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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01 清流人物因“欲正纲纪”28 而为人君纠乖错，并因此而常常招来怒目相向，但也因为“欲正纲纪”，他们又是那个时候中国最自觉地怀抱尊王意识的人。从咸丰到同治，绵延十多年的内战做成了一种国家权力下移之势，并由此造就了疆吏的积重而积大。因此，清流尊王，便不能不与疆吏相敌。由此引出过许多激昂和过度激昂。光绪初陕西“荒旱”，巡抚谭钟麟因“办理未善”被弹劾。而奉旨复奏之际，被弹劾的一方挟受谤之忿“哓哓置辩”，一层一层指说其间的出入，不肯自甘委屈而息事宁人。清流所不能容忍的，尤在于这种地方。因此，本来与这件事了不相涉的张佩纶以气类相呼应，接连而起再做弹劾，并置事理之本末曲折于一边，转而专论谭钟麟的“骄蹇”：“抚臣责任封圻，不能上感天和，下弭隐患，致所部兵荒迭起，是即物议不滋，犹当兢兢循省，以奉职无状深自引咎。奈何恃恩而果于自信，负气而轻于诋人，推其用心，岂非塞呼吁之路而以清问为多事乎？”在这些文字里，儒学的道理都化作了言官以盛气与疆吏相对峙。盛气迫人，则处处峭刻，由小问题里弄出大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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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03 谭钟麟从政甚新，本无旧劳宿望，乃幸诏书之宽大，敢辨给喋喋于君父之前，此诚不学无术者之所为。倘疆吏相率效尤，恐外重内轻流弊伊于胡底。臣职司记注，不得不据理纠绳。若皇上因谭钟麟居官尚有微长，不加严谴，亦应特降谕旨申饬，庶知朝廷自有纪纲，不得逞意气之偏而开骄蹇之渐。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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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05 张佩纶说是“据理纠绳”，但谭钟麟所感受到的，肯定不是据理纠绳，而是迎头一掌。清流人物比帝王拥有更多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以此测度“外重内轻”之“流弊”，便常常会比帝王想得更深更远，其督责也常常更峻更刻。后一年，宝廷论时事，曾罗举“迩来旨下各部各省议行事，率任意延宕，阅时甚久，视上意渐解，则含糊覆奏，或竟置而不答”。而于“奉旨覆奏事件，每多方掩饰，不肯据实自陈，甚至割裂例文，傅会成案，强籍以伸其说”，以为是可忍，孰不可忍。“延宕”、“傅会”、“强籍”都是用怠玩以对诏旨，其间既没有诚意，也没有敬意。所以，他由此深入，以“皇上尚在冲龄，皇太后深宫高拱，外事罕闻”为对比，反照种种“恣为欺蒙而不识顾忌”，一一归之于人臣“轻朝廷”之心。宝廷本是清流中的厚道人，但论事至君臣纪律，则不觉失其厚道而既愤且急，期期以为“时政至宽，当救以严”。30 “严”以救“宽”出自清流的奏议，是清流人物用自己尊王的意念做范本，激烈地追究别人以臣事君的敬惮和敬诚。虽说言路发舒，疆臣被议，部臣也被议，然而以当日的事实做衡量，宝廷奏疏中所罗举的“恣为欺蒙而不识顾忌”多半只有疆吏才有腕力做得出来。与部臣比，光绪一朝的疆臣拥有更多绕出了旧章的利权，也因之而能有更多不依旧章的意志。两者都使他们更容易不照规矩自做方圆。而由此获得的是一种朝廷官制里所没有的自主。在一个内忧外患迭相起伏的时代里，疆臣用这种办法管吏治、民生、财赋、兵事、刑政、洋务，一面为朝廷守一方之土地疆域，一面又与朝廷的旧例成法自立异同，扞格抵牾。其中的一部分，便化为言官眼中的轻量朝廷。这种局面是历史过程遗留下来的，这种局面又正在支配着当日的实际过程。因此，庙堂里的政令虽然常常在地方受阻格，而君权苦于掣肘却不得不一次次地对疆吏“曲为允从”。31 以此为对比，则清流居言路，既不涉历史过程，又不入实际过程，他们是一群不在掣肘之中的人，然而他们手中的义理一定要为天下分是非而立准则。因此，君权对疆吏“曲为允从”，而清流执内外轻重之辨，却不肯对疆吏曲为允从。光绪九年邓承修劾山西布政使方大湜而词连李鸿章，其中一段话说：“方今庙堂之上，雷厉风行，官严吏肃，已有澄清之机，惟外省督抚监司，玩法任情，骄蹇如故”，以至“但得疆吏一语，则诏旨皆属空文”。32 与宝廷“各部”和“各省”并举而统论之相比，邓承修把朝官与疆吏区别开来，为的是突出后者的恢张。疆吏更多恢张，作为直接的回应，则是清流和言路更多胸中的不平。彼时的国家权力结构已被内战打得脱榫，于是，在六部不能用旧章罩疆吏而朝廷不能用祸福驭疆吏之后，清流群体便成为当日中国以义理制裁疆吏的最急切和最执着的一方。黄体芳曾以人君“奖励台谏，则督抚不敢轻朝廷”入奏疏，33 其心中着力的正是这种执着的制裁意识。而后，一面是疆吏放开手脚，各是其是；一面是言路以鹰瞬之态注视疆吏而愤然愕然。在传统的政治制度里，权力本来应当由权力管束，所以台谏与疆吏相敌并不是一种应有的政治景象。但在一个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开始失序的时代之中，尊王出于言路，是以尊王只能靠义理，义理与“骄蹇”的对峙便成为那个时候常见和惯见的景象。从光绪初年到光绪中期，台谏指名纠弹督抚而为《东华录》所收录的，先后有王昕劾杨昌濬、张佩纶劾丁宝桢、张之洞劾刘坤一、吴镇劾丁宝桢、刘锡鸿劾李鸿章、文硕劾左宗棠、文硕劾杨岳斌、陈宝琛劾张树声、李肇锡劾曾国荃、德润劾李文敏、张观准劾涂宗瀛、陈启泰劾涂宗瀛、邓承修劾李瀚章、邓承修劾李鸿章、刘恩溥劾冯誉骥、张佩纶劾林肇元、周德润劾倪文蔚、赵尔巽劾左宗棠、邓承修劾裕宽、屠仁守劾卞宝第、秦钟劾潘蔚、孔宪谷劾陈士杰、张人骏劾陈士杰、叶荫昉劾鹿传霖、梁鼎芬劾李鸿章、蒋镇嵩劾卞宝第、刘纶襄劾倪文蔚、张廷燎劾裕宽、徐致祥劾张之洞、洪良品劾李鸿章、钟德祥劾刘秉璋、安维峻劾陶模、安维峻劾杨昌濬，等等。名列其间的张之洞本是清流里的健者，而一朝外放做巡抚总督，则滋味全变，转身之间也成了被弹击的人。这些奏疏都见于明发上谕，是皇帝所公布的。但明发上谕是一个有限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外，言路劾疆吏的奏章显然还要多。若加上合天下督抚为一类而通论之的纠弹文字，则会更多。在这种一劾再劾和此呼彼应里，光绪一朝疆吏中以强人和能人著时名者，很少有人能脱出罗网而身心俱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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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07 然而以义理与“骄蹇”相对峙，言官的纠弹大半都校正不了疆吏。沃丘仲子曾为董恂作传而侧写了京师达官为清流所苦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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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09 （董恂）接人鲜礼意，京师呼为董太师，拟之董卓，状其骄也。以户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群众子弟，好行不法，恒在倡寮捶楚游客。其次子，至为巡城御史朱潮所杖，讪谤大作，恂耻之。值议伊犁俄约，遂主战，冀附清议，而张佩纶拒之，屡被劾，乃乞休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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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11 “乞休去”是不得不去。他由傲慢自负而变为颓然废然，非常真实地反射出张佩纶笔底的锐利和身上的霸气。以这个例子做对比，则远离庙堂的疆吏虽多被弹劾，而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进退行止却都不是言路所能够左右的。帝王居九五之尊，天然不会喜欢疆臣自立异同和各是其是，因此清流以尊王为大义本应能得时君之心。但疆臣的自立异同和各是其是都产生于一种不平衡的权力结构，并且附着于这种不平衡的权力结构。君权面对这种不平衡，却又无力重造出新的平衡。是以台谏把“曲为允从”看成异样，言之愤愤，而以帝王为立场，则是因为无力重造平衡，所以不得不以不平衡应对不平衡。由此产生的矛盾在于：清流手中的义理可以管疆吏的品性，但疆吏的“骄蹇”，毛病本来不关个人的品性。而在君权无法为权力结构重造出一种平衡的地方，义理也无法为权力结构重造出一种平衡。所以言路为尊王而与疆吏相敌，其一劾再劾同时要面对人君对疆吏的“曲为允从”和“督抚则积习相沿”，35 依然故我，并因此而两头不能着力。于是一种内轻外重不能不引出另外一种内轻外重，时人总括而形容之曰：“弹疆臣如撼山，参廷臣如拉朽。”36 对于尊王的清流人物群而言，这种对比里内含的是深深的挫折。而其间因挫而激，因激而僻，又常常会唤出意气，使言路与疆吏相敌之际，立论和推论都走向失度。随后是言路成了被申饬的一方：邓承修论中外赏罚失准而致疆吏“轻量朝廷”，诏旨斥为不实；文硕劾疆吏“各存门户之见”，诏旨斥为“任意吹求，措词失当”；黄体芳劾“李鸿章治兵无效”，忤旨左迁；梁鼎芬“参劾李鸿章，摭拾多款，深文周纳”，奉旨交部“严加议处”，37 等等。这种因尊王而受申饬的事说明：清流和言路在道理中，帝王在世局中，而世局的判断常常不能守道理。然而，申饬之后，清流和言路的弹击还会再起。就尊王的意愿而言，这种劲而且韧是没有结果的；但就尊王的本意而言，这种劲而且韧又是当日中国所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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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13 以尊王为旨意所派生的各种题目，使光绪一朝的清流和疆吏常常处在两端。相比于清流以督责为风节，从内战中崛起的那一代疆吏其实更多一点士人对士人的恕道。张之洞立庙堂之日曾劾两江总督刘坤一“嗜好素深，比年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彭玉麟与之筹议江防，颇为掣肘”。除了“嗜好素深”一节之外，这些文字描述刘坤一的负面都缺乏实证性和精确性，皆非刘坤一所能甘心收受。然而十二年之后，已经做了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被人弹劾而轮到刘坤一奉旨“确查”。以当日张之洞漫无边际的笔锋括扫为比衬，则刘坤一办“确查”，命意全在于举事实为洗刷，而后的复奏以“臣维张之洞学有体用，识达经权。仰蒙圣主特达之知，畀以圻疆重寄。该督系怀时局，力任其难”38 为总评，其中看不出一点旧日的芥蒂。同一类例子还有张佩纶会办福建防务而大败于马江，言路群起痛劾，而切齿之怒骂多出自本属旧识的清流。39 在一片骂声里有心为他留一点余地的，却是奉命查办的左宗棠和杨昌濬。结果是左宗棠和杨昌濬也被连累，受到诏旨“语多含糊”和“意存袒护开脱”的切责，并“传旨申饬”。40 身为疆吏，左宗棠和杨昌濬都受过清流和言路的弹击。所以，就个人而言，其“意存袒护开脱”与刘坤一为张之洞做洗刷一样，都可以看作心地之宽厚。然而这些人分别代表了彼时疆吏的典型和清流的典型。因此，在个人品性之外，他们又以自己的典型性为这一类人际之间的往来曲折提供了一种更富深度的说明，使人可以具体地看到，光绪一朝的士大夫，清流负天下之重望而以峭刻为群体形象；疆吏居天下之重心而以骄蹇为群体形象。其间的颉颃和忿争常常造成士大夫内里的激昂和紧张。但只要引发颉颃忿争和激昂紧张的题目仍然出自历史经验中的已有和固有，则士大夫群类便在整体上依旧共处于二千年儒学留下的范围之内，并因之而依旧共有着本源上的一致。所以，颉颃、忿争、激昂、紧张都不足以造成中国士大夫真正意义上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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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15 然而光绪一朝继咸丰、同治而来，洋务正在成为一世之要务。时当“万国梯航成创局”演为中国人的“智勇俱困之秋”，41 士大夫中的先识世变者不得不一个一个地卷入洋务，亟亟乎以借法图自强。但由借法自强引入的历史经验之外的东西，又在抉破二千年儒学留下的范围。而后形成的洋务与清流的对峙，便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促成了中国士大夫的历史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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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20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1703041463]

1703043121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二　清流与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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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23 以洋务为内容的历史过程起端于中国人一败再败于泰西，时人谓之“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42 当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之后，借法的本意是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因此借法自强以取彼之长，以新卫旧为愿想。43 在这种愿想里，借来的东西是一种被限定和被配置的东西，而后“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44 才能成为预立的旨意，并经简约化而概括出“中体西用”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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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25 然而这种预立的旨义与借法以图自强的实际过程常常会不相符合。一方面，在中国人的社会里，体与用是连在一起的。由几千年岁月累积起来的历史、文化、观念和政治、经济、习俗，都是体之所在即用之所在。这个社会显然没有留出一个可以渡让的空间，用来接纳借入的西法。因此，借入的西法移接到中国只能是楔入。当时人比为“异端”而以“光怪陆离”45 视之，正反映了楔入的东西总是夹生的东西。另一方面，中国人取西法出自选择，所以西法自始即被预想为一个一个的。然而按其本性和本相，则因直观所见而被分为一个一个的西法，其实是以因果交织和相互联结为存在状态的。由此构成的是欧西那个世界里的本末和体用。于是从选择开始的取西法，必然会变为一种西法带来另一种西法的过程。因此，就前一面而言，西法的楔入无异于强入，在它所到的地方不能不要求中国社会原有的物事让路；就后一面而言，西法的楔入无异于扩张，其间的派生和递进既会从广度上突破本来的限定，也会从深度上突破本来的限定，以此次第舒展，由预想之内的东西牵到预想之外的东西。这两个方面都说明：为自强而借来的西法，首先造成的是对中国人自身的冲击。而后，借西法的中国人遂因冲击而催生出自己改变自己的意识。先入洋务的李鸿章曾以“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46 作中西之比，而等到借法稍久习染渐深，则议论一变而为“内须变法”、“及早变法”、“今日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47 其意向所指，显然是以“文武制度”为“须变”的大端。同他相比，醇亲王奕素以痛恶夷人夷事为本来面目，而受命主管海军之后，却一变旧日尺度，转过头来追问：“议者动云祖宗时所无，独不思方今天下局势，岂开辟以来所有哉？”48 其意思已是变祖宗之法为并无不可。这些议论正在使借法的过程以“诸国富强之术”变“中体”，而由彼时多数人的眼光来衡量，则不能不归于“用夷变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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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27 因为西法是楔入的，又是扩张的，所以“内须变法”在理路上总是一段一段地否定中国人的旧法。三十年之间，“时文帖括”、“章句弓马”、“言官制度”、“兵制”、“文法”、“陈法”、“成格”、“旧规”、“法度”、“官制”等等都曾被办洋务的士大夫拿出来指指戳戳，因其不合时而证其不合理。然而以洋务为总称的借法自强又是一个从器开始，并始终以器为中心的过程。与器相关的东西大半都在形而下。因此，与后来康有为“全变则强，小变仍亡”49 的横无际涯相比，“内须变法”的着眼点始终起于局部又止于局部，其间的旨趣都不在理论思维的推导和构想。由于没有理论，种种“变计”都各成一片而编造不出一个总体的观念。但中国人的“成法”是从中国人的历史和社会里产生的。在二千多年的兴废、沿革、变迁、承接之后能够长久地留得下来而被统名为“成法”的东西都有过自己的历史理由，它们因之而根须深入，在当日的中国已是一面与传统相表里，一面与士大夫相因依。所以，借法演为“变法”，虽然没有用一个总体的观念自为标张，而其一节一节地与旧法相冲撞，则不能不一次一次地与传统相冲突，也与士大夫的多数相冲突。由此发为声音，最终都会转化为清流、清议与洋务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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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29 吴汝纶曾说：“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50 其个人态度显然并不喜欢清流。然而三十年之间，清流骂洋务，洋务也在骂清流。而与清流以守护为本位相比，洋务更多一点进攻意识。“时文帖括”、“章句弓马”、“言官制度”以及“文法”、“陈法”、“旧规”等等在西法比照下尽成当日之时病，都是因人而显现出来的。所以由洋务而议法，则议法的过程一定又是议人的过程。李鸿章说：“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又说：“西洋各国兵饷足，器械精，专以富强取胜，而中国虚弱至此，士大夫习为章句帖括，辄嚣嚣然以经术自鸣，攻讦相尚，尊君庇民，一切实政，漠不深究。误訾理财之道为朘利，妄拟治兵之人皆怙势，颠倒是非，混淆名实。论事则好从苛论，任事则竞趋巧伪，一有警变，张皇失措。俗儒之流弊，人才败坏因之，此最可忧。士大夫读万卷书，每好苛论时政，究之坐而言者，未必起而行。”51 这些非议和痛责都是从整体上把士大夫作为对象的。郭嵩焘当日以洋务与李鸿章相呼应，由西国事理说中土人情，则持论往往更激：“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至“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而“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两相比较，则“不知其何心也”。52 这种深度撞击也是从整体上把士大夫作为对象的。同李鸿章和郭嵩焘比，曾纪泽以外交见长才，是一个办洋务而很少为清议所窘迫的人物，然而其内心则深深地痛恶清议。光绪四年他奉旨使西，有过一段直截而且锐利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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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31 今世所谓清议之流，不外三种，上焉者，硁硁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附会理学之绪论，发为悬虚无薄之庄言，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持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以媢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就三种评之，此其下矣。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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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33 他虽然把清议分作三种次第而论述之，但每一种论述的结论都是否定的。比起当年曾国藩以“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自做刻责的既敬且畏，曾纪泽对于清议的放手排揎已纯然是表达一种蔑乎视之。后来奕痛恨台谏，譬为“外敌之窥伺易防，局外之浮嚣难靖”，深愤“言路至近年庞杂已极，辩给深文曲笔恣意所为，庸暗者随波逐流联衔沽誉”，而“借题发挥，又有倒峡燎原之势”。54 其痛恨和深愤里显然也包含着对于清议的极度蔑视。若以千年以来“一玷清议，终身不齿”的旧准尺做衡量，则这种变迁正在用非常显目的方式说明：以洋务为内容的历史过程正在使清议失去对于士大夫的整体管束力。由此造成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裂罅。随后，不受管束的这部分士大夫便不会再有敬畏。而失去了整体管束力的清议也面目渐变，不复再成为本来意义上的清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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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35 洋务中人从整体上批判中国的士大夫，并因之而集矢于清流和清议，其主要的理据在于一方的识时务和另一方的不识时务。其实，身在中西交冲之世而多见彼族之以力相扼不止不息，清流人物不会全然不肯识时务。一个曾与陈宝琛常相过从的京官后来追忆旧事说：“当中法未战之前，陈弢老正在提倡清流，于洋务极意研究。曾借译署历年档案，而属余分手抄之，余遂得习知故事。”55 而宝廷光绪八年主持福建乡试，事后奏报特举“生员杨仰曾者，留心时务，颇知兵法，兼明算学”，并能“自造新器”，而后深惜其“未经中式”，是以特为保荐，“拟乞天恩，将生员杨仰曾发交北洋大臣李鸿章差遣，如实有可用，即乞破格恩施，量才器使”，以“为留心时事者劝”。由此引申，又更有“明年会试，多士云集。可否榜前特开一科，以算学考试”的主张。56 前一个例子说的是用心，后一个例子说的是破格，其间的主题都是洋务。同时的张佩纶自负宏通，论海防论船炮的折子更多。可见清流群里不是没有人可以与洋务人物共论一个题目。然而与洋务中人比，清流之论时务，其共有的重心则在攘夷。他们因此而与传统连接起来，也因此而与洋务区别开来。光绪八年，张佩纶由中日冲突和中法冲突论说因果事理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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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37 臣所鳃鳃过计者，恐谋国者自居贫弱，而视敌为富强，颇有苟安之心，惮为远大之举。是故言和则唯，言战则否，言偿款则有，言军饷则无，言调兵分防则勉为补苴，言增兵大举则相顾色骇。充此数弊，事机坐失，劳费转增。窃恐各国环伺，且继日本、法兰西而起。琉球不顾，必及朝鲜；越南不顾，必亡缅甸，诚可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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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39 是以“终非出于一战，不足以息岛夷之焰，而使中国百年无事”。57 以攘夷为立场，其极端则不能不言战。张之洞有一段话由攘夷说到言战，于胜败之际思之烂熟：“初战不能不败。特非战不能练海防，非败不能练战。只要志定气壮，数败之后，自然渐知制胜之方。”58 思之烂熟而后理路明晰，烂熟和明晰都说明清流之攘夷是一种自内而生的东西，因而是一种不可移易的东西。所以，其时陈宝琛统论“咸丰季年”以来内外臣工各筹洋务，深憾于“若津、若滇、若黔、若台湾诸大案”皆以和局了事，“无非张敌焰而损国威”。59 他手里的尺度显然也是来自这种不可移易的东西。于是当洋务中人以识时务和不识时务为士大夫分界的时候，清流和清议同时在以攘夷和“苟安”为士大夫分界。这两种分界都曾牵引出种种题目，几经推演，几经衍发，遂使以洋务为内容的历史过程成为一个士大夫群体因纷争而分异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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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41 清流和清议以攘夷为自觉意识。但作为一种已定的观念，攘夷和尊王一样，都是从儒学传统中延续而来的。所以，当日的攘夷虽是 19 世纪的中国人对于外来逼迫的直接回应，而其旨意和理由则是历史里的中国人所旧有和固有的。然而西人张其焰以做成中国“千古未有之变局”，显示的是 19 世纪的困厄于古无征，所以中西之折冲迎拒总是不得不与新知连在一起。与此成为对比的是，攘夷由儒学传统延续而来，守的都是义理。对于清流和清议的多数而言，这正是本来就熟悉的东西，而熟悉的东西总是用起来更顺手的东西。因此由多数形成的人群大半不能入新知。张佩纶说：“论事必贵探源，果中朝士大夫有留心洋务者，条奏可考而知，条约可购而得。如今日之九列科道，一二清流外，半皆衰庸鄙猥，即令平议，不过署干木纸尾耳。”60 他下笔论人久以傲兀为惯态，然而这段话概论当日“九列科道”之多数不识新知，却于意态傲兀之中同时写照了真实。张佩纶以“衰庸鄙猥”称之，意在把“一二清流”与这些人分开来，以说明自己与他们的不一样。但就宗旨和主张而言，这些人始终都与张佩纶所属的“一二清流”站在一起而且同归一类。他们与庙堂之外更多不识新知的士人相应和，并以其群鸣和回声共做支撑，而后攘夷才能够与“苟安”相对待而成为那个时候清流和清议的群体意识。这是一个由多数形成和支配的过程，而在多数人那里，这个过程又很容易演变为持义理以应对新知。义理能够安身立命，但义理的范围在价值。以价值应对新知，义理便常常会变成用错了地方的东西。用错地方则容易变成牛头不对马嘴，随之而来的是清流和清议的长处变成了短处。当日“以骂洋务为清流”，多见的都是这种长处变成短处之后的否塞。光绪初年，丁日昌奏议购买“水炮台”以防海，王家壁起而驳之，说是“击铁甲船，亦不外环击烟筒之一法。盖煤火所以运动轮机，烟筒为煤火热气所烘，金受火制，其坚易摧，非船身铁甲可比，环攻必能得手。舍烟筒不攻而欲以水炮台专攻铁甲，亦拙于制敌矣”。61 他在京师里做大理寺少卿，不是一个亲眼看见过“水炮台”和“铁甲船”的人，因此，这一套水战的道理都是想当然的。以想当然而能言之凿凿，正是义理化作成见，而后用历史经验中的东西去比附历史经验之外的东西，其不合尺寸是理所当然的。后来余联沅听说“直隶总督李鸿章代沈保靖、周馥进奉火轮车七辆”，上奏切言其害，先以“皇上崇实黜华，久为臣民所钦仰，必不贵异物而贱用物”立论，而后描述“火轮车”之可怕，则半是道听途说，半是猜度冥想：“抑臣又闻之，外洋火轮车行走剽疾，电发飙驰，其中机器之蹶张，火焰之猛烈，非人力所能施，并有非人意所能料者。万一有震惊属车之虞，此又臣子之心所不忍出者也。”62 其立论出自义理，而描述不得不涉新知，由此产生的判断，便大半不能中肯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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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43 与“水炮台”和“火轮车”一类涉物的议论相类似，以人论人也会不中肯綮。洋务骂清议，着眼的是士大夫整体；清议骂洋务，则多以“用夷变夏”划范围来圈定佞人与小人，着眼的常常是个体。光绪十五年丁立钧作奏折，曾按照这个标准枚举并点评了一群洋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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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45 同治年间，朝士懵于洋务，偶有谈效法外洋之便者，群相訾笑。自前巡抚郭嵩焘、丁日昌等创建邪议，专以用夷变夏，破坏中国数千年相承之治法，而议者乃竞以为然。至于近年，总督李鸿章、侍郎曾纪泽率皆迁就依违，未能力排邪议。如洋人屡次请开银行，经部奏驳，而李鸿章以为可从，率与私议草约，事几欲行。假如此议一行，则国家利权寄之洋人，其害有甚于开铁路者。李鸿章读书明理，而惑于邪说，遂至蒙昧如此，然其心犹公而非私也。至于按察使周馥，道员盛宣怀、杨宗濂、唐廷枢、马建忠辈，其人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条陈新法，多为创设，阴便私图。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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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47 这些人本自品类不齐，但在丁立钧笔下，却因为洋务而被圈到了一起。“其人屡被讥弹”说明，他为这些人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手中所执的都是清流和清议的共用尺度。但这种共用的尺度又是一种预设的尺度，以此测量人事而不做比对稽核，则其间的出入往往可以弄得很大。与丁立钧相识的张祖翼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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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49 甲午之年，予于冬初到京，但闻京曹官同声喧詈马建忠，竟有专折奏参，谓马遁至东洋，改名某某一郎，为东洋作间谍。盖以马星联之事，而归之马眉叔者。星联字梅孙，浙江举人。癸未以代考职事革捕，而遁至东洋。建忠号眉叔，江苏人，候选道，其时为招商局总办。言者竟合梅孙眉叔为一人，可笑孰甚。予逢人为眉叔表白，人尚未信。予曰：“眉叔现在上海，一电即来，何妨试之。”及言于丁叔衡太史立钧，始遍告其同馆同年诸人。即黄仲弢太史绍箕亦闻予言始知眉叔之为人，然犹不深信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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