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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侯方域《额吏胥》：“吏胥日以伙，每县殆不止千人矣。……今天下大县以千数，县吏胥三百，是千县则三十万也。”《侯方域集校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上册第534—535页。又清人游百川《请惩治贪残吏胥疏》：“州县为亲民之官，所用吏胥本有定额，乃或贴写、或挂名，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二《吏政七》，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617页。极端的例子是道光朝的四川巴县，衙役达7000人之多。刘衡：《蜀僚答问》，引自《牧令书》卷十七《刑名上》，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电子扫描版，第44页。清代四川巴县的吏役，可参李荣忠：《清代巴县衙门书吏与差役》，《历史档案》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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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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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王雪华：《清代吏胥制度研究》，第52页。她以全国1300个州县、每州县有吏胥1000人来统计。其中包括经制吏、非经制吏及大量挂名吏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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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周保明：《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第129页。据嘉庆上谕，仅直隶一省百余州县，就有差役十余万。“按照这个估计推而广之，全国有近200万差役当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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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基层自治”是一种很有影响的论点。韦伯认为，“事实上，中华帝国正式的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中央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古德认为：“在中华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一直维护着乡村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家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费孝通先生说：“皇权统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田成有先生认为，自秦朝以来中央政府的权力机构只达到县一级，而县以下还留有广阔的未完全实现有效管理的空间。《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1—52页。这类论点已遇到广泛怀疑。秦晖先生指出，家族与宗族并不能提供有效的乡村“自治”资源，乡村也并不处于“无政府状态”。见其《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收入《传统十论：本土文化的制度、文化和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页。我们认为，从制度上说，传统农村是一个编户齐民的社会、官吏管理的社会；虽然官吏的行政管理经常失效，但不等于制度上允许“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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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汉书》卷十二《平帝纪》注引如淳：“诸官吏初除，皆试守一岁乃为真，食全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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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5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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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何德章先生云：“东汉时低级官吏升任高级官吏仍须保留原秩石等级试用一年。”《中国俸禄制度史》第2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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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后汉书》卷四《和帝纪》注引《汉官仪》：“羽林郎出补三百石丞、尉，自占。丞、尉小县三百石，其次四百石，比秩为真，皆所以优之。”语中所提到的“比秩为真”，就反映了在“为真”之前的试守期中，一般使用“比秩”。“皆所以优之”是指给了羽林郞外补的较优待遇，允许他们直接“为真”拿全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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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张德信：《明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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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第四章 品秩的构成要素三：薪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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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承担公职，其主要寻求之一就是经济回报。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有言：“千里为官只为财”，“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1)。现今很多店铺都供财神爷。很有趣的是，中国的文财神、武财神，全都戴着官帽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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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官员法定报酬的薪俸，是品秩的一种构成要素；或者换个说法，品秩是发放薪俸的一个尺度。薪俸是王朝对官员履行公务的报酬，同时也是实施政治行政调节的手段，甚至是一种社会分配的形式。不同的薪俸额度与样式，适应于不同的政治形态，可资窥探传统官僚体制的很多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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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薪俸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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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有言：“无功不受禄。”就是说，“禄”应该与“功”相称。薪俸发放的最基本原则，就是按劳取酬。“劳”是可以计时计量的，同时还涉及权责、技能、环境等条件。劳务较重、权责较大、技能较高、工作条件较艰苦，则定薪较高。清朝的胥役，捕快每年的工食银达十一二两，皂隶、禁卒约6两，钟鼓夫才1两多，这是因为捕快的责任重、风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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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能由此认为，薪俸仅仅是一个按劳取酬的问题。“按劳取酬”只是规划薪俸的原则之一，却非全部，此外还有更多考虑。在官僚组织内部，薪俸的额度和样式是政治行政调节的手段，如同杠杆一样，善加利用就可以提高行政效率、改善人员管理，调节不同政治势力的利益分配。在“官本位”的体制下，不能认为薪俸仅仅是“劳务报酬”，它也可能具有“身份报酬”的性质。而在官僚组织外部，官僚收入事涉社会分配，因而也是政权性质与政治形态的体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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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来推敲在薪俸的安排上，可能发生哪些等级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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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俸与无俸 古罗马共和国的官员没有薪酬，那是很特殊的(3)。在中国古代，大多数的情况下官员有俸。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还存在着无俸的官职。例如在战国、秦及汉初的一段时间里，“宦皇帝者”职类没有薪俸，他们靠君主直接提供廪食。这是一种情况。北魏前期百官无俸，则是部落传统的影响：部落大小首领各有各的生计，用不着部落领袖统一提供俸禄。这是第二种情况。唐朝后期，散官、试官、散试官、检校官（或大部分检校官）无俸，这些品位性官号主要用来维系地位、计算官资。这是第三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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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厚与微薄 俸额是薪俸最重要的问题。有些王朝为官僚提供了优厚薪俸，有些王朝则采用薄俸政策。薄俸减轻了政府与民众负担，但会推动官吏寻求法外收入，使贪污纳贿普遍化，并招致社会谴责；厚俸虽满足了官僚的经济要求、降低了官僚抱怨的音量，但又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增加管理的复杂程度和赋税的沉重程度。厚俸与薄俸，无疑是探求其时官僚政治特点的一个入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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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与项目 现代薪俸的形态，通常是货币工资。货币工资性质单纯，可以大大简化和精确量化薪俸的支付，从而降低管理成本。而在中国古代，官员的报酬还可能采用田土、人力、谷物、绢帛、货币等不同形态。直接给予田土、人力的做法相当原始，谷物俸禄就先进得多了，货币薪俸的进化程度最高，与现代相同了。同时，文官的薪俸与开支往往又由多种项目构成，以便更精细地计算支付，比如今天的工资条上就有繁多项目。但薪俸的项目结构，在各时代的简洁与繁复程度也不相同。薪俸形态与薪俸项目在理论上有4种组合：形态与项目都简单，形态与项目都复杂，形态多样而项目简单，形态简单而项目多样。周代的采邑与禄田，以及汉代的禄秩，可以归入“形态和项目都简单”一类；唐宋薪俸包括田土、人力、谷物、货币等多种形态，其项目也是复杂化了的；清朝薪俸主要是银两，形态简单，在长官实际可支配的开支中一度包括多种项目，但后来简化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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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资与退休 年功工资和退休金，是在“按劳取酬”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人”的因素，针对整个公职生涯而提供的报酬。它超越了简单的“按劳取酬”，是“人性化”了的。中国古代与年资相关的薪俸，一般要以“阶”为中介环节，即通过考满进阶，进而据阶加俸。汉代大部分时候，官员致仕之后即无俸禄，除非皇帝特赐。唐宋官僚的致仕待遇相对优厚，明清再趋简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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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官与外官 中央官与地方官的薪俸，很多王朝分开处理。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京师的工作条件与政治机遇，通常优于地方；而地方的情况，又是千差万别的。不过，有些时候外官厚而京官薄，有些时代外官薄而京官厚。还有更复杂的情况，如唐前期俸禄，从官俸和手力说，厚于京官而薄于外官；而从职田看，外官多于京官。即就外官而言，也可能有不同处理。东汉县官之秩分三百石、四百石、六百石、千石4等，郡守则都是二千石，朝廷另从仕途上区别大郡、小郡，即如小郡迁大郡之类。这一点，本书第二章第5节已经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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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任与非正任 薪俸是管理编任资格的手段之一。通常的情况，是正编官吏薪俸较高，增编、编外者往往不给全俸，候补、见习、试用者不给全俸，甚至无俸。历史后期，大量的编外吏胥只能以收费纳贿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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