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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本篇阐述了要采用种种不同的方法、措施才能达到治国目的的道理，这是自然规律（天道）在人类社会（人道）中的自然体现，宜悟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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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天地至神，不能同道（1）而生万物；圣人至明，不能一检（2）而治百姓。故以异致同（3）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4）者，圣人之治也。既得其道，虽有诡常之变，相害之物，不伤乎治体矣。水火之性，相灭也，善用之者，陈釜鼎乎其间，爨（5）之煮之，而能两尽其用，不相害也。五味（6）以调，百品（7）以成，天下之物为火水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间，则何忧乎相害，何患乎不尽其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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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同道：同一思想，同一原则。（2）检：法式，法度。（3）以异致同：战国时名家惠施提出的名辩论题，认为事物中存在小同异和大同异两种。人们对不同事物的认识有一致的和不一致的，这种认识上的同或异，为小同异。而万物具有完全相同的一面，即都离不开存亡变化，又有完全相异的一面，即各自的变化又不一样，此为大同异。以异致同，即能够统一不同的权变方法。（4）因物制宜：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条件，制定相应的妥善措施。（5）爨：音篡，烧，烧煮。（6）五味：甜、酸、苦、辣、咸。泛指各种味道。（7）百品：各种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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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天地最神奇，也不能用同一方法生出万物；圣人最贤明，不能以一种法则就能治理好百姓。所以，用不同的方法达到相同的目的，是天地的规律；根据事物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宜的措施，是圣人的治国法则。既已得到适宜的治国方针，即使有异常的变故、互有伤害性的事物，也不会损害治国之根本。水火的特性是彼此相灭，善于运用水火的人，把釜鼎安放在水火之间，点火烧之，水火都可各尽其用，二者互不伤害，再用五味来烹调，则百样食物都能做成。天下事物，如同水火般相害的很多，如果安放“釜鼎”于它们之间，何必担忧它们彼此伤害呢？又何必担忧不能物尽其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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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译注 卷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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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子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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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袁子正书》，晋袁准著。袁准为曹魏郎中令袁涣第四子，入晋后，为给事中。以儒学知名，忠信公正，不耻下问，性恬退。正史无传。著书十余万字，主要论治世之务。其书宋代以后亡佚。今辑佚所得，共计一万五千余字。因受唐代名臣魏徵的推崇而入选《群书治要》，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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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准的治世思想倾向于儒法并重。如在《礼政》篇中，他提出，治理国家，要德治和法治并举，才是“治之至也”。他认为“仁义、礼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他进一步论述说，只偏重法治而轻视德治，必然会造成“久则民忽，民忽则怒”的后果。相反，只抓德治，则忽视法治，必然会造成“有仁义而无刑罚，则民慢，民慢则奸起”的后果。所以他认为治国要“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两通而无偏重”，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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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准明确提出了富民思想。他认为：“夫民者，君之所求用也。民富则所求尽得，民贫则所求尽失。”并指出：“夫唯君子而后能固穷。故有国而不务食，是责天下之人而为君子之行也……有民而国贫者，则君子伤道、小人伤行矣。”（《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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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辑录的《袁子正书》篇目有《礼政》等十七篇。魏徵在给唐太宗的谏言中多有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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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袁准（约于公元220年—公元300年间在世），一名袁准，字孝尼，晋陈郡扶乐人，三国魏名臣袁涣之子，当时杰出的政论家。入晋后，官至给事中。与嵇康、阮籍相熟。精读经史，著述丰富，多有个人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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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卷八十三《袁瓌传》附从祖准传：“准字孝尼，以儒学知名，注《丧服经》。官至给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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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魏书·袁涣传》，裴松之注引《袁氏世纪》曰：“准字孝尼，忠信公正，不耻下问，唯恐人之不胜已。以世事多险，故常恬退而不敢求进。著书十余万言，论治世之务。为易、周官、诗传，及论五经滞义、圣人之微言，以传于世。此准之自序也。荀绰《九州记》称准有俊才，泰始中为给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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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载，袁准曾经想向嵇康学习《广陵散》，嵇康吝惜固守，不肯传给他。后来嵇康被杀时，神态不变，向人要过琴来弹奏，弹了一曲《广陵散》。曲子奏完，他说：“袁孝尼曾经向我请求学习这支曲子，我舍不得传授给他，《广陵散》从今以后断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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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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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本篇是袁准治国思想的总纲。袁准认为，仁义、礼制、法令、刑罚这四点是治国的大要，其中，仁义、礼制是根本，法令、刑罚是辅助。以仁义治国虽然显得柔弱，却能持久；以刑杀治国显得强硬，但是却会加速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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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治国之大体（1）有四：一曰仁义，二曰礼制（2），三曰法令，四曰刑罚。四本者具，则帝王之功立矣。所谓仁者，爱人者也。爱人，父母之行也，为民父母，故能兴天下之利也。所谓义者，能辨物理（3）者也，物得理，故能除天下之害也。兴利除害者，则贤人（4）之业也。夫仁义礼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夫礼教之治，先之以仁义，示之以敬让（5），使民迁善（6），日用而不知也。儒者（7）见其如此，因谓治国不须刑法，不知刑法承其下，而后仁义兴于上也。法令者赏善禁淫，居治之要会（8），商韩（9）见其如此，因曰治国不待（10）仁义。不知仁义为之体（11），故法令行于下也，是故导（12）之以德，齐（13）之以礼，则民有耻，导之以政（14），齐之以刑，则民苟免（15），是治之贵贱者也。先仁而后法，先教而后刑，是治之先后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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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大体：大要，纲领。（2）礼制：礼仪制度。（3）物理：事物的道理、规律。（4）贤人：学习圣人的教诲并付诸实践的人。（5）敬让：恭敬谦让。（6）迁善：去恶为善，改过向善。（7）儒者：儒家学者。（8）要会：主旨，要旨。（9）商、韩：商鞅、韩非。代指法家。（10）待：依靠。《商君书·农战》：“主待农战而尊。”（11）体：国体。治国的大政方针。（12）导：引导，教导。（13）齐：动词，使……整齐有序。引申为管理。（14）政：政令。（15）苟免：苟且免于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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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治理国家的纲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仁义，二是礼制，三是法令，四是刑罚。这四个方面具备了，帝王的功业也就确立了。所谓“仁”，就是爱人。爱人，是为人父母的品行。能做百姓的父母，所以能兴办有利于天下百姓的事。所谓“义”，是能认识事物的规律。做事合乎规律，所以能为天下百姓消除灾害。兴利除害，是贤人做的事情。仁义、礼制，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令、刑罚，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没有根本则国家不能建立，没有手段则治国不会成功。礼教治国，首先要讲仁义。用恭敬谦让的品行做示范，使民心在不知不觉中改恶向善。儒家学者看到这个方面，就说治理国家不需要使用刑罚。不懂得要用刑法作为后盾，然后才能大兴仁义。法令是奖励善举、惩治恶行的，这是治理的要旨。商鞅、韩非之辈看到这个方面，就说治理国家不需要仁义。不知道仁义是治理国家的主体，因此才用法令来作为管理国家的后盾。所以用仁德来引导，用礼制来管理，百姓就会知廉耻。如果以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治理，百姓就会只图免于刑罚。这是治国方略的高下之别。先讲仁政而后讲法治，先行教化而后行刑罚，这是治理国家的先后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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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夫远物难明，而近理易知，故礼让缓而刑罚急，是治之缓急也。夫仁者使人有德，不能使人知禁，礼者使人知禁，不能使人必仁，故本（1）之者仁，明（2）之者礼也，必行之者刑罚也。先王为礼（3）以达人之性，理刑以承礼之所不足，故以仁义为不足以治者，不知人性者也，是故失教。失教者，无本也。以刑法为不可用者，是不知情伪（4）者也。是故失威，失威者不禁也。故有刑法而无仁义，久则民忽（5）。民忽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法，则民慢（6）。民慢则奸起也。故曰：“本之以仁，成（7）之以法，使两通而无偏重，则治之至（8）也。”夫仁义虽弱而持久，刑杀虽强而速亡，自然之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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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本：作为根本。（2）明：显明。（3）为礼：制定礼法。（4）情伪：伪诈。（5）忽：不重视，忽略。《说文》：“忽，忘也。”（6）慢：怠慢。（7）成：促成。（8）至：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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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深远的道理不易明了，眼前的道理容易了解。所以恭敬礼让的教化要慢慢来，而刑法的治理讲究快，这是治理国家的缓急之别。有仁德的人可以使人有德行，却不能使人知道禁忌。讲礼法的人能使人知道禁忌，却不一定能使人懂得仁爱。所以仁义是教化的根本，显示仁义的是礼制，使人必须遵守礼制的是刑罚。古代先王制定礼法来实现人们本性的仁义，调整刑罚来弥补礼制的不足。所以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国，是不懂得人性本善，于是就缺乏教化，缺乏教化的治理就失去了根本。认为刑罚不可以治国的，是不了解人习性的伪诈，于是就失去威慑，失去威慑就不能禁止恶行。所以有刑罚而没有仁义，时间久了百姓就会疏忽，百姓疏忽就会发生叛乱。有仁义而没有刑罚，百姓就会怠慢，百姓怠慢，就会作奸犯科。所以说，以仁义为根本，以法律为辅助，使两者结合而不偏重，这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仁义教化虽不显著，但是效果持久。刑罚效果显著，却会加速国家的灭亡。这是治理国家的自然之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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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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