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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国语·晋语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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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拙作：《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09页及第376—377页；廖基添：《客·宦·吏：战国至魏晋舍人的身份变迁》，北京大学2009年学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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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日本天武天皇二年（674年）下诏：“夫初出身者，先令仕大舍人。”这种“大舍人”的制度，构成了内舍人、大舍人、三官舍人等的基础。参看陈伟：《论日本古代国家官僚制度的形成过程》，《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日本大和国的“舍人”、“大舍人”、“左右舍人”，是大王和贵族的亲近，这个官名是从中国学去的。参看王金林：《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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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四《门生》。《日知录集释》，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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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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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贺昌群：《汉唐精神》，收入《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0—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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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史云贵对郎官的外朝化也有讨论。参看其《外朝化、边缘化与平民化：帝制中国近官嬗变述论——以郎官系统为研究个案》，《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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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学者认为，战国的“相邦”（即汉以后的相国），来自三晋卿大夫的家臣“相室”。李玉福：《秦汉制度史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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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文献通考》卷四九《职官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0页中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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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唐春生：《南朝学士考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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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高慧斌：《南朝侍从讲读制度的发展与变迁》，《南都学刊》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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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八》引致堂胡氏，第489页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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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杨果：《中国翰林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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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毛蕾：《唐代翰林学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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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王涛：《洪武时期的近侍官》，北京大学历史系2009年硕士论文，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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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叶向高：《纶扉奏草》卷五《推转翰林各官揭》，《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81册第600页下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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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二》：“内阁固翰林职也。嘉、隆以前文移关白犹称‘翰林院’，以后则竟称‘内阁’矣。”明朝内阁与翰林院关系，参看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第29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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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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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圣祖仁皇帝圣训》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11册第202页下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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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章太炎：《检论》卷七《官统上》，《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三册，第5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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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陶希圣、沈巨尘：《秦汉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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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李俊：《中国宰相制度》，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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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十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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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张东光：《唐代的内供奉官》，《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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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赵冬梅：《唐五代供奉官考》，《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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