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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51 这些话记录的是经历而不是传闻，留下来的应当是一个可信的故事。“甲午之年”即光绪二十年。“丁叔衡太史立钧”是在这一年才刚刚把马建忠和马星联分开来，并因张祖翼的介绍而对马建忠有了一点具体的了解。然而五年以前他作奏折，已富有自信地把马建忠与杨宗濂那样的人物并举，一同踹入“阴便私图”里。以五年之后比五年之前，当初的自信显然是一种没有根基的自信。事涉洋务，清流与清议多数都是局外旁观的一群。旁观见不到细节和情节，而后以预先设定的尺度做评断，便很容易与事实相脱节。在当日的中国，由士大夫的分化已经造成了士大夫的隔膜，但人在隔膜之中又大半不自觉其隔膜。所以清议论说洋务，评断与事实相脱节是常常会发生的事。其间李鸿章与洋务相始终，三十年里久被视为这个过程的中心人物，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他因洋务受时论之非议也独多。于是而有“三十年来，日在谣诼之中”65 的自叹。以“谣诼”称非议，正说明非议多，则非议之出错也多。其中错得离奇，因之而能够反照出清议与洋务之不相沟通而裂为两群的，以甲午战争之后安维峻劾李鸿章的奏折为一时之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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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53 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今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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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55 倭贼与邵友濂有隙，竟敢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尚复成何国体。李经方乃倭逆之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前已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适中倭之计。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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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57 与当日的历史做对读，这些事都是假的，然而安维峻本不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人。甲午年二月，正做小京官的孙宝暄在日记里提到“安晓峰近日劾甘肃巡抚袒庇冒籍一折”，赞为“明白晓畅，用笔如刀”。然后说：“晓峰，甘肃人，先君庚午门下士。平日讷然如不能出诸口，不论其立朝侃侃之节，有如此气概，可佩可佩。”笔下所流露，无疑有一种人品上的敬重感。但十个月之后再说安维峻，已是疾首蹙额：“昨见安御史奏稿于书肆中，其所言仍劾合肥，语多市井无稽之谈，肤浅已极，文亦夹杂，不堪入目。”67 这些话所评说的正是甲午战争之后的这一折。从二月到十二月，不过换了一个题目，“明白晓畅”就变成了悖晦和“无稽”。孙宝暄在这里用“市井”两个字说安维峻，显然是特指其奏折中的子虚乌有类同于小说和戏文里的忠奸故事。一个不是信口开河的人说了许多子虚乌有的汗漫之词，其中的大半应当是得自传闻。然而以传闻入奏折须先做辨识，以此做度量，则其判断力的程度本与忠奸故事相去并不太远。就这个意义而言，安维峻之能够做典型，正在于他用自身的矛盾提供了一个实例，使人可以看到，以攘夷为立场是如何转化为被攘夷所制限的。立场一经转化为制限，而后是中国人的义理节节内缩，与中外之间因冲击和回应而发生的实际过程越来越远，也与这个过程里的因果、成败、曲折、内省越来越远。于是清流和清议批判洋务便常常会走入一个雾气朦胧的论域，并在义理的板结和识断的懵懂中失掉儒学本有的理性清明。“市井无稽之谈”正是这样化为士大夫议论的。然而，作为中国人的文化中塑造过精神和品性的东西，清议与“市井无稽之谈”合流于斯时的中国，又内含着深深的历史悲哀。二千年来曾经为士大夫立范式的清议不能识西人带来的“千古之变局”，而太过沉重的“千古之变局”则正在一步接一步地逼出清议的亢激。王家壁、余联沅、丁立钧、安维峻都是这样产生的。但他们的同时出现也在说明：当一个又一个的亢激都在表达义理板结和识断懵懂的时候，亢激大半都成了空泛，而清议的自身其实已经开始走向式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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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59 千年清议之所以能够寄托千年公论，本在于以义理为天下立普遍性、统一性和至上性。裁断、纠正、评判、褒贬、界分都是义理之外无原由。这种狭而且深决定了千年清议不讲利害，只论是非。就前一面而言，清议体现了儒学的固性；就后一面而言，清议体现了儒学的刚性。儒学中的固性不尚应时而变，所以，在一个以利害造世变的时代里，不会讲利害的清议不能不走向式微。然而与洋务相比较，式微中的清议仍然是剧变之世里代表并伸张儒学刚性的东西。从这一面出发，则清议之不合于洋务，又包含着为中国社会守护是非和价值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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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61 三十年办洋务起伏跌宕，局中人一直在催动中国的变迁以回应外来的变局。但逼扼下的变迁又是一个不能从容并因之而常常要颠倒和偏斜的过程。当日说借法以图自强，对手和榜样始终都在彼族：“泰西各国，昔日惟英以求水师称雄，今则德、俄皆练水师与英抗衡。日本之船炮军械师法西人，亦骎骎有争霸海上之意。”以此反照中国，则“争之而兵端起，让之而得步进步，兵端亦起”。68 因此，“言王道者羞称富强，但时势使然，不得不尔”。69 其间的矛盾在于：洋务困于彼族之富强，遂不能不以中国的富强为指归，然而在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传统里，富与强本不在王道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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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63 儒学讲王道，以民本为天下之要义。梁启超后来概述“《春秋》以天统君”的道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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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65 天也者非能谆谆然命之者乎，于是乎有代表之者，厥惟我民。《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又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曰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于是无形之天，忽然变为有形之天。他国所谓天帝化身者君王也，而吾中国所谓天帝化身者人民也。然则所谓天之秩序命讨者，实无异民之秩序命讨也。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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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67 民为邦本，则君王不能不重民生。而以有限的物力为前提，与民生相对的一面便是不能不抑国家和君权。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孟子说：“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矣。”《大学》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孔孟警诫君王，《大学》限制国家，说的都是国计以民生为根本。与后来二千多年里世间的众生相做对比，这些道理当然不可用来写实。但这些道理出自儒学的本源和经典，并因之而始终悬在每一代君与臣的头上，时时都在为他们立一种人所共见的法则。康熙留下过不少诗，其中一首的题目是“康熙四十二年夏秋间恒雨为灾，山左尤甚。朕夙夜靡宁，宵旰焦劳，减膳撤乐，坐不安席，自冬至夏，自夏至秋，未尝晷刻少安。虽设法拯救，几乎难保。幸四十三年，二麦大熟，秋成颇佳，饥者未转沟壑，穷者皆得衣食。实非朕之凉德所感，赖上天之所鉴祐也。故喜而不寐，作长歌以示”。71 其间既有民本，也有民生。可见头上悬着这一套法则，心中便会不宁。身在儒学构成的精神世界里，没有人会自外于王道，所以，没有人敢把民本和民生当作可以轻而贱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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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69 但洋务追逐富强，其主体和本位都是国家。所以马建忠以《富民说》为题目作策论，而开头两句则是说“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72 于文不对题之中非常准确地表述了富与强以国家为重心，也以国家为名义的本来面目。在“列国环伺”的背景里，与“列国”相对峙的理所当然地只能是国家。王道为民生抑国家的传统因此而被自强和富强所打破。打破同时也是驱动，虽然彼时的国家依然与君权连在一起而不可剥离，还没有成为一种新的观念，然而得此驱动已能自我伸张并节节扩展。这个过程从历史中产生又从历史中获得合理性，但以国家的富强为全神贯注之所在，则这种伸张和扩展从一开始就不会有余暇把民生收入自己的视野之内。所以李鸿章办洋务三十年，而当中日战争之后“历聘欧美”，西人曾迎而评论之曰：“中堂之面目心思，但见其为中国谋得财，未尝显其为华人谋生利也。”又说：“我辈西人久知中堂于富国养民之学，素未究心，故只能计及目前，不愿谋诸永久。”73 这些话说的虽是李鸿章，而其眼光所到，已能触及三十年以洋务为内容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富强与民生相背离的过程。李鸿章以士大夫做洋务人物，与儒学相距尚在不太远之间，其实亦知“今之熟习洋务者，往往于吏治民生易于隔阂”74 的事实。“隔阂”一词用为评估，说的当然不是一件好事。然而置身于借法的内在逻辑之中，他又是最着力地把经济引入洋务的人。在他所做的推演里，凭据是西方的，经济则是国家的：“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75 以“岁入财赋”为着眼点和下手处，则旧日的政治论说里连为一体的国计民生便只能取其半截。与此对应，当日以“商务”为总称而次第出现的轮船航运、铁路、矿业与机器织布等等，其实都是由国家权力促生，并且为国家权力所支撑、扶持和督管的。与最初远离民间的效西法造船制炮相比，航运、铁路之类本属另一种东西。它们一定会伸入下层社会的生活和生计之中，并在它们所到的地方引发种种从来所没有过的变化和变迁。以原本的境况为常态，这些都是搅动。而民生一旦因国家的富强而被搅动，则搅动了民生的东西，同时也搅动了两千多年儒学留下的民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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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71 光绪六年后，朝廷有“借洋款开铁路”之议。当日倡说的要旨，一是“遇警则朝发夕至，屯一路之兵能抵数路之用”，二是“商人运货最便，可收取洋商运货之资”。76 两者都在富强的范围之内，而以常理相度，则“遇警”之日少而“运货”之日多，其目的大半应归于富国。然而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些富国的道理又是一种用国家淹掉了人世间众生苦乐和匹夫匹妇的道理。其间海军衙门请修津通铁路，盛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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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73 铁路之利在重物能引之使出，道远能促之使近，今津通本为往来大路，商贾经行并无难运之物，而车户、船户以及肩挑背负之人资以为生者，当以数万计。铁路一开，大众失业，虽曰上货、下货以及停顿之地，失业之人皆可就谋生计，然京津游手本多，万不容各安本业之愚民来兹托足。是所利者奸黠之游手，所害者数万有业之愚民，利者自利，害者自害，不相通也。朝廷矜恤为怀，常欲一夫不失其所，何忍令失业之民动逾数万乎？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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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75 他的立足点是“天矜下民”。这种意识本为士大夫所共有，因此，清流和清议都不喜欢铁路之淹掉众生苦乐和匹夫匹妇。周德润说“恐捷径一开”，则“括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也”；刘锡鸿说“西洋之政，如教艺课工、矜孤济贫、禁匪捕盗、恤刑狱、严军令、饬官守、达民情等类，与我中国政治之道多有暗合者，何以悉屏置弗道而惟火车铁路是务哉”；奎润说“夫此舟车失业之穷民，皆我国家安分守法善良之赤子也”；朱琛说“议者谓铁路之举将以有利于国也。臣愚以为国之有利与否尚不可知，而民先已受其害。夫病民利国犹且不可，况病民而未必有利于国乎”。78 同时抗疏相呼应的还有徐致祥、翁同龢、游百川、屠仁守等等。他们的深忧所结，都在于富国与恤民之间的分裂和对立。铁路引出众声喧哗，是因为轮船航运在经营多年之后已经提供了一种可以直观的事实。可以直观的事实便成为可以类比的事实。湖北巡抚奎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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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77 以湖北一省而论，臣道光年间随任湘南，曾经路过，自汉口以抵襄樊，由长江而达瓜镇，数千余里，市廛栉比，樯帆络绎，允称繁庶之区。及臣奉命抚鄂，重到此邦，顿讶其民物萧条，迥非前比。初尚以屡遭兵燹，元气或未能骤复，及至广加采访，据绅耆佥称受困之由，实因轮船畅行，民间衣食之途，尽为攘夺，江河船只顿减十之六七，失业之人不可胜计。而襄樊一带行店关闭，车户歇业，瘠苦情状，尤不堪寓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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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79 这个从“繁庶”到“萧条”的过程发生在他的眼前，由此推测铁路，便不能不想到“一有火车，则水陆皆归垄断，舟车两业及肩挑负贩之众，游手成群，何以度日”。79 其因果厘然，很容易转化为说服力。奎斌是一个疆吏，但因之而与民生更近。所以以民生为题目，当日之疆吏往往能够与清议共鸣。而借法带来的轮船和铁路则在这种共鸣里变得日益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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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81 光绪七年李鸿章表彰招商局，曾说“迄今长江生意，华商已占十分之六”。他引为兴奋的是中国轮船超过西洋轮船而据有的商业优势。而同一年里，刘坤一作奏论议及招商局，说的却是“将来日益扩充，能否广收外洋之利，尚无把握；就目前而论，招商局名为分洋商之利，其实所少者系国家之课厘，所夺者系穷民生计”。80 使他深致不满的是“华商”生意里的实际内容。合两面而观之，则以“十分之六”为比例，奎斌笔下长江沿岸的“民间衣食之途”，多半应是被招商局的轮船所“攘夺”的。刘坤一和李鸿章因逐利与生计的矛盾相抵牾，清议和洋务因富国与恤民的矛盾相辩驳，这种抵牾和辩驳翻出来的正是中国近代历史过程中内含的深刻矛盾：洋务为富强而借西法，其初心本在与彼族相竞逐。然而借来的西法以侵食为本性，从一开始便不能不在撕破旧经济的过程中实现自己，又在实现自己的过程里形成一种新的经济样式。而后是中国人用借来的西法与彼族步步艰难地相竞逐，与之同时发生而不可分离的，则是新的经济样式挟不可逆转之势节节摧折旧经济。在旧经济被摧折而趋于分崩离析的地方，附着于旧经济的万千人口便成了失其本业的落难者。当时人说：“自长江轮船畅行，平时江船生意大半为其所夺。而臣往来江上，屡乘招商轮船，所用水手，大抵皆广东、宁波、上海之人，而非湖广、江、皖平日操舟之人。”81 以此为事实，可见新的经济样式在摧折旧经济的过程中制造出来的多余人口，大半都不能为自己所吸纳。于是这些多余的人口既被抛出了旧业，又难以进入新业，与他们相伴的便只有饥寒困顿和失路之后的怨愤。就 19 世纪后期的历史变迁而言，新的经济样式为中国社会提供了近代化的内容。以此为界说，则被摧折的旧经济当然是一种落后的东西。然而彼时中国人的多数都与旧经济连在一起，从而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都与落后相因依。在这种社会构造里，摧折落后常常会演为摧折“大众”的生业，摧折“穷民”的衣食。然则民本主义由此而起，由此而激，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内容已经越出了这种界说的本来范围。清议依傍儒学而不识历史变迁，所以清议始终执民本以哀民生。但在万千中国人身处经济分解，并为经济分解所窒苦的时代里，这个天下不能没有苍生意识和普遍关怀。因此，不识历史变迁的清议倾力伸张恤民之旨义，又正是以其不识历史变迁的古老和陈旧，真实而具体地体现了这一段历史变迁中应有的矜愍和良心。以此做映衬，则洋务所主导的种种更张天然地是一个与民本和民生日去日远的过程。这个过程用国家的名义营造富强，而后是自成本位和主体的国家因致富致强而层层扩张。力倡铁路的刘铭传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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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83 不谓言者又疑为扰民也。非特室庐、丘墓呈诉者只有一二起，固不足介意；即果有二三百起之多，而事关军国，亦当权衡轻重，岂能以小不忍而乱大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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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85 兵家筹备于平时，无异决胜于临阵。王者克敌致果，初不闻以伤残物命为嫌。尚以筹备为扰民，犹之两国交绥，斤斤于不重伤，不擒二毛之说也。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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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87 而周盛传论开矿，则主张“请朝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凡产煤铁之山，不准本地绅民藉风水之说阻挠大计，违者以违制论”。83 两者都在引军法以对付民间的异议，两者都与中国文化里的教化相对峙。其藐视生民的轻而贱之，醒目地表现出国家名义下恣肆的霸道；也醒目地说明国家的伸张和民本的萎缩是互为因果的。这是一种由近代化助成的国家的独亢。然则与民本萎缩为因果的富强，又将是一种麻木不仁的富强。郭嵩焘说：“富强者，秦汉以来所称太平之盛轨也，行之固有本矣，渐而积之固有基矣。振厉朝纲，勤求吏治，其本也。和辑人民，需以岁月，汲汲求得贤人用之，其基也。未闻处衰敝之俗，行操切之政，而可以致富强者。”84 他推崇富强，却不相信麻木不仁可以致富强，在当日喜欢说洋务的人物中是个异数。这种深度的个性思考使他奇异地相近于清流和清议。但异数只能反照多数而不能改变多数，在那个时候，独亢的国家意识和麻木不仁的富强意识，都是以洋务为内容的历史过程带给中国社会的，而且它们一经出现，便会在中西交冲的推波助澜中日甚一日地成为中国社会里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并成为下个世纪里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光绪末期，湖北为西太后庆万寿，“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身在听歌之列的辜鸿铭说：“满街都是唱爱国歌者，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85 其评说的苍凉仍然表现了儒学的刚性，而清议之亢激则在式微之中渐近于冷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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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89 西人用物力打败了中国，因此洋务效西法，初则惊心，继则动心，后则用心，正视和注视的始终都是物力造成的炎炎之势：“舟车则变而火轮矣，音信则变而电传矣，枪炮则变而后膛矣，战舰则变而铁甲矣，水雷则变而鱼雷矣，火药则变而无烟矣。”86 物力以实事实功为准尺，因此李鸿章半生办洋务，自为引重的是“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87 其间的“只知”是一种自设的高度和限度。然而以实事实功为限度，则从洋务中自生而茁长的只能是实利主义和功利主义；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实利和功利的自负。是以彼时的奏折曾有以洋务为理由者追问说：“士大夫袭故蹈常，置有用之书于不求，将何以上慰宵旰？”88 显然，视“有用”为唯一，是把“有用”本身当成了洋务的价值。于是以洋务为内容的历史过程在远离民本和民生的同时，也远离了原本为这个社会提供价值的义理和道德。孔夫子讲人伦，立意在于教人怎么做人。而当日之洋务用心全在做器与做事，以此比拟孔夫子，则“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89 是圣人和人伦都已不能算作有用。而后实利和功利都成了单面的东西。洋务不倡道德，但在当日的中国，洋务又是天下之利源和利薮。造船造炮和买船买炮动辄以万千白银做计量，万千白银全是从国库里流出去的。后起的航运、电报、矿业等等，虽然多数有商办之名，而其中进进出出的本和利，很大的一部分也是与公帑相牵缠的。这些当然都属有用之事，与这些事同起于一个源头的实利主义和功利主义，其本义所指无疑是国家之利。然而在一个不倡道德的利源和利薮里，一面是郭嵩焘说的“以西法为名，一切务为泰侈”，一面是惇亲王奕说的人“不洁己”，90 国家之利遂非常容易转化为私人之利。而后“侵渔”、“中饱”、“浮冒”、“贪污”、“侵蚀”、“罔利”、“肥私”等等非法逐利的名目，便在三十多年里常常要与洋务中的人和事相挂连，激出清流和清议一遍一遍地持道德以批判不讲道德。在这个过程里，儒学的刚性做成了 19 世纪中国最后的义利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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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91 光绪初年刘锡鸿说：“士习不端，经管支销银数最难得人。外洋工料尤易浮冒，报价每至四五倍之多。粤东仿制三火小洋枪，民间购买每杆银洋二圆半，而官中报价则每杆六两，前十数年盖如此，各省恐亦不免。故人谓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虽言之太过，实属有因。”91 他所说的是由制造而肥私。十二年后朱一新奏论“购炮买船近多浮冒”，举“从前董梦兰、蔡钧等之朋谋诬罔”，连类以及“此外购办枪炮之员，以贱为贵，以旧为新，欺饰侵吞，弊可胜道”，而后以“李凤苞承办定远等三艘，人言藉藉”为可忧。92 他所说的是由购买而肥私。刘锡鸿在叙述里上溯“前十数年”，朱一新的叙述又在刘锡鸿之后十数年，因此，以时间做估算，两者所共指的“浮冒”显然是洋务里富有长久生命力的东西。而在这种漫长的时间跨度里，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广东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基隆煤矿、电报局以及后来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都曾有主其事的人物因营私而被劾被议。直到光绪三十二年工部的奏报还在说“外省开销，尤以涉于洋务者为独巨”，而其间“奏称核实请销于前，而承办人员复以侵冒被劾于后”，93 账目多成具文。由此连成的一片广度，又说明了“浮冒”是洋务里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些事实的普遍产生和长久存在，都显示出实事实功与道德衰颓在洋务里的深深胶结和难分难解。然而个体的“浮冒”、“侵渔”、“中饱”、“罔利”、“贪污”在那个时候不仅是无廉耻的，而且是不合法的。无廉耻和不合法，则不能不以掩藏为常态。与之相比更肆无忌惮从而更触目的，还是实利主义和功利主义在没有限度中走向极端，用君权的名义逐利，并因之而用君权的名义作践与轻贱士大夫的廉耻和志节。光绪朝中期屠仁守作《奏请停止海军报效疏》，痛责海军衙门为筹款而开“报效”之门，遂使“佥壬干进”纷纷以“报效”为“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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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93 革员杨宗濂，谕旨所谓声名平常，不应调办要差者也，以万金而录用；革员姚宝勋，以置房赁作妓寮被参，谕旨所斥为卑鄙无耻者也，以万金而开复；故入人罪如马永修，弊混公帑如陈本，系不准捐复者也，皆以报效湔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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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95 以这些人为样式，显然是无廉耻的事和不合法的事都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做。无廉耻和不合法可以立于光天化日之下，然则士大夫的德行自砺和德性自尊便成了不必有和不足道的东西。由此形成的是一种善恶模糊。人在模糊之中，则会不知所适。海军衙门因“报效”而得到了实利，但受重创的却是二千多年儒学在人心中构筑起来的道德界限。所以屠仁守劾“报效”，叙事之后还要论义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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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97 国所以立者，纪纲法度而已。流品淆，官方何由澄叙？名器滥，典则何由昭垂？劝惩倒置，又何以厉世而磨钝？理财而财失，任人而人欺，以二百余年未有之弊政，一旦行之不疑，既亏定制，又拂群情，使天下疑朝廷惟利是视而不顾义之安，惟功是图而不念道之悖。纪纲法度，悉堕于冥冥之中，虽欲振之，其将莫及。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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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99 他说的都是老生常谭。然而在没有限度的实利主义和功利主义四处漫溢之日，“惟利是视而不顾义之安，惟功是图而不念道之悖”所表达的道理，却是那个时候唯一能够与之相抗而且相遏的道理。“义”与“利”对举，“道”与“功”对举，都说明实利和功利并不是人世间唯一靠得住的东西，所以实利和功利都应当有限度。等到后来“练兵处祖袭海军故智，仍用报效之法罔利鬻官，辇金求进者自十万以至数十万不止，监司部郎上下不甚贵重，动以京堂相答谢”。95 此时已在 20 世纪，其场面比海军衙门又大了许多，而“虽欲振之，其将莫及”也已不远了。以后来比当时，既可以看到清流和清议的义利之辨言之而中，又可以看到利孔大开的世界中义之不能敌利。言之而中说明老生常谭而能谭得下去，其中自有真知透辟；义之不能敌利则说明清议趋于式微的时代里，真知其实是走不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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