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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以后的贤人即使怀有为君主忧虑、哀痛的情操，忠诚、正直的节义，然尚且迟疑不决，观望探听。因此，忠臣必须要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显出他的节操；贤能的官吏必须要遇到明察的君主，才能成就他的功业。所以圣明的君主总是要求自己，而不责求臣下。大凡作为国君，法令策略严明而赏罚必行的，即使不出一言，天下局势也自然安定；法令策略不严明而赏罚不一定执行的，即使每天发号施令，而天下局势也自会混乱。所以，局势安定的，即使将国事委托给大臣也不会混乱；局势混乱的，即使君主再辛苦也治理不好。尧、舜垂衣拱手，不需要亲力亲为，而治理天下绰绰有余，这是因为天下局势安定；胡亥、王莽不停奔忙，而仍然不能使天下大治，这是因为天下局势混乱。所以说，明白事理的人谋求改变局势，而不责难别人。因此，圣明的君主详究法度，颁布教令，不怀私心行事而扭曲法律，不轻慢教化而损辱政令。所以臣下敬重君主的话并奉行他的禁令，竭尽其全力来与自己的职位相称。这是由于法令策略严明的缘故。因此，圣人显示其公正之心于仁德之中，隐藏其公正之心于法令策略的作用之中，神妙地潜移默化，使人民都能与之相适应，然后使国家安定而成就其功绩。功业惠及百姓，美好的声誉传于世上，然后君主才能称得上英明，臣子才能称得上忠诚。这就是所谓“君主的英明靠臣下才能建立，人臣的忠诚要靠君主才能成就；两个人同心同德，其锋利可以截断金属”的道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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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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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德化，即道德教化。《礼记·学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意思是建立一个国家，领导全国人民，要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此处的教育指的就是古圣先贤的伦理道德教育。只有通过这样的教育，人民的性情才会归于纯正，社会风俗才会归于淳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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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1）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上君抚世（2），先其本而后其末，顺其心而理其行。心情苟正，则奸慝（3）无所生，邪意无所载矣。是故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故曰（4）：“听讼（5）吾由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导之以德，齐之以礼（6）。”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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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苞：通“包”。孕育，养育。（2）抚世：治理天下。（3）奸慝：奸恶的心术或行为。（4）“故曰”下三句：语出《论语》。（5）听讼，听理诉讼、审案。听讼吾由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语出《论语·颜渊》。（6）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语出《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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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君主治理国家，最大的莫过于（坚持）道义，最盛的莫过于（修养）德行，最美好的莫过于（推行）教导，最神妙的莫过于（实现）化育。道义是用来守持国家的，德行是用来养育万民的，教导是用来觉悟百姓的，化育是用来引导百姓达和谐的。人民有其禀性和情感，有其风气和习俗。禀性情感，是心理、是根本；风气习俗，是行为、是末节。古代君王治理国家，先注重根本，后治理末节，顺应百姓的心理而规范他们的行为。心理、情感如果端正，那么奸恶的心行就无从产生，邪恶的念头也就无处立足了。因此，古代的圣王不致力于管理民众的事务，而致力于治理人民的内心。所以孔子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是一样的，重要的是必须使诉讼不再发生。”“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义来规范百姓”。人民彼此亲爱，就不会有互相伤害的想法；行事想到道义，就不会有奸诈邪恶的念头。像这种状况，不是法律所能支配的，也不是严刑所能强迫的，这是教化所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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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圣人甚尊德礼而卑刑罚，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1），而后命皋陶以五刑三居（2）。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3）民短而诛过误，乃以防奸恶而救祸败，捡（4）淫邪而内（5）正道耳。民蒙善化，则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恶政，则人有怀奸乱之虑。故善者之养天民（6）也，由良工之为曲豉（7）也。起居（8）以其时，寒温得其适，则一荫（9）之曲豉尽美而多量。其遇拙工，则一荫之曲豉皆臭败而弃捐。今六合（10）亦由一荫也，黔首（11）之属，犹豆麦也，变化云为（12），在将者耳。遭良吏则皆怀忠信而履仁厚，遇恶吏则皆怀奸邪而行浅薄。忠厚积则致太平，奸薄积则致危亡。是以圣帝明王，皆敦（13）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民之生世也，犹铄金（14）之在炉，方圆薄厚，随熔制耳。是故世之善恶，俗之薄厚，皆在于君主。诚能使六合之内，举世之人，咸怀方厚之情，而无浅薄之恶，各奉公正之心，而无奸险之虑。则羲、农（15）之俗，复见于兹，麟龙鸾凤（16），复畜于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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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尚书·舜典》：“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契，人名，传说中商的祖先，舜时佐禹治水有功，任为司徒，封于商，赐姓子氏。敷，施予、施行。五教，即五常之教，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道德的教育。（2）皋陶以五刑三居：《尚书·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五刑，五种轻重不等的刑法，秦以前为墨、劓、剕（刖）、宫、大辟（杀）。三居，古代依罪行的轻重分别将犯人流放到远近不同的三个地方。《书·舜典》孔传：“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3）司：通“伺”。侦察，探察。（4）捡：约束。（5）内：“纳”的古字。使进入。（6）天民：指人民；普通人。（7）曲豉：用大豆发酵制成的调味品。也叫豆豉。（8）起居：举动，行动。（9）荫：指地窖或暗室。（10）六合：天地四方。（11）黔首：古代称平民、老百姓。（12）云为：言论行为。《易·系辞下》：“变化云为，吉事有祥。”孔颖达疏：“或口之所云，或身之所为也。”（13）敦：崇尚，注重。（14）铄金：指熔化的金属。（15）羲、农：伏羲氏和神农氏的并称。（16）麟龙鸾凤：麟，麒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形状像鹿，头上有角，全身有鳞甲，尾像牛尾，古人以为仁兽、瑞兽。鸾，即鸾鸟，传说中的神鸟、瑞鸟。凤，即凤凰，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雄的叫凤，雌的叫凰。此四物皆象征祥瑞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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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圣明的君主非常尊崇道德礼教而轻视刑罚。所以舜先诏令契来恭敬地施行五常之教，而后才命皋陶使用五种刑法，对犯人的放逐要区别出远近三等。因此，凡是制定法令的人，不是为了窥探百姓的短处，从而惩罚他们的过错，而是为了防止奸恶而拯救灾祸败乱、约束邪恶而使之纳入正道。百姓受到善良的教化，那么人们就会有士人君子的存心；遇到恶劣的政治，那么人们就会怀有奸邪作乱的想法。所以，贤善的君主养育人民，犹如优秀的技师制作豆豉一样。举动要适时，温度要合适，那么这一窖的豆豉就会味道鲜美而产量多。假如遇到笨拙的工匠，那么这一窖的豆豉就都会发臭腐烂而被扔掉。现在天下也如同一个地窖，百姓则如同豆、麦，其言论行为的变化，在于领导他们的人。百姓遇到好的官吏，就都会心怀忠诚信义而践行仁爱宽厚；碰到不良官吏，就都会心怀奸诈邪恶而行为浅薄。积累忠信仁厚就会实现天下太平，积累奸邪浅薄就会导致天下危亡。因此，圣帝明王都注重德教而轻视严刑。道德，是用来修养自身的；威刑，是用来治理人民的。百姓生活在世上，犹如熔化的金属在炉中，是方是圆，是薄是厚，都随着熔炉的形状来制作。所以，世间的善与恶，风俗的薄与厚，都在于君主。果真能让普天之下、举世之人，都怀有正直厚道的性情，而没有浅薄的恶行，各自奉献公正之心，而无奸诈阴险的想法，那么伏羲、神农时代的风俗就会重现在眼前，麒麟、祥龙、鸾鸟、凤凰这些瑞兽祥鸟，就又会聚集在郊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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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译注 卷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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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寔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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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崔寔政论》为东汉政论家崔寔所著。《隋书·经籍志·法家》著录为六卷，《旧唐书·经籍志》作五卷。原书宋时已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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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寔的主要活动时期，几乎和桓帝朝相始终。这时已是东汉政治经济的黑暗和破坏时期。从《群书治要》所收《政论》部分内容看，是文深刻地分析论述了东汉后期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一系列重大问题，指出为政者须居安思危，励精图治，明辨忠奸，善用贤能；强调严明法度，信赏必罚，以民为本，重农抑商；并针对当时下层官吏俸禄菲薄，贪赃枉法屡有发生，一年数次大赦而致犯罪愈加猖獗等现象，提出了重爱臣属、厚俸养廉、慎言赦免、根治犯罪等一系列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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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重刑”思想。由于桓帝时的腐败统治，导致社会犯罪率大增，针对这种现实情况，崔寔认为“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德”“刑”的用途，因时而异。当时是“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的乱世，应当用重刑治理。他赞扬汉宣帝采取严刑峻法，使社会安定；批评汉元帝奉行儒术，“多行宽政”，成为西汉王朝“基祸之主”。北宋司马光认为崔寔的这种严治之说，针对时弊，可以“矫一时之枉”。不过司马光又申明，此“非百世之通义”，只有“宽猛相济”才能“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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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在《后汉书》中称赞是文“指切时要，言辨而确，当世称之”“言当世理乱，虽晁错之徒，不能过也”。仲长统称赞说：“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意思是，《政论》可作为君主的座右铭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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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收录《政论》，专取精实，而腴语美词，芟除净尽。然于当时积弊，已胪列无遗。治乱兴亡，古今一轨。故足可为后世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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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崔寔（公元103年—公元170年），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东汉后期著名思想家、政论家。幽州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一带）人。出身官宦世家，是东汉著名文学家崔骃之孙、崔瑗之子。祖父崔骃以文学留名，父亲崔瑗以书法留名，崔寔则以《政论》青史留名。少时沉静，喜好典籍。父卒，隐居墓侧，三年服终，三公推荐出仕皆不就。桓帝初（公元147年）以“至孝独行”官至议郎（著作官），并曾参与撰述本朝史书《东观汉记》。后被任为五原（今内蒙古地区）太守，有政绩。因病被征召还京，拜为议郎，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冀因罪被诛，崔寔因是其故吏而被免了官，禁锢了几年。这时鲜卑多次犯边，崔寔经司空黄琼推荐，出任辽东太守。适值其母病故，请求归葬行丧。服丧后，召拜尚书。他因“世方多难，称疾不视事”，数月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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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寔一生寒素，为政清廉。其父去世时，他变卖田宅，为起坟墓，立碑颂，因此“资产竭尽”，乃以酿酒贩卖为业，时人多以此讥笑之。但崔寔以此为业，仅为生活所需，“取足而已，不致盈余”。后“历位边郡，而愈贫薄”。死时“家徒四壁，无以殡殓”，朋友“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熲”等“为备棺椁葬具”，“大鸿胪袁隗立碑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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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寔明于政体，多有著述。《政论》一篇专论当世之事，对现实直言抨击，为其代表作。他并著有《四民月令》一书，为后世研究古时农业及经济的重要典籍，其部分内容收录在《齐民要术》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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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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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群书治要》节录的《政论》，在“天明本”“元和本”中均无章题，而在“金泽文库”本中则保有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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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首先指出，国家政事衰败的原因是由于领导者不能敏锐地觉察到社会风俗的变化，习乱安危。并指出，要根据时代的不同，依时而定制，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思想。同时指出，治国必须依靠贤才，为君者必须善于甄别贤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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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皆赖明哲（1）之佐、博物（2）之臣。故皋陶（3）陈谟（4）而唐、虞（5）以兴，伊、箕（6）作训而殷周用隆。及继体（7）之君，欲立中兴（8）之功者，曷尝不赖功贤哲之谋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9）日久，俗渐弊而不寤，政浸（10）衰而不改，习（11）乱安（12）危，逸（本传逸作忲）不自睹（13）。或荒耽嗜欲，不恤（14）万机（15），或耳蔽箴诲（16），厌伪（17）忽真，或犹豫岐路（18），莫适所从，或见信（19）之佐，括囊（20）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是以王纲（21）纵弛（22）于上，智士郁伊（23）于下。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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