏以摧折大员为快事的风气。因此，与盛昱相类似的，还有黄体芳、宝廷劾工部尚书贺寿慈，张佩纶劾吏部尚书万青黎、户部尚书董恂，陈宝琛劾户部侍郎崇礼等等。这些人之所以被牵入弹章，一半是因为行为出轨，一半是因为官阶太高。恽毓鼎后来作《崇陵传信录》，描述当日清流声势说：“松筠庵谏草堂，明杨椒山先生故宅也，言官欲有所论列，辄集于此，赤棒盈门，见者相惊传，次日必有文字。”17 以常理相推度，能使言官兴师动众的当然不会是小事情和小人物。在这些情节里，清流的奏疏都在以文字造秋霜之肃杀，而秋霜之肃杀所映衬的，则是一种矜名节尚骨鲠的气象。张之洞说：“夫憨直激切之言，或不干谴怒，而招怨必多，于国则利矣，于身何利焉。愚则愚矣，谓非忠乎。”18 “憨直激切”正是其时用来扬清激浊的东西，所以憨直激切能够为那个时候的言路立榜样。后起的安维峻“崇朴实，尚践履，不喜为博辩”，本来不是一个善作言论以惊一世之耳目的人。而光绪十九年由编修转御史，遂为憨直激切所化，一变而有“殿上苍鹰之目”，“未一年，先后上六十余疏”，以勇于搏击而“直声震中外”。19 这种前与后之间形成的感应、聚合和绵延，使光绪一朝的前期和中期，言路始终能在响声不绝中成为天下人注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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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好为弹击，但身居言路，他们又是和人君之喜怒离得最近的人。因此，他们常常要直面人君之喜怒，并在这种场面里以一己之心显出各自的常度和本色。同治末，“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诬民为逆，击杀多人，虚饰胜状，为左宗棠所劾”。御史吴可读继起，“陈其罪有可斩者十，不可缓者五，寻逮问，谳上论斩，廷臣请改监候。可读愤甚，复疏争，请斩成禄以谢甘民，再斩臣以谢成禄”。言路因愤而激，然而“成禄夙有宫中之援”，因此言路愤激遇到的是帝王“暴怒”，同治至“谓吴可读欺负我，大哭”，并“非要吴脑袋不可”。“暴怒”和“大哭”都已不讲纲纪体统，言官遂成了受重谴者。迨同治死，光绪继位，其间的统系宗法之争又使得这个故事能够在另外一个场景里延续下去：“光绪五年穆宗奉安惠陵”，吴可读“自请随赴襄礼。还次蓟州，宿废寺，自缢，未绝，仰药死，于怀中得遗疏，请为穆宗立嗣事”。20 此谓之“尸谏”。同治要吴可读的脑袋，吴可读则从容一死为同治争“大统”。在这种对比里，臣下以自己的守纲纪回答了帝王的不守纲纪。陈宝琛后来以诗记其事曰：“宁期再出殉龙驭，秦良卫史公所型。同时四谏接踵起，欲挽清渭澄浊泾。”21 他用“接踵起”连接前后，把吴可读看成清流群体的精神前导。这种心灵上的相印，曾使他从局外涉入漩涡，因午门一案而与张之洞一起成为清流人物中最先直面人君之喜怒的人。《方家园杂咏纪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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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五年（按：应为光绪六年），慈禧遣阉人赴太平湖之旧醇王府，出午门。凡阉人出入例由旁门，不得由午门，值日护军依例阻之。阉持势用武，护军不让。阉归告慈禧，谓护军殴骂。时慈禧在病中，遣人请慈安太后临其宫，哭诉被人欺负，谓不杀此护军则妹不愿复活。慈安怜而允之，立交刑部并面谕兼南书房行走之刑部尚书潘祖荫，必拟以斩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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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君权与法度的冲突便成为人臣的一个难题。其时以工部尚书做皇帝师傅的翁同龢在日记中说：“昨日午门案上，圣意必欲置重辟，枢臣力争不奉诏，语特繁。今日命传谕内务府、刑部堂官，仍须加重罪名也。”随后比类历史而深忧之：“窃思汉唐以来，貂珰之弊，往往起于刑狱。大臣无风骨，事势渐危，如何如何。”方内旨催逼之日，肝火极旺的西太后曾抱病召见不肯枉法的刑部尚书潘祖荫，“斥其无良心，泼辣哭叫，捶床村骂，祖荫回署，对司官痛哭”。22 哭声出于刑部，正说明了深宫里的盛怒是一种不容易抵挡的东西。太监和护军争殴本属宫中细事，却因君权的牵动而成为“枢臣不能解，刑部不敢讯”的朝廷困局，而后太监和护军之是非便成了言路不可回避的题目。正在翰林院里做讲官的陈宝琛和张之洞因此入困局，同日“上疏切论之”。23 深宫庇内监，而言路之“抗疏沥陈”则援引二百年事例，以阉竖弄事为纲纪之大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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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宫府肃清，从无如前代太监假窃威福之事。盖由列圣防驭之严，二百年中，但有因太监犯罪而从严者，断无因与太监争执反得重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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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此案在皇上之仁孝，不得不格外严办，以尊懿旨，而在皇太后之宽大，必且格外施恩，以抑宦官。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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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理路与翁同龢在日记中的忧思一样，都不喜欢西太后以爱憎乱刑法。但在翁同龢是私议，他们则已经把私议引入言路而变为庙堂里的公议。因此，与“枢臣”和“刑部”的以事论事相比较，清流人物的奏论更显然地代表了士大夫的清议。当日中国士大夫以敬天法祖为通则，帝王也以敬天法祖为通则。是以举“列圣”为大道理，由一案之轻重说祖宗之家法尤能醒神而制怒，使西太后的肝火降下来。结果是懿旨从轻发落护军。翁同龢在日记里称作“涣然德音，海内欣慰”，并夹叙夹议说：“前日庶子陈宝琛、张之洞各有封事争此，可见圣人虚怀，大臣失职耳，既感且愧。”同样感触的还有奕。他以亲王做军机大臣领班，当午门一案“枢臣不能解”之际，他正是枢臣之首，其间的窘苦一定会比别人更深。因此陈宝琛和张之洞奏章既上，他一见而激赏之，“示同列”曰：“若此，真可谓奏疏矣。”25 君权和法度之间的困厄得言路抗疏而解，说明了维持纲纪之不能没有义理。所以，即使言路与政府常常相水火的年代，也能有政府对言路尊严的钦敬与亲近。在这个例子里，陈宝琛和张之洞以各自一折为西太后正乖错，然后全身而退。但就当日的总体而论，这种结局圆满的事其实并不常有。六年后御史朱一新同样以“抑宦官”为题目作文章，由“我朝家法，严驭宦寺”起讲，而后专论“今夏巡阅海军之役，太监李莲英随至天津，道路哗传，士庶愕”，引“唐之监军”以为鉴。“疏上，太后怒，诘责”，继之“诏切责，降主事”。26 在他之后，还有御史屠仁守“请太后居慈宁宫，节游观”招来“严责”，并“革职永不叙用”；御史吴兆泰谏修颐和园而致“太后怒，罢其官”；御史安维峻以“遇事牵制”入奏章，深触西太后之忌，奉旨“革职发军台”，等等。27 这些人一个接一个起于台谏，又一个接一个因言获罪，在降职、革职和遣戍中离开了台谏。言官常常讲而西太后常常怒。他们的遭遇，既说明言路直面人君之喜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说明言路声光未熄之日，总会有人甘心执义理直面人君之喜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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